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包钢（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洋理工大学教授）：我在几年前写过一篇文章，就是跨国公司并购需要公共外交，那是研究了澳大利亚的一个个案，就是中铝公司在收购力拓的过程，最后失败。这篇文章当时做了一个假设，假如采取公共外交会不会顺利收购下来？当时关键是有一些民众反对，执政党陆克文不敢批。中铝公司走的途径基本上是走上层路线，靠游说上层，没涉及到民众的问题。我在这篇文章中认真研究，假如说公共外交做了哪些事，会不会结果不一样。

现在这个问题依然存在，我感觉中国的跨国公司确实在做很多上层外交工作，但实际上没有做公共外交。所谓公共外交，一定要跟当地媒体打交道，一定要跟当地民众打交道。现在似乎基本上是做上层外交，往往把澳大利亚的前总理、前州长请去当顾问了。一旦开一些跟中国企业有关的会议，中国外交部的人、中国这些大公司从来不出席。相反，我就很惊讶，我在澳洲主持了几次会议，美国大使馆的人肯定来，美国有些大公司的代表也来。我在怀疑跨国公司到底有没有公共外交？我们是不是把这个词滥用了？实际上是在做上层外交，而不是公共外交。美国的一个石油公司最近跟新加坡的大学合作，举办一系列的讲座，这些都可以称为公共外交。到目前为止，我看不到公司做的公共外交。包括政府很多的行为，我也看不出公共外交的影子，他是在做外交，但是公共性很少。我跟一些媒体、民众打交道，他们讲中国的官员、公司特别怕西方的媒体，躲得远远的，就怕媒体一说就给弄坏了，如果你不敢面对西方的媒体，怎么做公共外交？我提出一个问题，我们是不是要真正做一点公共外交？这个题目越来越重要。

因为我在海外接触很多，下面讲两个小例子。上个月在新加坡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伦敦经济学院有一个教授提出一个新的理念，要搞一个新的法律，前一两百年西方成功地中止了奴隶制，今天我们在贸易过程中，到石油问题上，这些石油国在贸易过程当中有一大堆肮脏的事情，一般来讲只做生意，其他的不管。他呼吁制定一个新的法律，首先呼吁西方国家不跟那些国家做石油贸易，包括非洲有一些独裁的国家。他建议到2020年把这个事情做起来。这是非常有挑战性的事情，一旦成了一种声势，成为一种社会运动，马上对中国的石油公司在中东、非洲提出一些挑战。

还有一个，在西方有一个消费运动，往往是以道德的力量来呼吁民众拒绝购买某一些公司的产品。这种运动将会越来越多，这也迫使很多西方跨国公司不得不开展公共外交。在中国的背景下，刚才说中国没有公共外交，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如果是在亚洲跟亚洲的国家打交道，跟中国的政治形势一样，只要把领导搞定了，这个事情也做成了，不需要搞公共外交。只有在很多特殊的情况下需要公共外交，比如说有一些项目，公众有不同的意见，这时候需要公共外交。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大部分跨国公司很少真正去做公共外交的一个原因。我提出一个最大的质疑，就是中国跨国公司有没有公共外交？我感觉似乎没有公共外交。我对这个做了一些解释，说它没有做公共外交，在大部分情况下也说得通。但是随着全球化的发展，特别是随着各种新的社会运动的出现，那么中国到西方社会去投资做项目，中国的跨国公司不得不做公共外交，必须要有新的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