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恩·赖尔登（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公司外交的议题在西方来说是相对比较新的，我们也在努力跟进这一方面的研究。随着全球国际化，公司不得不同时在国内外运作。它们越来越多地遇到地缘和其他非商业的挑战。一方面，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推进，国际关系行为体也不断扩展，国际化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外交，如今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不断涌现，并威胁到公司的名誉。新的技术也不断涌现，危害到非政府组织在国际关系中的能力，尽管提高了工作效率，公司也面临着网络攻击等风险。

我们在全球变暖、气候变化、大规模移民、全球经济不稳定等方面面临着新的国际安全危机。

随着美国使用更多的立法来影响公司，境外立法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

比如反腐败法。但同时，近年来，我们看到了更多传统的与地缘的安排。随着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我们发现其对全球规则的影响力也在下降。最近的乌克兰危机和亚洲持续紧张的局势已经在相当程度上回到了地缘政治的范畴，我们曾经以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地缘政治的威胁，但事实上它们又回来了。如果仅仅关注美国的衰落，我们可以看到企业国有化、土地的征用、政治勒索。以一个故事为例，我们都在一辆校车上，绝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埋怨那个美国司机，但是我们没有注意到美国司机下车了，那现在的问题就是谁来开这辆车呢？而且没有一个乘客可以强令他人，那么就只能协商，或者打一架，决定谁来控制方向盘。我们也可以用这个角度来思考国际关系。随着美国霸权的衰落，美国已经无力将西方的规则强加到整个世界了，统治了世界三百年的西方规则被打破了，新的国际力量正在制定新的规则和价值体系。

同时，公司和政府一样，也需要在被打破的固有规则体系中寻找新的出路。它们需要民主的GPS来为自己导航。在过去，公司无法依靠政府。公司的目标就是赚钱，其他的工作则丢给政府。但是如今政府已经不再做这些了。首先，公司的利益可能很大，但不一定与政府的一致。政府的利益相对而言更加广泛。就所有可能的地缘政治利益而言，政府将更多支持其自己国家的公司。对于小国的公司来讲，它们的政府的影响力远远比不上中国政府。公司的国籍将被更少地考虑。如今大公司们更多地在一起在不同国家做项目。从阿根廷的案例所能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得益于固有国际安排的被打破，阿根廷政府可以做它们20年前不能做的事。其次，我们看到阿根廷政府有能力做一些政治平衡的工作。第三，我们发现公司喜欢像外交官一样行事。第四，公司需要更加有效的战略。

中国公司必须发展公司外交的能力。公司外交专注于地缘政治风险和其他非商业风险的分析和管理，将外交这一维度引入了跨国公司经营之中。公司外交不关注公司的形象或者声誉，除非这些对管理地缘政治风险至关重要公司外交致力于融合地缘政治风险分析和地缘政治伙伴，在形成全景式的情况下加以管理。多种信息网络和影响力网络的构建允许公司构建全球性和地区性的基于共同利益的共同体。公司外交必将成为跨国公司的大战略。正如政府外交，公司外交也包含了强硬手段。一些利益相关者只能被孤立和消灭。一些利益相关者需要受压才愿意进行谈判。联盟的建立将置这些“问题行为体”于孤立和压力之下。同时，要将地缘政治对公司经营影响融入公司的长期发展战略。要发展有效的全球信息和影响力网络，按照公司的偏好塑造公司经营的政策环境并预测可能会产生的问题。依托这个网络，实施创新性的公共外交战略，积极开展与国内外公民社会的互动。公司可以成为不同公民社会活动的一个融合点，并在此过程中发展自己的利益。

实施能够促成利益相关者结盟的公司外交战略。这一战略将能够有效实

现公司的利益诉求并最大程度孤立和限制问题行为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