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向世界庄严宣布的。然而，那只是政治上站起来——人民当家作主，精神上——如何对待西方（包括来自西方的马克思主义），可以说仍然没有站起来。
     这不，中国一直在“特色”与“普世”间纠结。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误解为非普世的、反普世的，甚至有人得出“中国例外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自觉有余而理论自信不足，因为还需借助西方的马克思来表达自己。相当多的中国精英认定，通过所谓的转型、接轨，中国迟早要融入普世价值体系，否则就是对抗普世价值，而对抗普世价值是野蛮、落后的表现。
     近来关于宪政、公民社会、普世价值的争论，表明中国人迄今未走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魔咒，内心中有绕不开的西方情结。究其根源，来自于近代以来形成的“线性进化论”，认为西方代表先进，普世价值是其先进性的集中体现，是人类历史的终结。将“线性进化论”植入中国人头脑的始作俑者就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可称得上近代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本书。
     “落后就要挨打”是中国人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中总结的基本教训，其暗含的逻辑是“先进可能打人”——外界于是乎担心中国一旦强大就要报复过去欺侮过中国的西方和东洋，始终没有设想“先进了如何不打人”的制度创新，这也导致中国在解决“挨饿”问题后仍然面临“挨骂”的难题。
      其实，中国挨骂的根源、中西方观念分歧的核心，是关于“价值普世性”与“普世价值观”的争议，这种争论，也是名与实的争论——普世价值是名，价值普世性是实。中西方普世价值争论，反映了两者世界观之不同：西方人认为天下起初为公（respublica），普世主义具有传教士精神，从世界多样性中寻找共通性；而中国人直到孙中山才喊出“天下为公”口号。
      同时，普世价值观的争论折射出中国防御性思维与西方进攻性思维的差异。这种差异可以追溯到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不同。因此，中西方关于普世价值的分歧，无关政体，本质是“文明的冲突”：世俗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冲突、农耕文明与海洋文明的冲突。
      全体价值普世性的总和，才能拼出普世价值。宣称自己代表普世价值，只是一种话语霸权，正如文明的概念一样。在欧洲，“文明”是英、法等先发国家的专利——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德国最早成为西方文明的反抗者。
      在西欧文明史观之下，德国是一个半野蛮的地区，是欧洲的战场、教皇的奶牛，不得不仰仗西欧鼻息。文化自觉运动的狂飙突进虽然主要发生在文学领域，其实质则是一场思想范式的战争。歌德的《普罗米修斯》和海涅的《亚当一世》都表达出了强烈的反抗精神，作家和历史学家们对古日耳曼英雄赫尔曼和条顿森林战役的重述和建构，则更明确地将这种反抗精神指向所谓的文明。这表面上是德意志民族的文化寻根，深层却隐喻着对西欧中心论的抵抗。正如柯林伍德所说：德国人是在“努力从过去寻找成就，并从过去的成就中辨别出自己过去的精神”。赫尔德在《人类历史哲学学概念》中提出与文明相对的文化概念，强调了文化主体的民族性和边界的有限性。     

赫尔德的界定全面突破了只有英、法才是文明的，其他都属野蛮的观念，为德国崛起奠定条件。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进一步将文化界定为精神层面，而文明为物质层面。他将世界上每一个高级文化的历史都区分为“文化阶段”与“文明阶段”。他认为西方文明已经进入文明阶段，丧失原有的文化创造力，只剩下对外扩张的可能性。因此，“文明是一种先发国家的自我标榜，它们以此垄断了‘善’的话语权”。就这样，《西方的没落》以文化解构文明，以“德意志中心论”取代“西方中心论”，成功让德国精神上站起来。
     在斯宾格勒之外，另一位德国人马克斯·韦伯此前就将德国人精神上站起来赋予更大的宗教内涵和历史必然性。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韦伯揭示了资本主义领先世界的奥秘：新教。
     中国的斯宾格勒、韦伯在哪里？换言之，中国如何面对普世价值，以精神立国？这是中国的学术自信、学术自觉必须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笔者近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所要探讨的，其学术价值与历史使命由此展开。
     中国面临的问题多多。如果真有普世价值，融入普世价值体系就能解决中国问题，那倒也简单。我们惟愿如此。只是，这个世界并非这么简单。中国也很复杂。与此同时，价值的普世性是内生的，而非外生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发展道路，需要一代代中国人在广泛借鉴包括西方在内的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基础上，去探索、去创新，而不可能指望通过接轨到彼岸世界就能找到答案。
     一句话，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须破除普世价值神话。 正如国际歌所唱的，从来没有什么救世主，从来没有普世价值，只有价值的普世性，更准确地说是“普适性”。不说清楚普世价值问题，中国梦就只能在做普世梦与特色梦之间徘徊，缺乏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不说清楚价值有普世性问题，不去追求人类共同价值，中国梦甚至不及古代天下梦的关怀，缺乏历史与实践自觉。
     从农耕型走向工业（信息）型、从内陆型走向海洋型、从地区型走向全球型的中华文明，不得不再次面向西方。不过，这次是民族自觉行为、自主选择。它要解决的是鸦片战争以来近两百年的问题，面对的是“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华文明的复兴，是注定要继承、发展、创新当年将“西天”的佛教变成华夏之佛学、神州之禅宗相类似的壮举，将西方的普世价值之术内化为中国之道——人类共同价值，从而确立中国崛起的道统。
    （王义桅：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原载于新加坡
《联合早报》，2013年9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