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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志敏:新阶段中国地方国际化的挑战与机遇
发布时间:2013年09月02日  来源:察哈尔学会  作者:新闻与公共事务部  阅读:2370

(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我个人在2001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比较地方政府对外关系的书,最近一段时间有更多的学者参与到研究中,也举办的一系列的研讨会,我觉得今天的会议是把更多的研究地方城市外交的会议,非常感谢广州市广州外事办做了这样的推动。

我个人觉得中国的地方外交已经进如了新的阶段,在这样的一个时间里面,如果我们实践者跟研究学者有更多的结合沟通,我们中国地方城市外交会在世界范围之内成为一个好的力量,广州已经做了这个会议,是一个很好的榜样,我想更多的城市会在世界舞台上崭露头角,而且对城市外交的现状来看,虽然国外起步很早,现在我们充分利用研究,我们在研究方面,我们也会走在世界学术研究的前面,这是一个双赢的结果。

陈志敏:复旦大学国际关系公共事务学院院长、教授(吴丹  摄)

从一个学者的角度,我想对新阶段中国地方国际化挑战与机遇,我想谈四个问题,三种主要驱动力量和三种国家上面推动国际化三种模式,后面会谈到理想。三种驱动力量首先来看所谓的国际上的拉力,一是相互依赖的发展,全球把地方政府推到了国际化的潮流当中,而且全球化因为地方的卷入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全球地方化,意味着地方跟全球的连接成为一个现在国际社会里面全新的现象,全球化因为地方跟全球的结合的关系。二是国际制度的强化,以WTO为标志,出现了国际层面的制度规则的确定,来替代地方跟国家层面的制度跟国作,比如WTO,上海清理地方的法规,当时说13000份地方法规,他废止了4000份,修改了2000份,你如果要加入这样的国际组织,你地方必须要做整理,在这个过程中,在规则制定里面,怎么通过在国际层面的游说,你要影响国际组织。跨国行为的提升,你不去找人家,一大堆的行为体会找你,东莞富士康跳楼事件,国际的媒体会找上你,国际的劳工组织会找上你,苹果公司会找过来,你必须要面对。

在中央的推力,从中央层面希望从地方发现更多的国际的交流,我们在二战之后在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整体,认为通过国家层面的政策、手段是可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发展,70年代之后,中西方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国我们建立改革开放,国外是权利下放,中国地方是地方分权跟对外开放,给地方更多处理对外开放的权利,也有间接开放的政策,比如中央把一大堆任务交给地方外办处理,权利的下放跟任务的下放。

地方本身的动力,首先有差异化,不可能有中央政府全盘帮你照顾到,认识到这个利益的差异,也有地方性,应该自己来采取行动,特别对中国来说,是发展导向的地方政府,利用我们这样强地方政府的优势,介入经济,推动经济化,使得中国地方政府推动过程中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于外国地方政府发展来说,我们可能表现的更加积极。地方核心能力的下放跟组织机构,我们看到美国的洲、省、市,他们负责外事人员的多少,机构,我们地方政府广州一百多人,在一个国家层面推进地方的模式,三种模式,外交模式定义平行外交,中央集权主义—执行外交,中央主导下的分工合作—多层外交,中央是强外交,地方强国际化,这是一个平行,这个平行会带来外交的冲突。对中国来说,在中国的改革开放有国际化、分权化以后,导致中央权威的削弱,中央外交的削弱,或者中国未来分解成几个中国,对我来说,我自己个人觉得分权应该采取治理的一种方式,中国必须有一个强大统一的外交,三个模式能不能同时结合,都能达到。我们可以发展出中央分工合作的模式,或者说多层外交的模式,它能力可以在中央主导下的格局,可以强中央,也可以强地方,中央也可以强外交,强国际化可以强外交,借助外交推动地方的国际化,可以达到共赢的模式。

我们地方国际化有四个地方,地方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我们地方的实力确实有长足的竞争,比如我们中国几个省,我们把各个省的GDP和其他国家的GDP排名对比,广东省排在16位,江苏省跟土耳其,浙江省在22位,很多的省是富可敌国,第15位的内蒙古跟菲律宾是平等的,确实我们的经济实力有很大的增加,这是人均GDP我们相对来说不是排名比较弱,但是我们有11个省,14.2念头,按照这个标准我们已经进入了中高区域。地方的财政收入,广东省去年1千亿美金,我们可以排33位,跟南非的财政收入相当,内蒙古跟新加坡相当,奥运会金牌广东省已经排到16位,这是一个时间点,我们在做地方外交的时候有更大的实力、底气、牛气。国际面对新的形式,人家对你的期待不断的增加,焦虑也在增加,你有那么大的实力你想干什么?特别对周边的国家,银行的战略跟周边的国家,菲律宾跟日本采取了很多战略的方式,一些高标准自由贸易区排除中国的谈判,对我们提出了很多的挑战,我们跟日本关系不好,对很多地方跟日本的关系带来很大的损失,贸易、航空等等。

呈现新的局面,前一段时间市场缓慢,主要靠政府驱动发展,依赖外部的发展,现在几方面都是问题,现在新政上台,希望推出新的对外开放,未来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里面,希望看到新大盘的推动,上海贸易区的设定,已经预定未来的开放趋势,会导向更多的开放,拉动开启中国新一轮的对外开放热潮。对地方外事来说,还有新的推动,越来越强调地方外事在中央外交可以创造巩固地方基础跟社会基础,比方说中美论坛的启动,对地方来说,地方的国际化有更多的需求,在城市、地方、产业跟社会升级的前提之下,对国际化有更多的需求。

政策过程出现新变化,民生工作的重要性上升,相对而言过去那些年,国际化的重要性有相对的下降,职能部门跟非政府部门国际化能力提升,导致外办地位在弱化,政府开支的公众监督强化,国际化的绩效受到更大关注,在这个过程里面,机遇跟挑战是并存,一方面是能力的提升,这些能力能不能被用出来,会受到很多的制约,钱也花了,需求是在增加,我们需要有更多的国际化,当你推进更多国际化的时候,你推进服务业的对外开放,或者是垄断功能的开放,强大的利益集团他可能会带来很大的阻碍。主体是多样,统筹缺失,是不是在地方层面提供更多的援助,过去发达国家跟我们提供援助,我们是不是给他们的援助,等等这样一些问题,外部制约,对我们地方外交、城市外交带来了冲击。

地方国国际化的未来推进,你面临的机遇、挑战是什么?能不能做一个深入的分析,对每一个地方制定一个目标,相应的体制架构,多层外交要很好的运用,服务国家外交,同时也借助国家外交推进地方国际化。然后做好协助跟引领工作,地方外办把地方对外活动全部归纳到你的口子下面,你必须接受这样一个所谓的多个部门共同对外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面,你如何自己协调,引领工作,包括你怎么带动社会各种各样的资源体帮助推进城市外交的作用,用更少的钱、资源,做更大的国际化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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