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遥（外交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不会忘记傅高义先生做的贡献，其实他的贡献远远不止于《邓小平时代》。1997年10月2号，江泽民主席访美的时候在哈佛大学做了一场精彩的演讲，这是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在哈佛大学演讲，更重要的，这是中国在“八九风波”后，面对西方封锁第一次在西方主流高校最高领导人发表演讲。这次演讲来之不易，其中有很多的风波、挫折，最后能够成形，要感谢傅高义先生的鼎力支持和帮助！

两年之后，1999年4月12号，朱镕基总理访问美国，在芝加哥做开市的仪式。当时他主要是为了促进中国WTO谈判得到美国的支持，但是当时在美国的阻力非常大，尤其是在议会的阻力非常大。又是傅高义教授在美国议会发声，希望不要阻挡中国进入WTO，中国进入WTO对美国、对世界都有好处。但是非常不幸的是，这是1999年4月份，仅过了不长的时间，就发生了不好的事情，两年之后情况愈演愈烈，中美关系遭遇挫折。但是这些事情发生之后，傅教授都在第一时间为中国说了公道话。

2001年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中国加入WTO，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更近了。与此同时，中国话题在世界上掀起热潮。20世纪之后“中国热”是很明显的，新闻周刊甚至称之为“中国世纪”，2008年奥运会时“中国热”达到了顶峰，中国成为全世界媒体的头条。2008年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年，因为当年9月，外交部新闻司接待了一位英国西敏寺大学的教授莫里斯。我们问他，“教授，中国形象在英国变得怎么样了？”他说，“变得非常好。”我们很高兴，“那一定是因为奥运会吧？”他回答，“不是因为奥运会。”我们觉得很奇怪，2008年不是因为奥运会是因为什么？他公布的答案让我们很吃惊，他说是因为奥运会之前、5月份发生的汶川大地震。我说，“我们发生大地震，死那么多人，你们对我们的印象更好了，这是什么逻辑？”他说，“别生气，因为第一时间你们将现场的情况传播到全世界。我的妈妈已经86岁了，她正在看电视，我在楼上，突然听到我妈妈大喊‘儿子快来看电视，要不就没了，中国的领导人还会哭呢！’”我生气道，“难道中国领导人不会哭？”他说，“你别生气，他们不像我有机会来华交流，像我妈妈那代人得到中国的信息还停留在冷战时代。”在他母亲看来，中国领导人每天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吃婴儿，如此可怕的印象，2008年还是如此。他的妈妈因为中国总理这样一个公开透明的形象而改变了对中国的印象，这很有指向性的意义。所以我们想分析误解来自何处。

我想，一方面，可能误解来自于西方社会。比如《美国时代》周刊的大老板卢斯，他会说中文，但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山东话。因为他生在德州，长在德州，特别爱吃德州的扒鸡。他的父亲、母亲都是晚清时到中国传教的传教士。他对中国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导致他像他爸爸一样有传教士的精神，想要改造中国，但是他用了一种不太贴近中国文化的方式。当他创办了这本杂志，便用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关注中国。现在《时代周刊》有了亚洲版，但当时只有美国国内版，卢斯频繁地登一些中国领导人的图片上去，但他明显跟同样信仰基督教的国民党蒋介石关系更好一些。二战期间驻华的《时代周刊》记者白修德，去年冯小刚的电影《1942》，就有这个人。白修德报道了中国的一个负面消息——黄河决口，刚一报道完，卢斯就对他说“你不能这么报道”，因为他跟蒋介石是好朋友。卢斯当时在《时代周刊》反复给蒋介石夫妇唱赞歌，他们的照片都拍得很帅、很漂亮。不幸的是，新中国成立后他也拍过新中国领导人和夫人的照片，但是画面中毛主席都快被蝗虫“吃掉”了，江青快要“垂帘听政”了，刘少奇国家主席背后有一堆蚂蚁，暗喻中国老百姓像蚂蚁一样“没有人权”。还有林彪，林彪后面是“二”，不是说他很“二”，而是表示林彪马上就要成为二号人物了，美国人很紧张，认为他是恐怖分子，后面有个题头——“中国噩梦”，这就是当时中国在美国的形象。最典型的是一张漫画，其中把中国比喻成一艘破破烂烂的大龙船，不但掉色，而且快散架了，几亿老百姓都要掉海里去了，可是船还载着核弹头，载着马恩列斯的头像，上面四位领导人（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和邓小平）在摇旗呐喊，这是新中国领导人呈现在西方主流媒体上的形象。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也就是傅教授研究的邓小平时代，一方面是中国改革开放，另一方面是冷战趋缓，中国在国外的形象才稍有好转，尤其是一些影视作品出去以后。2000年，美国最大的网站AOL做了一次网上调查，问全美的网民中国当代女人是什么形象，答案是章子怡。因为2000年她演的一部电影很火，《卧虎藏龙》，所以这样一个形象就成为中国女人形象的代表。2000年评出中国男人的形象是一幅图片——武艺高强的中国和尚。在看中国电影的美国人看来，他们认为中国人都是这样的。2002年，我去美国参加一个全世界青年的交流，斯坦福大学的一个联欢会要求每个人表演节目，到我的时候大家就起哄，让我给飞一个。我说：“我怎么会飞？”他们说：“你来自中国，怎么不会飞？”其实这些年情况稍微好一些，但是这个形象还是根深蒂固。去年我的一个留学生，已经上研究生了，第一堂课下来跟我说：“我喜欢听你的课，我喜欢中国功夫电影和中国功夫明星。我觉得你长得特别像一个中国的功夫明星。”我非常高兴，问他我像谁，他说我像“功夫熊猫”。这说明对外宣传这么久，在大部分外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一个是功夫，一个是熊猫，还是停留在这些器物性东西的层面，根深蒂固的理念没有深入人心。因此，我觉得应该听傅老的话，多研究历史。只有研究历史才能知道怎么样才能实现公共外交心与心的交流。

