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前面大家都讲得非常好，搞公共外交、搞全球治理，在今天的场合都能够找到一个话语。我觉得非国家的角色也应该在学术话语里摆一个重要的位置。但是国家，到什么时候不撞南墙不回头啊，拿结盟来说，现在还想着结盟，说实在的，考察中国近代史，谁跟中国结盟谁倒霉，谁愿意跟你结盟啊？朝鲜人都吃不上了，跟中国跟了半个世纪，连苏联跟中国结盟都被中国耍得团团转，连俄罗斯都被耍成那样，谁还敢跟中国结盟？所以不可能有人跟中国结盟。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刘贞晔

直到中国反省的时候，应该反省什么？国家少干点事，让非国家的组织多干点事，比如说非政府组织察哈尔学会多干点事。原因就是今天谈公共也好，谈全球治理也好，第一个本源性的东西是强调非国家的，公共外交面对的对象也不是国家，而是国家之外的东西。全球治理的本源除了主权国家的治理之外的东西，有了新制的东西，这叫全球治理，否则的话干脆叫“主权国家的治理”就行了，所以说全球治理的本源是水平式治理，强调的是有了新制，有了非国家的成分在里头，国家仅仅是其中的一环，不是主导性的，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环，这才是全球治理的本意，这也应该是公共外交的本意，就是国家外交不能盯着国家外交，要盯着非国家行为体搞外交，是一个意思的。

第二，非国家角色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比如说经济全球化中的治理，谈生产全球化、投资全球化、金融全球化、贸易全球化，生产、投资、贸易，国家在其中扮演多少角色？可能在制定规则方面，比如WTO贸易体制，国家去谈判，其他的几个领域可能还是得非国家的公司起更重要的作用。

至于在人权领域里更不用说了，全球人权保护机制针对的不是老百姓，针对的都是国家作恶，全球人权保护机制也好，其中主要的通过力量也来自于非国家的角色。环境领域可能再复杂一些，面对的是国家政策还有跨国公司的行为对关系的破坏问题。

全球治理针对的几个议题领域都具有社会性，而不是国家中心的东西。当然，从整个21世纪的头10年体现出国家的影子来看，蔡老师讲新世纪以来全球治理出现新的东西，国家的影子好像又重新出现了，而且越来越加重了，国家主义的色彩越来越浓了，学者的话语也多了。我觉得一个原因就是08年的金融危机把它强化了，08年金融危机必然要强化国家角色，金融危机意味着市场的失灵，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失灵的时候，国家这只有形的手出来的时候，大家感觉到全球治理中国家又回来了，非国家什么也不是了。金融危机过去之后，市场机制在全球经济中重新发挥它的主导性的作用，那么有形之手还得退到幕后，国家还应该从今天的国家主义的角色中退到幕后去。所以说非国家的角色在全球治理中具有基础性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从今天来看非常不成熟。国际非政府组织更不用说了，我们限制他进来，我们也不希望有什么非政府组织产生并走出国门。跨国企业这块，新闻报道中报道负面的也不少，在国际上缺乏企业责任，这方面也不少。这说明什么问题？中国在这几大非国家中心决策的几大领域里都不是那么太积极、太成熟。

将来的一个趋势，也没法说我们国家能做什么。我们现在津津有味提到的就是中国在IMF又争取到了更高级别的地位。刚才可金和熊炜老师都提到了，应该追求在各级多边机制中更多地尽责任，这两者还是有一个平衡的问题。

第二个领域是非政府组织领域，可能更多地要依赖于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好像联合国协会为了接受上面派的任务，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会议总是先于国家间协议在议定某个领域的议题，预先制定规则草案，我们也应该积极参与，但是又没有非政府组织，于是我们联合国协会里又成立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合作促进会。实际上里头就一个人管这个事，是联合国协会的一个工作秘书，他每次都要找全国妇联、共青团等等，派几个人跟他一块儿出去，到那儿也就是听一听，我们在国际上的参与度非常低，源于我们国家的政治体制，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受到严格的政策管控，外头的非政府组织进来也是受到严格管控的。

跨国公司在国际行业中尽什么社会责任，起码我们有个社会机制，比如说建立什么样的社会机制来监督跨国企业的责任，建立一个监督机制，我觉得这个我们察哈尔学会可以做，搞个中国走出去企业的国际道德观察，看看他们干了哪些坏事。

（刘贞晔：中国政法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