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副教授、《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云南是个边疆城市，其最初的任务为守住西南线，维持不同民族之间的团结，保护好生态环境。云南是西南的门户，当时的秦光荣省长提出了建设泛南亚经济圈的构想，后来提出建设第三条欧亚大陆桥的计划，最后提出了“桥头堡”这个词。胡锦涛主席在当地考察之后，肯定了云南建设通向西南线的桥头堡的思路。由于云南与西南边境各国文化交流活动较为频繁，云南当地领导开始寻求中央部委的支持，国务院批复了桥头堡战略是国家战略。云南这两年的发展非常快，一是找到了桥头堡这个好的抓手，二是得到了中央部委的支持。但单靠云南一省不足以拉动整个桥头堡战略，云、贵、川、渝要共同开启经济引擎，相互联动起来才能拉动整个桥头堡战略。

赵 磊（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公共外交季刊》学术编辑）：省和城市的宣传语缺乏国际化，中国人的思路是找个词，然后翻译成英文。赵主任说的“酷西宁”，这就是国际化，首先在西方国际语境中找一个词。我在宁夏挂职的时候就遇到这样的问题，宁夏的品牌是什么呢？“塞上江南，神奇宁夏”。这个体现出目前中国的城市主要还是打山水牌，云南是“七彩云南”，贵州是“多彩贵州”，广西是“天下风景美在广西”，都是在山水上做文章，导致中国城市竞争的点是高度同质化的。在外国人看来，“七彩”和“多彩”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的品牌，第一是怎么样实现差异性，第二是怎么翻译成服务对象的语言。

山西打的是“晋善晋美”，这个一看就是中国化的，山西人前鼻音、后鼻音都分不出来。省长、书记觉得很好，但是你没有国际化，怎么翻译？就是这个意思。文化讲究错位竞争。杭州的标志就很国际化，叫做“东方休闲之都，品味生活之城”。

赵启正（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公共外交季刊》总编辑）：应该有地方公共外交的共识。地方公共外交共识的目的是什么？说通俗点，就是对方的发展需要国际的互通，促进本地区的开放。怎么做呢？一定要突出本地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特色。

如果说各城市联合，但没有一个机构牵这个头，这个构想很难实现。我们一个地方如果能够获得全球化的利益，必须使本城市出名，不出名的话世界上不存在你这个城市，一定要在世界上有存在感。如果根本就没听说过这个城市，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个地方，我怎么会去呢？所以出名不是坏事。个人可以谦虚，作为城市，不能谦虚。

“人民外交”和“公共外交”有什么关系？我说民间外交的，狭义的是 People to People，原始的狭义公共外交是Government to People。到后期公众不再只做听众了，他们也自觉地或自动地承担了公共外交的责任，对外表达自己。后期的公共外交同时存在政府对公众、公众对外国公众。公众对外国公众，这当然这就是民间外交了，但是也可能对政府，出国访问，就去访问某个外国议员或者是外国的某个机构，但我是民间的，也可以。

这么一说，民间外交比起公共外交，好像从狭义来说窄一点，就是民间对民间，但是民间对政府就没词了，因为民间外交好像包括不了。比如说二轨外交，那是公共外交。二轨外交的严格定义是前官员和国际问题的研究者双方座谈，不让媒体参加，直率地交换意见。民间外交外国人不一定懂，跟外交人交流的时候，也可以中文和英文不一样。你就把它翻成“公共外交”，一点错没有，不能说你是两面派，因为你得让外国人懂，在外国就翻成公共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