书归正传，有一个人，刚才傅老也提到了。就是傅老的前辈，美国的汉学大师费正清。1972年傅老师就是接他的衣钵，成为费正清中心的第二任主任。费正清跟中国的对外宣传有渊源，1942年他到北京游学，撰写博士论文，之后被清华大学相中，在清华大学当了三年讲师。因为懂中文，1936年他返回美国任教哈佛大学。二战后，他又被美国政府相中，1942年、1945年两次被派往当时中国的陪都——重庆，他在那儿结交了很多的朋友，如林徽因和梁思成。当然，费正清的工作并不只是交朋友，他在重庆的主要工作是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这个单位主要的任务是负责美国的对华宣传工作。费正清当时做了大量的工作，编了很多中文手册，一方面号召中美联合抗日，另一方面传播美国的价值观。

抗战胜利以后，他还有一项任务——在中国配合美国选拔富布莱特学者。1946年二战结束后，美国觉得自己终于成为世界第一了，要扩大影响力，所以杜鲁门总统签了一个法案，每年花几个亿，邀请全世界各国的学者去美国访问。本人去哈佛大学就拿的富布莱特的奖学金，才有机会成为傅老的学生。但是中国有所变通，不想只拿美国的钱、受美国的宣传，所以双方各出资一半。1946年，第一个和美国签署法案的国家是中国，因为蒋介石特别希望跟美国搞好关系。而负责在中国选拔学者的就是费正清。美国给了中国10个学者的名额，这点要向美国的软实力学习，非常聪明，只给了蒋介石6个，另外4个给延安毛主席的部队。费正清专门去找了晋察冀的聂荣臻，告诉毛主席选4个人。毛主席听了非常高兴，马上就选好了有一些英文基础、会一些外交的学者准备赴美深造，以期建立一个中国共产党与美国的直接沟通渠道。但最终，因为国民党政府不给这4个人发护照，唯一的一次新中国跟美国建立直接联系的机会葬送了。

不过没关系，费正清结交了很多中国共产党的好朋友。例如周总理、龚澎、乔冠华，他们都是中国对外宣传体制的奠基人。不仅如此，他并不知道在他的团队里，他所管的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至少有两个是中共的地下党员。其中有一位1931年就入了党，他的名字叫刘尊棋，在费正清的美国新闻处非常受重视。因为要翻译中国的新闻稿，刘尊棋利用这个美国的媒体平台发布了大量有利于中国左翼、进步的新闻稿，直到费正清调离中国都不知道他的身份。1949年10月1号，看到中国成立一个机构叫国际新闻局，是中国第一个管理对外宣传的机构，费正清才看到这个新闻局的局长叫刘尊棋。也正是因为这层关系，国际新闻局建国以后发挥作用的那几年，内部的建制建构基本上和美国驻华使馆新闻处一模一样，完全模仿英美的经验。但是时间并不长，1952年刘尊棋就被免职了，取代他的是毛主席的俄语翻译师哲，因为“要把英美模式推倒，完全推行苏联模式”。从这时候就有这样的因素在。刘尊棋从此被打倒，甚至“文革”时期含冤入狱，幸运的是，他在邓小平时代重获新生，成为80年代《中国日报》的首任总编辑。那时他已经70多岁了，老将出马，创刊了《人民日报》。从他的人生起伏就可以折射出中国在不同时期向不同国家学习的历史因缘。直到邓小平时代，一个大的转折，这是《人民日报》刊登的1979年小平访美时候的头版，中国联合美国反对苏联霸权主义，而且和美国签订了包括科技、文化在内的多项协定，中美关系开始走向了黄金时期。一直到今天，很多方面我们都在向美国学习。

