每个人的这个人生过程，是有不同的际遇。很多侨胞刚出国的时候，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一个开始。经过这个阶段以后，才感觉到有些东西的经验是非常可贵的。大家都有这个心境，就是希望这一段历史不要让后面的人重蹈覆辙，尽量能够协助他们。所以下面，我想反映我们温州人的一些情形。
温州人这个群体，刚刚大使也讲过，我们有6000万在外面的华侨，温州人就有60万。据我未经证实的一个了解，其他地区的人大概只有两个地区可以跟我们温州一样有这么多的人在外面。一个是潮汕，另外一个就是福州。所以这三大类体系里面，大概是比较多人在国外，或者潮汕人在国外的时间是比较久，他们也都非常非常爱自己的祖国，爱我们中华民族的。今天到欧洲，很难不碰到温州地区的人，到美国的纽约也很难不碰到温州人，甚至到这些地区你不用讲当地的话，讲温州话就可以。
如果人生碰到这种机遇，是很难得的。我常常希望用一个正面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机遇问题。有这个机遇，不去提升、创造出更大的东西的话，这是我们个人的错。现在有这样的机会，希望我们温州人一定要做这个事情，那我们就应该挺身而出做这个事情，这个机会不能放弃，不能说“这不是我家的事就不去做”。60万温州人在全世界已经有这样的布局，这个布局是其他人做不到的话，那我们在世界各个领域应该要多做一些其他人做不到的事情。当然中国人已经做了很多事情，但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这个事情就不能放弃。
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人不能永远留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你只能做这么多的事情，那么传承的事情怎么去做？要做无缝隙的传承，这一代人所做的事情做到现在，那下一代人要怎么样去连接？如果不连接，上代所做的事情就白做了，要从头再来。我们现在面临比较大的挑战，就是说我们这代做的事情也可能是可圈可点的，但是对其他民族的人或者对国外的人来讲我们还差很大的距离。这个事情怎么弥补？就需要下一代人去做。对“华侨”和“华人”的理解，“侨”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籍，有人变成另外国家的国籍就不叫“侨”了，那就叫“华人”了。可能我们下一代人不是华侨，而是华人了，那么华人就具有刚才可金讲的“双角色”，一方面有中国的血统，另一方面是另外一个主体国的国民，怎么去扮演这个角色？怎么样传承下去，让中国的文化力量继续存在？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课题。
6000万在外的中国人，东南亚大概有三四千万。东南亚的华侨已经存在一种现象，就是老一代对祖国的向往非常强，但新一代人已经变成了当地人。如果这个不能传承的话，他可能说“我是印尼人，我是泰国人，我跟中国没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不能接下去，很可能这股力量就会没有了。如果在荷兰、意大利的老一辈人不把这个传承给下一代人，下一代人就跟当地人一样的话，不会想到跟中国有什么关系，如果这个传承的工作做得不好的话，传承又断下来，是非常可惜的。这是我们要做的很重要的工作。特别是温州的老乡，台下有很多我老大哥级的人，包括陈会长、叶会长，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任何国家，我相信我们温州老乡一定会挺身而出。我有幸见证历史、参与历史，这是我的光荣，给我的一生带来的非常多的回忆，现在想起这件事情我都非常的激动。前段时间马航空难，荷兰政府很庄重地把遇难者的遗体运回了自己的祖国。微信上有传播荷兰人怎么怎么尊重国民的遗体，很庄严地运回了他们的祖国。中国一样，海陆空三方全部出动，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同胞早日回家，跟家人团聚，回到自己祖国的怀抱。这一点，我们中国政府没有输给荷兰政府，没有输给任何一个国家。只是我们中国政府比较腼腆，没有大肆去宣扬。只要看过浙江卫视拍的《克里特岛大撤离》的话，每个人都会为之感动。当时咱们的军舰徐州号，向利比亚的侨民发出的声音，那是震撼人心的！
华侨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密切相关。这里我要提一点事情，这也是我经常提的，犹太人怎么做事情。我们通常讲“温州是东方的犹太”，可是要跟真正的犹太人所做的相比可能还有很大很大的距离。犹太人在美国只有600万人口，在全世界大概有两三千万人口，但美国的中东政策几乎都是跟犹太人的利益有关系的。600万人可以左右3亿人的政策，已经把影响力用得淋漓尽致。影响到世界最有力量的国家替犹太人做事情，这是很高的境界。假如说是公共外交的，他一直在讲“我是美国人，为美国的利益”，而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犹太人做事情。
