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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义桅:宪政之争的名与实王义桅
发布时间:2013年10月29日  来源: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  作者:王义桅  阅读:144
民主是个好东西,宪政也是个好东西。之所以说宪政是个好东西,因为它是现代政治的标志之一,尽管源于西方,却成为世界多数国家的普遍选择,即便没有完全实现宪政目标的国家,也或多或少融入了宪政精神。然而,宪政与民主并不划等号。西方宪政民主形式各异,世界的宪政性更是丰富多彩。正如要破除民主神话一样,也须破除各宪政神话。为此,要认清宪政之争的名与实。宪政之争的名,源于对当下中国问题的不同认识。
      中国政治中似乎存在某种循环,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呼呼新一轮改革时,各种思潮便粉墨登场。一些思潮借助中国的五四情结与近代革命精神,花样翻新,颇具迷惑性。卷土重来的宪政民主,便是一例。
      宪政的意义就是限制政治权力,保障公民权利,促进公共福利。它所奉行的原则是:政府权力有限,必须遵照宪法和法律治理国家。宪政本身是现代国家政治进步的产物,也从制度上确保了这种进步。然而,由于各国国情不同,近代资产阶级革命的这一重要成果是推广宪政性而非实现普世性的宪政民主,比如英国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法国实行的是总统制,德国实行的是议会内阁制。其宪政性相通,而宪政形式各不相同。
      当宪政性转化为宪政民主时,就可能抹杀了这种差异性,甚至导致宪政原教旨化乃至异化。宪政民主倡导宪政、民主、法治的三位一体——民主负责权力的归属,法治负责权力的实施,宪政负责权力的制约,主要特点是:
     (1)以宪法和法律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
     (2)实行分权制衡;
     (3)人民主权和民选政府;
     (4)建立宪法审查制度;
     (5)司法独立;
     (6)保障个人权利与自由。
      不少人混淆内容与形式,混淆宪政与宪政性,将上述六项特点作为宪政的金科玉律,来挑战四项基本原则,陷入中国式宪政悖论。概言之,一些人倡导宪政民主的实质是挑战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在中国实行多党制、直选、司法独立,忽视或挑战中国共产党依宪治党、依法治国的决心与信心。
      误读中国问题,是宪政民主卷土重来的时代背景;厘清中国问题,是解开宪政民主钥匙。中国面临着什么问题?从雾霾、腐败到社会诚信下滑,凡此种种,可归结为三大问题:一是快速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带来的问题,比如环境污染、资源短缺等,指望中国用近30年的时间就把西方历史上几百年才解决的问题,或我们过去累积的学习西方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全部消除是不现实的。二是中国文明转型、经济转型所带来的问题。中华文明五千来首次实现从传统农耕型走向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从传统内陆型走向海洋,从传统地区型走向全球。
      这三大转型,真正掀开千年未有之变局,在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带来一系列的深刻挑战。简单指责国人的道德观、价值观、诚信的丧失,是浅薄的。要重建中国的传统价值,挖掘中华原生文明中优秀的东西,适应现代文明,同时还开创一种符合人类未来可持续发展的文明,这样的挑战是空前的。
      第三是所有的国家现在都遇到的困难,这是全球化造成的。比如全球经济不景气、全球气候变化、网络安全问题等等。170年以来,中国第一次和西方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过去一直是我们解决我们的问题——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等,他们解决他们的——经济危机、党同伐异。但是现在我们和其他国家面临着越来越多相同的问题,这是过去从来没有过的。
      对比上述三大问题,宪政民主显得捉襟见肘。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无论规模、性质、结构还是时代背景均超越西方历史,不仅不能解决今天西方面临的问题,遑论中国。以宪政民主的金科玉律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药方,似乎今天的中国还要重现一百年前中国成为各种主义、革命试验场。时至今日,各种政治思潮、主义不时卷土重来,只能说明中国迄今没有走出鸦片战争以来的西方情结,陷入线性进化论圈套,始终在仰视西方而不自觉地失去自我。
      解决中国面临的种种问题,只能靠中国自身的实践和创新。当然,这种实践和创新,是与各国合作、对外开放情形下进行的。解决这些问题,要进一步释放改革红利。
      协商民主并非中国人的发明,却结合中国文化与国情在中国的政治现代化实践中得以发扬光大,在中国就超越了宪政民主,更体现了民主的实质。就拿分蛋糕来说,西方的理性原则是我切你分,表面上解决了公平问题;中国的感性原则是给最需要的人,相互谦让,做到既要合情又要合理。经历数百年的实践,西方的协商民主边际效应递减,多沦为分赃民主、金钱民主、选举民主,原因就在于西方人将民主、人权视为目的而非塑造秩序、赢得人心的手段,陷入了路径依赖而不能自拔。程序理性之滥觞,导致西方常常自以为是地对中国的实践理性指手画脚,造成中西方关于民主-民心、人权-人本、自由-自律等核心价值观上的分歧与斗争。
      一些中国人仍生活在现代政治的托勒密体系下,乐于在民主宪政、普世价值上情绪激昂,混淆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世界价值。其实,谁都不能自称民主,代言宪政,更不能因此树立自己的对立面——专制、党政。所异者,乃民主性而已。不管是西方近代民主、中国当代民主,都是民主在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下的不同表现,两者互不否定,即不能因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而否定西方资本主义民主,也不能因为西方资本主义民主而否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推而广之,谁都不能以普世价值自居,只是以自身文化和实践折射出各自价值的普世性。世界发展多样性,使越来越多的价值普世性呈现出来,丰富了普世价值内涵。
     总之,普世价值也好,宪政也好,都是以新自由主义为代表的西方政治经济思潮滥觞于世的产物,脱离中国实际,必须以中国梦解构之。如果简单认同西方普世价值,中国梦就不是真正的中国梦,而是普世梦在中国的实践。中国不是日本,其现代化是全球化时代的现代化而非简单的近代化,其宗旨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非变成又一个西方国家。
     宪政梦只是普世梦的具体表现之一,试图在宪政-党政上制造二元对立,借此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道统。这,就是宪政论的本质。严复《宪法大义》的一句话:制无美恶,期于适时,变无迟速,要在当可。中国少谈点主义,多思考问题。真正的问题不是民主之争,而是民主性之争;不是宪政主义之争,而是宪政性之争;不是普世价值之争,而是价值的普世性之争。
    唱响中国梦,才能解除各种主义的魔咒,使中国获得自主发展。(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载于新加坡《联合早报》,2013年10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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