今天的主题是“公共外交”。2012年12月，我们的公共外交协会成立。而“公共外交”这个词就来自于美国，如果说“对外宣传”在词源上有着苏联背景，那“公共外交”这个词绝对有着美国的背景。不管叫什么，总之是对外传播中国的形象。今天，恐怕更多要思考的是如何能够赋予这项工作更多的中国内涵，走出一条适合中国自己的路，而不是学苏联、学美国。邓小平120周年新出的《邓小平文集》（三卷），这是文选里面没有收录的文章，其中有一篇文章值得所有人都读，这篇文章叫《按照中国的情况写中国的文章》，是小平在1958年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篇文章非常好，我引述几段，“我们不能总跟在别人的人家后面走，要有自己的创造。如果外国没有的话，我们就不能说；外国没有的图，我们就不能画；外国没有的字，我们就不能写。那么我们就永远不能超越别人，也就不能对世界作出我们的贡献。别人的经验应该要吸取、学习，可是我们还是要以自己为主，要在自己的纸上写出自己的好文章。”这句话是在1958年的背景下、主要针对苏联讲的，可是在今天来看依然不过时。

我们要向别人学习，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在哈佛大学的老师，软实力的提出者约瑟夫·奈。他在东亚研究方面受了傅老的启发才学习，所以他也是傅老的学生。在我将要离开的时候，他说：“姚，你专门跟我来学软实力，我要告诉你，尽管现在中国实力增长很快，但是软实力跟美国还有距离，尤其在两个方面，我给你提两个H。”第一个“H”是指哈佛大学，他说，“还没在中国发现一个跟哈佛大学有如此氛围的大学。”第二“H”是好莱坞，他说，“你们拍的电影恐怕还没有那么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喜欢。”听完这番话，虽然有些不服，但是一时想不出反驳的话来。我想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要学习美国很多先进的经验。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终归要坚持自己。

几年前，中国花了很多钱在美国时代广场做了一个形象宣传片。我当时正在哈佛，很多美国人朋友对我说，“你们太棒了，在纽约时报广场放宣传片要花好多钱，现在美国人都花不起这个钱。但是我们看了这个片子有一个感想，你们都是帅哥美女，穿得光鲜靓丽，给我们第一印象就是你们有钱了，就好像过去西方人富了，今天中国人也富了，过去西方人工业化了，现在中国人也工业化了，那我要问你个问题，过去西方人对外扩张了，中国人下一步是什么？”我们向外传播了半天，传播的是跟人家一模一样的形象，非但没有获得别人的理解，连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这是值得我们反思的。恐怕接下来在对外传播的时候，尤其是跟好朋友对话的时候，要把中国这些不同的东西说清楚。

我们要向习主席学习。习主席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说：“我们中国外交到底不同在什么地方？首先我们主张每个国家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要积极促进与其他各国共同发展，世界不可能永远是一批发展而另一批永远落后。以邻为壑、转嫁危机、损人利己的做法既不道德，也难以持久。如果说中国外交有什么不同之处，我想这是我们中国外交得以安身立命的一个根本。”

这次陪着傅老见各方面领导，傅老不断提个问题——中国到底还要不要韬光养晦？他问了很多人，也问了王毅。所有领导人给他的答案是，中国要继续要韬光养晦。研究邓小平时代，永远不要忘了邓小平在联合国大会上的那段慷慨陈词，到现在存在联合国的档案馆里边，我们都不要忘记这段话。他说，“中国现在不是，将来也不做超级大国。什么是超级大国？超级大国就是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谋求世界霸权。”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也变成了这样一个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的超级大国，怎么办？小平说了，“请世界人民揭露它、反对它，并切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倒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气魄，“有一天我变成坏人了，就不要让我活下去了”，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处事之道和外交的立足之基。

“What about US？”美国怎么样？2006年胡锦涛访问美国，那次李肇星是部长，我也跟着去了。有张美联社记者拍的两国领导人共同迈步的照片，我们觉得拍得特别好——这张照片非常协调，要迈左脚都迈左脚，要迈右脚都迈右脚。所以我们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同样的步伐，但是不同的方式”。我想这很好地概括了中美两国在外交领域的现状。

更让我们惊喜的是去年在加州，两国领导人商谈要建构新型大国关系。这时候不仅是步伐一致，甚至是平起平坐了。但是中国人关心的不是谁做老大，美国有这么好的优势，地理优势、自然优势都那么优秀，如果他一直做好事、不做坏事，我们愿意他永远当老大，关键是要不要做好事、还要不要做霸权。傅老明确告诉我说，“美国以后不要做霸权了。”希望美国当权者能听到这句话。如果有一天美国、中国都愿意发展自己的同时发展别人，不去干扰别的国家的发展，那中国人的形象、美国人的形象都会变得更好，美好的世界可期！

上个月习主席在小平诞辰110周年上的讲话非常好，中国今天有很多问题，有不好的我们就去改，学习人家好的经验，但是归根到底要看到，中国今天一路走来就是很好结合自己的国情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具体到对外传播，我研究历史的感悟，很多时候我们的路是对的，心是好的，但是好心有时候办的坏事。例如，印尼海啸时中国是第一时间进行援助，去分发援助品，但是后来效果不好。第一是，产品只写中文没有英文，当地人不知道产品是什么，也不知道是中国送的；第二，跟国际不接轨，中国写的是生产日期，外国写的是过期日期；第三，印尼是穆斯林国家，中国送的都是双汇火腿肠，大部分是猪肉肠，我们的心是好的，但是在国外影响非常坏。这就是好心办了坏事，只要我们更用心研究怎么跟西方人打交道，效果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