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其实对于中国的影响力或者是对中国实力的判断，我曾经听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说法，感觉也非常回味无穷，说什么呢？中国到底怎么样？他用了一句话，就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想想蛮有意思的。但是如何更能增添一点正能量？一般说能力啦，说意愿啦，但是听了这么多老师的见解，可能智慧是最重要的。

我也做点外交，也讲外交的课，也涉及一些全球化和全球治理方面的内容，自己对底层的一些NGO的国际化还比较感兴趣，如果说它是一个应对的话，中国能做什么或者应该做什么？我的一个思路大概是这样的。

吕晓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首先就是顶层的战略规划。这里面其实有很多问题，比如说国家利益的重新界定，中国在全球的重新定位，甚至在中国责任承担的战略规划，再具体就是中国外交战略的调整和转型。指导现在我们给国关的研究生上外交专题的课一直在讨论，中国外交战略怎么调整？我们能看到的战略有什么？什么“大国是首要，周边是关键，发展中是基础，多边是舞台”，还是这些，或者是“韬光养晦”、“有所作为”，要不就是“不结盟”。我们在批判他们，但是我们提出的一种更为清晰的战略在哪里？好像没有看到。

刚才在网上搜，我看到了一个很具体的美国的战略——美国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战略，奥巴马2012年6月发布的。美国好在哪儿？要是给学生讲战略，它就是奥巴马说的。我们讲中国的外交战略，好像最新的一个提法是习主席说了，我们要坚定不移地维护我们国家的核心利益，但是什么是我们的核心利益？怎么来维护？就靠学者们的解释，然后我们一直还很模糊国家到底同意不同意这样说？所以一种清晰化的战略规划是需要做的一项工作。

就这方面谈一点自己的思考，因为一直在受蔡老师的熏陶，觉得全球公共物品的供给可能是我们在有所作为层面上的一个突破口，看怎么来做，这个内容就好庞杂，不说了。

另外一个，除了顶层规划设计以外，我们还有一个层面是一种底层的设计。这个“底层”并不是说真正的底层，不是说它不重要，反而它是更务实，更有可能性和操作性的一个层面。比如说从主体上，我们多元化的主体，这里面呼应一下刚才刘师兄的内容，他说NGO怎么怎么样，但是我的一个比较乐观的看法，就是我们对社会组织的一个态度是一直在堵，不许搞，但是现在堵不住了，说得不好听就像防洪水一样，其实是宜疏不宜堵的，你来确定规则，什么能做、应该怎么做，这是国家治理的最为常态的一种状态。“你不能做”，那我们全部改成底下了、非法了，但是你说数量不大吗？影响力不大吗？不一定。因此在底层的制度设计上我们需要去改。

另外从对象上我们要怎么做？其实这里面有偏好。王逸舟老师最近的一些提法对我特别有启示，比如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我们关注点微观的，有很多老师提到了。另外要有全球的视野，我们在关注我们的区域、关注我们周边的时候，我们还要有一些全球性关怀的胸怀，这样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稍微舍点小利，可能从长远看效果会更好一点，可能是这么一个状态。

另外从方式上，因为和钟新老师开过两次会，受她的启示，我对传播的效果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最近不是经常被人布置做“中国梦”嘛，我就找了一个很好玩的角度，干了一件事情，就把美国主流媒体，什么《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包括CNN，挑了四五家吧，选择的时间段就是习近平提到“中国梦”开始是去年年底到今年的7月份，做了一个统计和分析。然后得出一个什么结论呢？美国人怎么报道“中国梦”呢？基本上是负面的，那些不说了，主要的一个质疑是什么？你“中国梦”提出的动机是什么？都是负面的。你的内容是什么？也是负面的。是否可能实现？基本还是负面的。

所以说带来一个什么困惑呢？我一直没太明白“中国梦”到底是什么，是从“民族梦”、“人民梦”到“世界梦”的阶梯性的演化？但是为什么在美国的主流媒体里面我们听到的更多的是我们不愿意听到的声音，当然有美国媒体自己传播的特性，而且有一些国家利益角度的存在，但是我觉得还是在传播的方式上有问题。如果在这里面要找一个突破口的话，我特别同意金良的说法，其实中国有什么独特性所在？是在于它的文化的根基。

聊天的时候，搞中国史的特别嘲笑搞美国史的，说：“你们有什么搞头？没有什么搞头，中国文化是‘四大文明’里面唯一一个没有断裂的文明。”现在好像西方的很多学者特别愿意替我们找一些精华。我们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把我们自己最有底蕴的东西似乎扔了，从这里面刨一点真正的具有世界影响力的价值观念，也许是一种方式？都讲什么软实力嘛，这可能是我们软实力比较好的一个依托吧。

（吕晓莉：北京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