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公共外交国际论坛作为首届“世界城市日”活动之一，于11月1日在中国上海顺利闭幕。

本次论坛由中国察哈尔学会、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德国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共同主办，支持单位为中国公共外交协会，承办单位为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和德国罗伯特·博世基金会。

在11月1日上午的圆桌讨论中，中外城市外交领域的实践者和研究者齐聚一堂，围绕城市外交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交流。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义桅，和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部主任杨·梅理森担任圆桌讨论的主持人。

欧方代表，爱丁堡大学讲师纪尧姆首先发言。他谈论了“技术”、“人才”和“信任”三点对于城市发展和城市外交的重要作用。他说城市首先需要的是基础设施。再此之上，我们还需要拥有跨文化能力的城市外交官。他也提出，一个城市的城市外交的发展不一定需要追随国家发展战略的脚步。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赵可金老师对纪尧姆的观点做出了回应。赵老师说，现行的国际秩序依然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延续，民族国家依然是国际关系的主要行为体。一个城市的城市外交若想得到发展不可能脱离开中央政府。城市外交应该以“嵌入式”的方式参与国家外交的总体方针，不能分庭抗礼。

王义桅老师也认为，中国和欧洲是有区别的。中国没有欧洲“城邦”的概念，但是有“社区”、“文化社区”的概念。在欧洲的城邦也能够起到“文化社区”的作用。在整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城市在发展外交方面并不如欧洲城市那么活跃，在现代情况依然如此，没有发生什么太大的变化。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科学、技术、工程与公共政策研究室主任阿库托认为，城市外交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通过国家的外交氛围逐渐发展的。城市外交经常存在于细节层面，比如：个人的行为，个人的交流。

学会高级研究员、外交学院副教授熊炜老师回应到，很多城市都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它即便不处在国际交通的枢纽地位，或者不是在贸易网络的中心位置，但是这座城市同样也有可以开展城市外交或者国际化的活动资源。在传统的观点看来，城市外交官缺乏外交共同体的精神。但是随着全球化的时代，随着知识共同体的联系的日益紧密，会形成新的全球性的精英。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陈志敏教授说，他在培养地方公共外交人才时遇到了很大的挑战。因为有很多授课的教授其实并没有相关的工作经验，尤其是在地方城市从事城市外交工作的经验。教授们或是在中央国家机关工作，或者是在与国际交流中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在这些领域也有相应的经验。但是其实对于城市外交来说，关联度并不是很大。城市公共外交的工作更加细致，比如：人与人的沟通并不是从国家战略的角度进行谈判或者是磋商。所以对于城市来说，它们怎么样能够参与到这个城市外交当中？怎么样能够从一个城市外交的角度来推广城市外交？所以希望能够把这个中央外交跟城市外交更好的结合。

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格兰瑟姆气候变化与环境研究所博士泽茨尔支出了城市影响联合国系统的三条路径：1.参与国际决策过程；2.通过城市网络化与谈判；3.通过联合国宪章已经承认的具有国际行为主体地位的城市。

西班牙纳瓦拉大学助理教授塞尔纳主要考察了欧盟城市网络的有效性问题。她指出，城市公共外交在推广价值和推进欧盟立法的过程中中起了重要作用。城市外交和城市之间的沟通正在变成一种软实力，促进欧盟国家的合作。

德国博世基金会中国项目总监纪韶融表示，在城市外交中，城市如何找到自身的身份和定位很重要。城市外交不仅是大城市的专属，中小城市依然有发展自己的城市外交的空间。

学会研究员张明舟老师说，他从大学学习外交，到在外交部实践外交，最后在生活中自觉运用自己对于外交的理解。他为韩国即将举办冬奥会的平昌和正在申办冬奥会的北京和张家口搭建桥梁，促进双方的沟通和城市外交的发展。

扬州公共外交协会秘书长邓清女士介绍扬州城市公共外交工作的实践，它包括：配合党和国家整体外交工作；促进“招商引资”和“招才引智”；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宣传城市形象；通过推广运河文化塑造城市品牌。扬州市是中国城市外交开展的重要基地。她还说，她在扬州进行公共外交实践的动力来源于她自己对于自己家乡的热爱，希望可以通过自己的努力扩大扬州的知名度。

中国传媒大学张开教授分享了她7年以来对于扬州城市外交案例进行研究的成果。她认为扬州城市外交成功的来源于对“人”的关注。扬州城市外交的发展让所有的扬州人都参与其中，使每一个扬州人都从城市外交之中获益。除此之外，扬州的成功还得益于对于历史文化关注。无论是鉴真、崔志远、马可·波罗，或者是刚刚申遗成功的大运河，都是文化的纽带和桥梁。正是以文化为核心，才让扬州的城市外交得到长足的发展。

上海市政协对外友好委员会主任、上海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道书明说，我们要先对外交往，不断的进行交流，才能真正的交朋友。我们所有的交往与交流，最后的目的都是要健康愉快的工作，健康愉快的生活，这就是上海城市外交的梦想。上海的城市外交的发展源于主动的对外交往。无论是在上海的外国留学生或者是在上海的外国媒体记者，都是上海城市外交的重要资源，我们需要主动去与他们交流。

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渡边靖教授说，城市外交有可能有负面作用，比如原东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购买钓鱼岛的事件，为中日双方的关系蒙上了阴影。当然也有积极作用，比如新的东京都知事舛添要一访华并面见习近平主席，这在中日关系大环境不太好的情况下，促进两国关系的发展。

浙江省委党校公共外交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晓敏老师说，研究“城市外交”，最终需建立“城市外交学”。这个学科必须要解决“谁在研究”、“研究什么”，以及研究的路径、方法的问题，和最终达到什么目的。我们不能很泛泛的说，城市之中的公民只要跟外国人接触他就是在从事城市外交，发展城市外交必须有一个路径。在他看来，城市外交学并不是推广、推动介绍哪一个城市，更多的是通过交流共同去应对城市发展中所面临的共同问题。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联席主席、中央外办原副主任、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吕凤鼎大使说，在今后的城市外交的工作中，我们需要特别在两个方面努力：一是实践，二是理论。我们需要进一步梳理“城市外交”的相关理论，促进我们在城市公共外交的实践中，更有目的性。城市外交的目的同国家政府之间的传统外交一样，都是在国际上促进和平、促进发展、促进大家共同的幸福。

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驻欧盟使团前团长关呈远大使，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龚建忠大使，都参加了此次圆桌讨论。

与会各方形成了关于城市外交的“上海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