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学文（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英国华誉风险管理咨询公司总裁）：[英文]我在中国已经工作了约七年，当年我开始工作的时候，公共外交还不是个热词，那时候我们可能是最早谈论公共外交的人了。那时候人们可能还会觉得公共外交不是那么重要的事，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公共外交的确是很重要的，不是所有人都能预料到中国能发展得这么快。

1991年我在剑桥学国际关系的时候，发现中国只在两件事上被提到，一个是文革，另一个是朝鲜战争。中国已经今非昔比。今天我要讲一下“危机”。我的公司和中国的公司共同工作，然而当中国公司走出国门的时候，他们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危机。这些问题对于中国来说并非都是特有的，因为世界对于所有公司来说都在不断变化，但是中国的公司的确也遇到了很多相当独特的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很简单，我们忘记了殖民主义如今对于所有的外国公司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市场战略，它探索了世界，把西方的文明带到了世界，不论你在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还是在哥伦比亚。

中国没有入侵任何国家，这对于中国来说没带来什么好处，但实际上这是中国的力量体现。如今中国正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怀疑，所以今天我要讲一下，我们如何明确如今面临的危机，以及我们如何认识中国公司身上被贴上的标签。我们先从一个些简单的话题讲起。我们和中国的公司关系很密切，当我说“密切”这个词的时候，是说我们会把我们的一些同事放在中国的公司里，这意味着他们遇到了问题，因为很多时间我们既不使用公共外交的战略也不使用孙子所说的“知己知彼”的战略。我不认为其他的国家是敌人，但是我发现中国的公司认为自己却处在敌意之中。所以我要说的一点是，我们谈论的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理解世界的能力。在金融危机之后，世界已经改变。我们不再说“利益攸关方”了，我们更多地说STICKERS。世界已经变了，国际关系的行为体改变了，政府的功能正在减弱。但在中国，政府很强势。中国公司遇到了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可以跑去找大使。但是大使事实上不管用，你要解决问题，就要找你所在国家当地的人民，要找利益攸关方。他们大多数时候对中国没有正面的印象，他们受到当地和西方的媒体所影响，更重要的是，他们关注供给和需求，而并不清楚中国公司能不能满足他们，这对于所有的公司都是一样的。我个人有很多冶炼产业、电力产业的客户，所有的公司对中国都很有战略价值，他们的日子并不好过。当资源民族主义很强势的时候，中国公司就将不得不面对这带来的负面影响。所以事实上我们同时得处理不止一个问题。

另一个很重要的是我们判断什么是风险的能力。我是研究风险的，风险意味着我们要和外国政府、中国公司谈判，所以我们需要新颖的多层次的方式来预判风险。另外，战略风险，则是突发病和慢性疾病的差别。中国的公司正越来越多地面临战略风险。战略风险就像社会风险、政治风险、利益相关风险，判断利益相关者的能力是非常重要的。中国的公司也需要跳脱出西方公司的阴影。中国的公司只有三四十年的历史，相比而言，法国英国的一些企业都有百年历史。之前，中国的企业遇到问题可以自己处理，就像日本早期的公司一样。然而如今，在处理一些问题上，中国公司得寻求一些依赖于其自身经验的企业社会责任的解决方法。中国企业如今的企业社会责任很大程度都借鉴自西方的公司，这对于中国是不管用的，因为中国没有相应的历史关系。

明确了上述问题，我就来跟大家说一下风险问题。我们现在代表很多客户在非洲做一个项目，我们进行了巨大的数据收集工作，来试图找出我们可能会遇到的战略风险。我们去找非洲的利益攸关方，花了两年时间采访他们。如今我们还要再做第二阶段的采访，想看看他们对于中国公司的态度。我觉得这种过程是比结果更重要的。很多中国的公司还是太沉迷于最终的结果，这就是中国公司现在遇到的问题，你要飞快地把项目做了，却没有足够的过程。风险就藏在这些事先的调查里。我们通过一些对官员和百姓的采访，发现了很多风险。有这样一些问题：中国对非洲好吗？83%的官员说好，46%的人民说好；中国对非洲的消费者有正面的影响吗？87%官员说有，56%百姓说……这些不同就是中国公司面临的风险。我们设计了发现风险的模型，来找出对中国比较独特的一些风险。然而不是所有是事都能这样解决，的所以我们要加强能力的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