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关于这些话题，我也很关心，我关心的是什么呢？我们中国的学者现在都研究到什么地步了，我感到很兴奋，很多问题研究得很深入，有些思考特别有意思。

前一段参加一个培训，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邬书林给我们上了一次课，他在很多场合说要打造出版大国，但是他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我们国家的实力增强了，GDP提升了，有钱了，但是为什么我们还不是一个出版大国？他提了很多数据，我记不得了，有一个说我们每年出版的品种是40多万种，从品种来看非常多了。他还提到一个数字，论文我们投入几百个亿，科研投入是600亿还是900亿？我记不清数字。这么大的投入，但是只有极少的比例能在国际上发表论文。他是从学术论文的角度来说的。那个比例是多少？反正极少。他就反思这个问题，我们有那么多的钱了，一度也造大船出海，搞出版企业，大家知道，出版类的企业跟华为那些企业是远远比不了的，但是也在想办法做出版集团，造船出海。但是最后造成什么结果呢？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比如说买书送，给孔子学院送书什么的，结果是外国人说“你这不是文化侵略就是文化垃圾”。花了那么多钱，人家觉得你是塞给人家的。我们虽然是一个大国，但不是文化强国，不是一个出版大国，是一个出版量大国，不是一个出版业的大国，在很多领域是不是都有这个问题？

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博士耿协峰（吴丹 摄）

前一段我们出了那本书，《再见巴别塔》，副标题叫“当中国遇上非洲”。什么意思呢？作者和新华社的一个记者两个人到非洲去实地调研，采访当地的华人，有在那儿做生意的，有在那儿打工的，还有其他领域的人，谈他们的感受。我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不是宣传，它是讲中国跟非洲的关系发展过程的，当年非洲是把我们抬到联合国的好兄弟，但是我们在非洲会给他们什么印象？他有一个说法，我们中国政府跟他们打交道的时候，在非洲的印象、各方面的关系很好；但是到了民众层次就不一样了，我们中国人更多的是进去淘金，赚一票就走，都是那个心态。该书里讲到，中国这么多年在非洲开发、挣钱，但是极少人跟非洲的女人结婚，大量的都是中国男性在那儿工作，很少有女人，但是没有人愿意在那儿跟非洲人结婚。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举的中国跟印度在非洲的对比的例子。中国人在那儿都是做小生意，零售啊，一般的服务业，就是效益很差的小的行业。印度人在那儿曾经有一段历史，哪个国家我忘了，曾经留下了印度裔。

留下了印度裔，他们在那儿从事航空、大型制造业等等，开始投入特别高，花了很多钱，当时来看没有什么挣钱的，投入很高，但是现在的结果呢，印度人在那儿从事的行业和生活，什么都跟中国人不一样。关键是华人在那儿做生意互相不团结，互相掐，甚至互相挖墙角，跟印度人不一样，印度人比较抱团。他在书中讲了很多故事。我觉得这对中国走出去也好，说得更大点儿，回到蔡老师的主题，你要参与全球治理也好，你在那儿做些什么也好，要考虑到你的行为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我刚才想到政治文化的问题，可能说得更远了。你去参与全球治理，那么你带去什么样的文化？我们前一段也在组织介绍国外政治文化的书的出版，大家都在反思我们有什么样的政治文化？对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很感兴趣。我们现在是不是随着有钱了，反而变得更加功利化？就政治文化来说，而不是某个人。当然他那里面写的是个案，我们的华人到那里做生意都变得特别功利。我在想我们整体的政治文化是不是也变得功利化，变得实用主义化？外交政策是不是也在变得实用主义化？你的外交政策实用主义化了，可能压力就来了，刚才可金说的我们“压力山大”，压力是什么？就是找突破口，老觉得很有压力，各方面都在努力做，外交队伍的人上下齐心都在做，但是为什么还发觉自己被疑惧？我觉得跟实用主义有关系。以前我们批评美国外交是实用主义，现在反过来再想，我们是不是也在实用主义化？我们是不是也缺少战略的远见、缺少总体的战略规划？换了新的领导班子，我不知道我们的智库有没有搞出来影响高层决策的报告。这种大的战略规划是不是有？

当然，还有跟这个相关的，就是内外有别，传统上我们老是内外有别，现在中国体量变得非常庞大的时候，你不得不介入全球事务的时候，还搞内外有别肯定是值得反思的。最简单一个例子就是外交无小事，这可能带来一些对外交决策的制约。王逸舟那时候谈创造性介入也是，在外面的外交官任何一点小事不能作主，这可能也是一个。在国内来说，外交方面的事老百姓不能随便插嘴，这样的例子很多。这应该是一种传统智慧，大家总结成“内外有别”，这会不会给我们的外交政策带来困境？

今年我们做了一本《外交智慧》的书，是上海交大请几位专家写的，我们给改的名字，最早是“中国外交热点问题”，我们一看别“外交热点”了，后来改成“外交智慧”，这本书是他们的演讲实录。我们也在关注这个，包括出王逸舟的“三步曲”，力推他这个创造性介入，事实上他也是在给中国的外交寻找出路，但只是他的看法。因为他给外交部的官员做培训，也是想说服他们有所改变。我只能从边缘的学术服务的角度来支持一下。

但是现在市场量比过去少了，想出最好的，确实有创意的，不说给决策界吧，给学术界都能有些创意的，所以有好点子，大家还是找我们。当然从我个人来讲，希望我们学术界在思考这些问题的时候，能够有全球主义的胸怀，别谈都有这种视角，最起码有这种胸怀。你可以不同意全球主义，你觉得它太理想，但是你至少要有全球主义的胸怀，我觉得来参会的人都会受到这个启发，我也是深受启发。

再一个，我想你们作为智库肯定不同程度地参与一些活动，像智囊之类的活动的时候，是不是也在思考做整体的外交战略规划？搞学术的可以做得理想一点，跟他们有结合，就是分层次的，有全球的、有地区的战略。刚才说那几大块，东西南北突破，不能说东南亚你做、别的不好突破的就不做了，总得有规划吧？比如对日本，国家不能说都是应急的，肯定得跟军界的人有结合，肯定得有一个战略规划，当然也可能有，只是老百姓不知道，希望能够有更宏观的战略规划。

（耿协峰：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部主任、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