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怎么看中国的地位与角色，存在很多的争论。一个客观的事实是，中国本身至少从硬实力方面毫无疑问上升了，影响也扩大了。甚至有一种说法，说中国很快就成为第一了，有不同的版本，有的说2016年，有的说2022年，有的说2025年、2030年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之后美国学者也进行了讨论。

国际关系学院张敏谦教授

由此，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影响力也必然上升，那么正面的影响力和负面的影响力都在上升。而且这里面有一个变化，过去相对来讲，在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这30年，中国有一个不断成长的过程。大家如果仔细回想一下，从恢复联合国席位，后来中美关系打开大门，中、美、苏形成大三角，包括再早一点毛泽东提出“三个世界”理论，实际上中国的影响，我有个不成熟的想法，那时候我们的国力可能不如现在强，但是我们的影响力比现在大；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国力强了，但是影响力……从我的思考来讲，影响力倒不是说不大，但是与过去正面的影响力相比，现在正面的东西变得很多了。所谓负面的是什么？就是国际社会对你的认可度的问题。

我们经常提到周边，可以说长期以来我们很重视周边，我认为成为一个地区大国、世界大国最重要的基础，周边是我们重点经营的对象，而且成效不错。当然我们看到，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反恐以后，中国经营周边成效似乎很明显，我们提出了很多机制，周边国家对我们的依赖程度也在加深。在这个阶段美国忽略了东亚，我们过去一直认为周边的形势是不错的。结果呢，突然发现不是这么回事。2010年我们就感受到，随着美国开始启动……开始叫“重返东南亚”，后来又叫“重返亚太”，再到“再平衡亚太”，经过一系列的过程，忽然发现我们在周边某种程度上的影响是脆弱的。

这种情况的发生，我觉得特别特别值得我们反思。在中国经济实力增强的同时，为什么反而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可度降低，中国对周边影响的脆弱性体现得更加明显？我个人在很多场合讲过，我有过比喻，实际上我们同周边的局面是什么呢？经济上中国经济发展，大家都想搭便车，都想分享经济发展的红利，可以说大家对中国的依赖性在增强，另外一种趋势是安全靠美国。形成这么一种不太严谨的说法，就是经济上靠中国，安全靠美国。后来忽然发现这里有一个重大的差别在哪里？我们知道，经济上靠中国有一种利益导向。利益在某种程度上是具有流动性的，就是逐利性。那么安全上是基于一种认同，基于一种信任。换言之，我们突然发现周边国家对中国的疏远，从2010年开始，我用了一个词叫“疑惧”，疑虑和惧怕。

那么由此倒向了什么？一方面邀请美国，美国重返有一种被邀请的成分在，周边国家对我们由疑惧到拉开距离。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包括与周边国家的政府智囊有些接触，说得很明确了，不认同中国作用的“中国模式”，“我们走的路子也不是按照这条路子，我们更认同美国这种模式、美国这种道路”。

我恰恰认为，在中国追求成为世界大国，或者是追求成为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的过程中，可以说这是非常重大的一个问题或者叫一个软肋，如何建立中国的认同度，基于认同而形成的真实的正向的影响力，这是我们最大的问题所在，也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所在。

从努力的方向来看，恐怕不仅仅是一个周边、大国，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不分大国和周边，这方面如何提升我们的影响力。当然提升影响力最重要的一个途径，那就是说你成为大国了，如何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所谓负责任就不能仅仅“搭便车”，结合刚才蔡老师说的全球治理的角度，提供让别的国家可以“搭便车”的公共产品。那么这种东西恐怕是我们应该思考的，改善我们目前所处困境的重要的努力方向。

但是坦率地说，从目前来看，我认为这种努力远远不够，甚至某种程度上出现了阶段性的退化状态。前一段披露来自美国的在世界各地对中国人的调查，调查显示认为中国的威胁大幅上升，对中国印象好的大幅下降，这不仅仅体现在周边，而且体现在主要的国家。我觉得这就是问题真正所在。

我们要走社会主义的阳光大道，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大道，而不要走邪路。实际上有时候我就想，这种思维没有转变。因为周边国家已经有一些反应了，比如说“我不认同你的路，你走你的路，我不反对，你走你有中国特色的阳光大道，但是我走的不一定就是邪路”。有些东西呢，我们自己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但是对于其他国家呢？甚至包括他们从东欧回来，也有这样的说法，就是你认为人家是邪路，你就属于正路。实际上反映的是什么？反映的是某种思维，没有明确自己危机的根本在哪里、努力的方向应该是什么，更多的还是以一种自我、一种封闭来处理同世界的关系。我想这恐怕是未来需要特别警醒的，应该把外交的角度或者从全球治理的角度，甚至从公共外交的角度作为着力的方向。

（张敏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