在美国竞选当中，10亿的钱有5亿是犹太人出的。这个账很好算，所有的议员都有感觉，竞选的时候需要钱，犹太人肯捐。投票的时候涉及到中东利益的时候，他一定会站在犹太人这边来讲话。换来的是什么？是以色列或者犹太人最先进的军事技术、科技技术、经济的资源。因为以色列变成美国在中东地区最忠实的一个伙伴。这个东西要用成千亿的预算来支撑，花5亿的钱换成千亿的钱，小学生都会算这个钱。但是人家是大算，不是小算，我们算小算的时候，算自己可以赚到多少钱，人家基于整个群体的利益算大的钱。所以做事情一定要从大处着眼，算现在不算以后，只算小不算大，是不对的。
中国人算术是非常好的。我觉得很骄傲，我在研究所做计量课题的时候，哈佛大学的老师题目还没出完，我就举手说出答案了。我答出那个数字以后，全部人还在抄题目，他们全部停下来看着我，觉得“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厉害！”这样的中国学生太多了。当时我也觉得很骄傲，但后来年纪大了以后感觉到，这种算是不够的，如果真的会算，为什么我们国家还是走在人家的后面？你在算的过程里面算什么？算现在还是算未来？算短期还是算长期？算小的还是算大的？这个过程是很需要一个人来指点的，一定要从大的地方去决定。
中国到了这样的程度，即便有人说体制不好，也是排在世界第二位的，马上就到第一位了。刚才大使用了世界银行的数据，就是用绝对的数据来讲，在2030-2050年会达到第一位的。这个过程里面，马上就到了，游戏规则完全就变了，那时一定要采取更高度的战略思维，在全球运作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虽然我们现在年纪大了，不能做太多的事情，但我希望下一代能够把这个心态建立起来，才能更大的进展。
现在出国已经和过去大为不同。原来国内的生活状况不好，山多地少，都往外面走，去求生存。现在出去的孩子们，可以看到，都不是求生存的，父母给了钱到国外去念书。他们可能在学术上有成就了，事业有成就了，就留在国外了。所以，我们面临在谈未来的事情时，群体的不同。再出去的人已经不像原来过去年代出去的群体了。在国外已经生根的人已经有了第二代、第三代。这是个很大的挑战。当然，不见得是挑战，也可能是机会，怎么样把两组的年轻人联在一起？这是必须要做的事情。
还有一点，怎么样与驻在国的年轻人对接，运用这两股力量开展公共外交。越早做这些工作，这个事情就容易做，不要等到40、50岁再去做公共外交的事情。从小的时候就开始结交当地的朋友，20岁变成40岁，大家事业有成的时候，回来中国很可能是什么地方的董事长，他们在外面又是什么长。又回到赵大使刚才讲的，朋友是要交的，如果早点交，交得好的话，越来越深的话，将来事情更容易解决了。我觉得时间对我们来说都是有限的，如果早点做可能效果比较好。不管怎么样，要去把握时机，这是很大的一个课题，很大的挑战。
我还要讲一句话，目标一定要拿准，我们希望一代人完成的事情，有时在客观条件下是完成不了的。但没有关系，一代不能完成，两代人把它完成，两代不能完成，三代人把它完成，但最后还是要完成，这个目标不能够放弃。如果这个东西一连串下来，一点点去做，很有耐心地去做，将来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我个人认为，我讲美国，但其他地方也是一样的。第一代人如果出去的时候没有文化，很辛苦，然后就努力送孩子去很好的学校念书。美国入学的新生里面有1/4是亚裔人士，其中以华裔和韩裔最高。其实还有另外1/4的人是犹太裔。美国是一个很开放的国家，对于好的人才绝对会用的，它是很公开、很平和去接受的。对我们的前景来讲，未来在世界各地，以美国来讲的话，占据主宰地位应该是非常乐观的，再加上我们有13亿的人口，比世界什么地方的人都多，只要挑出百分之几的人是优秀的，将来要组合、推进某些事情，真的非我们华人莫属了。如果我们好好地运作这个事情，在大的框架上组合得好的话，按步就班去做，将来中华民族回到世界的顶级地位是指日可待的事情。
我有一个建议，不知道哪个政府单位，把温州出去的孩子做一个记录。记录孩子们在哪个学校念什么专业。他们每一年回来的时候要经常跟他沟通，将来有没有办法奉献给我们的家乡、我们的母国，要把人才库设立起来，将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还有一点，如果各位是企业家的话，在你的孩子回来的时候，请他带他最好的驻在国的朋友回来，一张飞机票，有时从美国回来不需要一千块美金。各位想想看，请人家吃一顿饭可能不止一千块美金。这个是觉得值得的，带来这样一个朋友，这个外国的朋友又是你孩子的好朋友，他一辈子会记住到中国这一趟是怎么样的情形。他不但会永远记住你的孩子，可能会一直会帮助你的孩子。如果他有朝一日变成什么人物的话，你的孩子也变成什么人物的话，在不同的国度领域，掌握中间分子这一群人。既然花了几万块钱送孩子去，一年花一千美金多一点，再带几个朋友来，对你孩子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同时真的也是做了对公共外交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