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与公共外交

周庆安（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我讲一点我自己读了这本书以后的感受。我觉得这本书里提到的很多问题很新，这是从研究者的角度来说，我觉得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问题。如果说十几年以来我们对公共外交的整体战略判断和研究发生了一些变化的话，那就是从以往看到的战略导向下的以国家为唯一主体的公共外交，开始向一个以国际挑战为主体的多元化的公共外交去进行转变。在这个过程当中，国家意志的语言复制被更多的深度的或者碎片化的语言所取代。 

因为我是搞新闻传播的，所以我只能从新闻传播、国际传播这个层面上去看公共外交的问题。如果认真研究公共外交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可能十年之前我们对于国家形象、对于公共外交的议题设计是相对来说比较以我为主体的，包括今天的“中国梦”。

但是如果大家看2013年国际舆论的报道，会看到对防空识别区的大量批评，会看到去年年初61398部队被纽约时报曝光了以后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到今年起诉5名军官，还会看到今年3月8号马航的客机失联之后，对于中国、对于马来西亚、对于越南、对于澳大利亚，对于很多参与国的国家形象的整体考验。

各位，那是没有新闻现场的新闻。如果回过头去看普利策新闻奖的获奖作品，所有跟坠机有关的获奖作品几乎都是给了在坠机现场的那个记者。但是我们第一次遇到了一个没有现场的新闻，不知道现场在什么地方，所以无论我们的记者在哪儿都会挨骂。这件事情离得越远其实越安全。这对于我们整体的公共外交，对于我们的国际传播都提出了一个新的媒体，所以这个时候议题层面在发生新的重大变化。今天公共外交的议题越来越多的不是由民族、国家这个主体单一去进行设计的。我的第二个感受，对于这本书的设计层面的多元化的内容描述其实也给我们提出了很多新的问题。过去我们对于内容可以用简单复制的方法来实现，比如说对于一个国家的意志的描述、对于外交政策、对于传播中间的某一些具体的理念，但是今天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多的引用、越来越多的内容表达、越来越多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描述来源于网络，来源于新媒体，来源于微信，来源于个体的段子。这时候单一的内容就变成了很多深度化，甚至是碎片化的内容。

当然，第三个，对于渠道也产生了很多变化。今天大家仍然认为国际传播是六大主流媒体为主，先建站、先建点，然后做很多铺点的工作，这需要大量的资金。但是如果大家进行比较的话，我们会发现网络为主的信息来源在国际主流媒体当中被引用率成倍在提升。在这种环境当中，其实渠道也发生了变化。

最后一个，大家也会发现效果在发生变化。这时候受众对于中国信息的选择变得越来越多样化，我不仅可以从媒体上去选择，我可以从一个最重要的个体，就是跟我直接打交道的对象去选择。我们讲，一年来中国对法国整体的公共外交不如中国大妈在卢浮宫的广场上跳一次舞。跳完了以后，图片出来，法国方面说中国来了一个消息，说中国的警察能不能在法国的卢浮宫巡逻。我们的网友评论说这叫“铁蹄下的欧洲”。这一系列新信息的出现意味着受众选择越来越多元化。这时候我们讨论公共外交恐怕就很难再简单地像十年之前那样，从政策、文件当中去做判断。

所以在这本书中我注意到，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最后，实际上都是在通过多种层面对公共外交提出了很多非常新的命题，这其实是看完这本书以后对于做公共外交研究，尤其做媒体研究的学者提出的新要求，而且这本书给我们指出了很多目前仍然处在研究空白的一些新领域和新样式。

从公共外交来说，这十几年时间其实一个传播权力转移的过程，是一个从以国家为主体的传播权力向一个多元化、人人都拥有传播权力的转移过程。 1991年的软实力在今天恐怕被更多元化的权力所取代，也是一个内容从复制生产到内容更主动化生产的过程。马航事件发生时，连海外媒体都会说，中国网络上说中国媒体是天天在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那时候可能发言人无处不在，公共外交的塑造也无处不在。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我们考虑智库，还是考虑到企业，还是考虑到公民个体，其实我们都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国家的话语权正在逐渐发生变化。所以今天我们对于公共外交的研究，无论从视野，还是从命题来说，其实都是一个全新的需要我们去考虑的领域。这是“新”这个字给我带来的特别直接的一个感受。

看过这本书以后，我认为，当我们研究公共外交的时候，实际上不是在简单地谈“公共外交”这四个字，我们是在谈一个新的历史时期，一个国家怎么样确认在这个舞台上，尤其是在话语权的这个领域，对自我的认定，对自我形象的塑造，以及他人对我们更多的要求。所以公共外交首先是一个国家实力的综合较量，其次公共外交也是一个政府自信和社会治理能力的综合较量。

我仍然记得在2004年的时候，启正部长谈过“鲜花与牛粪的关系”。就在向世界说明中国的时候，台湾对中国报道牛粪多，鲜花少；我们中国的报道是鲜花多，几乎看不到牛粪。怎么样从中间做一个平衡？这个平衡的过程其实也是一个体现政府自信的过程。

第三个，更重要的是，公共外交也是公民素质和社会成熟度的标志。刚才启正部长给我们这个数据提供了非常新的注脚，因为我们过去都说将近1亿人出境，觉得这个数据很大，今天我们第一次学习到了其实真正出国的、跨国国境到其他国家的就1千万人，剩下的8千万人可能是在香港、澳门、台湾等等一些地方。对于1千万人来说，他们的表现、他们的素养、他们的成熟度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中国公共外交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注释。这个注释写得好，中国的公共外交相对就容易；这个注释写得不好，可能中国公共外交就难。最后一个，公共外交是一个国家话语权的建设和传播能力的较量。我想从宏观的战略到微观具体的操作，这是这些年来我们在讨论公共外交时非常关注的研究领域。通过这本书，我跟姜飞老师的感受是一样的，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体国际传播，对于国际政治的学者是一种知识体系的整合。所以我也特别感谢这本书能够给我们提出很多新的问题，也感谢这本书在“中国梦” 对外传播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关头，也面对一个非常明确的命题的时候出现，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新的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