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给我这个学习的机会。今天我简单讲一下关于全球治理与中国国内政治发展的问题，我想主要从三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第一个，关于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第二是全球治理与国家的角色；第三是中国内部发展与全球治理。

西北师范大学教师曹亚斌

一、关于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事实上，从1995年全球治理委员会提出全球治理概念以来，将近20年的时间，在这期间全球治理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但是困境也是很多的。关于这些困境，我觉得如果用一种概念来分析的话，就是说到底全球治理的困境是怎么样的一种困境呢？我觉得用这样两种分析是有可能的。

第一是行动的困境。那么行动的困境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参与的困境，就是说某些国家或者是行为体想参与到全球治理的进程中，但是由于机制或者是设置的不完整，导致他没有机会参与进去。第二是责任的困境，有些行为体参与全球治理或者说在名义上参与全球治理，实质上完全是为自己的自身利益而服务，“搭便车”行为是非常多的，导致了责任的困境。

第二是观念上的困境。观念上的困境有这样几种：一种观念认为，全球治理只是全球发展的一种附属，而全球行动中最主要的可能是关于安全、权力这些斗争性的东西。合作性的东西，不论在任何一个时代，仅仅是一种附属性的。

第二种观念认为，全球治理的现实有没有达到的途径，也是值得怀疑的。就是说全球治理是否仅仅是一种理想，还是说是一种可能的人类发展的状态？对于这个问题是有质疑的。总之，悲观主义者比较盛行，这是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

二、全球治理与国家方面的关系。

前面很多老师都提到近年来关于国家回归的问题。从国家内部发展以及国际政治格局来看，确实国家回归是很明显的，例如新兴国家集团的兴起，尤其是G20、金砖五国在国际舞台上重要性的不断增加，使得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十分重要。

三，中国内部发展与全球治理的关系。

国家与全球治理实际上是一种互动性质的东西，也就是说国家的内部发展一方面是国家对外行为基础。另一方面，对某些大国或者是影响力非常大的国家来说，其实国家的内部发展就是全球治理本身。

基于以上两点，一个是全球治理的现实困境，一个是全球治理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我认为中国内部的政治发展中是不是用这样两种指导原则进行内部的政治发展，才能达到国家内部发展与全球治理的统一？   

第一种是坚持效率性的主权观。有这样两个方面内容。

第一，这个效率要坚持开放性的发展，不管在任何时代，你在发展的过程中，不管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是收益或者是受挫，不管在任何时候始终还是要用开放的观点来处理问题。像乌尔里希·贝克提出的“全球问题全球解决的”，通过这样一个方式。

第二，有限度的主权观。第一方面就是反对90年代以来提出来的新自由主义，就是把国家仅仅作为一种被动的角色出现，他提出国家之外其他行为体的重要性，区别于这样一种东西。但是另一方面又区别于全知全能的，所有的事务都是由国家来管的这样一种国家发展模式。

2004年富山写过一本书叫《国家构建》，他提出一种观点挺有启发的，他认为国家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就是说在一些核心的事上应该做很多的事情，而且这样的能力是很强的。在这些核心事件之外，可能国家就要退出，让其他的行为体有自己发展的空间。

第二种是关于公民的发展，就是说在国家的内部发展中，公民教育应该是越来越重要的，像各位老师提出的民主，不管是国内的民主还是全球的民主，公民的教育应该是核心。那么应该教育出怎么样的公民呢？

第一，要教育积极的自由公民，因为自由主义以前一直提出来的都是消极的，就像柏林提出来的“免于”的一种自由，除此之外的东西都是与自由无关的。但是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有一种更加积极的自由？不仅仅是免于，而且是能够干什么的自由。积极的自由公民的身份、观念的教育可能是国家内部发展的中心。

第二，要培育全球公民。刚才各位老师也都提到了，就是国家在内部发展中如何培育一些全球公民的问题，这可能是国家政治发展的核心。一方面是让这些公民具有参与一些正式的国际事务、全球事务的决策或者是影响的能力，像贝克提的关于欧洲的发展过程中，他提出的民主仅仅在国家层面，在超国家层面民主并没有实现，仅仅是国家之间俱乐部性质的东西。其实在超国家事务中，一方面公民没有意愿关心；另一方面是公民没有能力、没有渠道关心这样的事务，导致了在超国家层次上的影响、关系，其实它并不是民主的，更多是内部悄悄解决的方式，也就是说要培养一种公民参与全球正式事务的能力。

最后还要培养公民在国家行为之外自己参加一些全球治理的事务的能力，像各位老师提出的民间外交的东西，参与全球非政府组织，这些也应该是国家在培养全球公民过程中的一个指导性原则。

（曹亚斌，西北师范大学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