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速记，未经本人审阅) 

我想主要从全球治理面临着哪些新的环境和形势、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现状和评估、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定位和视角三个角度展开对中国如何参与全球治理的问题的论述。

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蔡拓教授（吴丹 摄）

一、中国在全球治理中面临的新环境和新形势。

1.权力结构的变化。我觉得今天看全球治理跟90年代初我们开始关注、介绍、研究全球治理时并不完全相同。其变化就是国际体系、国际秩序的转型，这里指的是权力结构上的转型。这里的“结构”，就是新兴国家作为一个群体的崛起，特别是我们讲的金砖五国的崛起。这种崛起使得在考虑全球治理时，你的权力结构发生变化，这实际上是我们国内很多学者在谈的，一些杂志也都在关注的，从权力结构上来谈全球治理的问题。所以我觉得我们要关注到这样一个新的环境、新的问题——权力结构在发生变化。

2.国家主体作用日益凸显。相对于90年代，出现的第二个新变化是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作用凸显出来。从近十年反映出来的情况来看，国家的作用在应对金融危机、反恐等方面都体现出来了。近十年来国家的主体作用比我们当初开始关注、研究全球治理的问题的时候强调非国家作用时发挥得更充分了。

3.国家主义价值的回归。随着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大国之间结构发生变化；而国家的主体作用反而更加凸显。这就导致了国家主义的回归。现在国家主义的回归与90年代相比是比较明显的。在上述两个现象的背后，实际上反映的是国家主义价值的回归，这是针对90年代的情况谈的。

4.全球治理的失灵与困境。比如说民主的赤字、参与的赤字，以及对全球治理规则的不适应，这都是因为目前全球治理的规则大部分都是以国家为中心而构建的。在这种规则下，所谓全球治理无非就是国家之间的关系协调。但是实际上全球治理中所面临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完全以国家为中心的。一些环境问题不是单纯国家的问题。按领域来说应该是全球性的问题，所以目前的规则都不适应，这是我们面临的新问题。

二、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现状和评估

1.中国在全球治理中的现状

（1）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日益增强，范围日益扩大。我们动力在增强，范围在扩大，比如说我们的海外（影响）力，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国的地位，刚才可金讲的，我们的经济总量成了第二，整体大国地位比90年代要明显了。这些都使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动力增强了，范围扩大了。这是一个现状，也是一个特点。

（2）中国偏重全球经济的治理，并在其中发挥着比较大的作用。中国参与全球治理，你可以看出来，更注重的是经济治理，G20也好，金砖国家会议也好，都可以看出来我们在里面发挥的作用，偏重的都是这个。

（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仍然是国家，非政府组织是不活跃的。跟全球的非政府的活跃程度相比，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参与全球治理是不活跃的。

（4）国内层面的全球治理比较突出。我们的跨国合作，我认为是全面开花的。国内全球治理是我2004年在中国社科院发表文章讲的观点，就是全球治理不能光从国内层面上开展，有些问题，像中国的环境问题、人口问题、禁毒问题实际上是一个全球问题，只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很多跨国的合作，国家的项目、非政府组织来中国的项目，资金多了，现在仅在环境问题、毒品问题、艾滋病问题上，几乎我们全国各省市都有来自于国际上的、来自于对方政府或组织的资金介入，这方面体现出国内层面参与全球治理是比较活跃的。

2.中国目前的全球治理评估。

（1）中国是全球治理中的一个有生力量，特别是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作用是非常突出的，这一点从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成效中就可以看出来。

（2）中国对全球治理的自觉性、积极性都有明显的提高，但是迄今为止，相对来说，在全球治理中我们还具有被动性和滞后性。跟我们自身比较，可能自觉性、积极性都增强了，可是跟国际上比较，我们仍然是比较被动和滞后的。这种现状与我们正在崛起的大国身份是不吻合的。为什么十八大当中两次提全球治理？就是跟我们现在不吻合。

（3）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更多受制于对国家利益的考量。他的理念仍然是传统的现实主义、国家主义，或者说再走下去就是多边主义，远没有达到我所想象我所希望的那种全球主义的高度，他基本上还是从国家利益来考量，是现实主义思维，是国家主义思维。实际上今天的全球治理除了要求你有维护国家利益的国家主义的思维之外，可能还需要你有一个全球的关怀表现，其实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并不是很好。

（4）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能力亟待提高。尽管我们的经济总量第二位了，但是在参与全球治理上，我们即便在硬实力上提供的公共物品也不够，更不用说在软实力这方面了，这个能力亟待提高，也就是在向国际社会提供观念、价值、机制、道德等等方面还比较欠缺。

三、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的新的定位和视角

定位，我觉得要非常明确，就是要更加积极地参加全球治理，这是21世纪中国国际战略理性的选择，也就是今天下午讲的，就是中国必须更积极地参与全球治理。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表明我们正在崛起的大国的身份，才能努力化解国际社会对我们的非议、责难。我们不要把这种非议、责难不要光看成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找茬。其实，很多发展中国家、中小国家对我们也有很多不满。我一直在讲这个问题，你从国内就能看出这个问题，国内为什么对政府有不满？因为政府对国内的公共物品提供不够。是，我们还有很多问题，我们的经济结构各个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但是国际上不看这个，。中国在国际上整体的经济实力提高了，黄金产量达到了世界第二位，他就觉得你应该提供更多的公共物品，可是我们在这方面实际上做得不够，这样就引起国际社会的一些批评、不满。我觉得我们要是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就可以消除一些分歧。我们一定要表明我们的担当，一定要更积极、更加主动地参与全球治理。事实上，从去年开始，中央决策层已经开始往这方面来转，但是离我期望的还有一定距离。

我认为主要有两个视角。

第一个是坚持全球治理，抵制当下国家主义的诱惑。这是我6月份发言时所提的。实际上现在国家主义的诱惑、回归与90年代相比是非常明显的。现在学者比较容易关切新兴大国崛起之后怎么跟西方大国去博弈，来夺得更多的话语权、发言权，是吧？主要从这方面考虑比较多。这必要不必要？我说了，非常必要，但是不够的，如果没有一个全球主义的关怀、真正认同这种全球主义，而仅仅把应对全球问题、参与全球治理作为一种策略考虑，而不是把它作为国家定位的价值上的根本追求，那么我觉得你的全球治理就不会到位。

90年代刚刚介入全球治理的时候，是，现在看来在全球治理的进程中是有偏差，过于看重了非政府的作用，好像国家就应该更多剥出来了，让渡一些权力就能治理好，现实证明并不是这样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90年代当时的理论有过偏的一方面，现在有往回拨的迹象，但是我觉得这种拨只是肯定国家正当的作用，并不是要我们完全回归到国家主义的思潮上去。我觉得完全只是维护国家利益，这特别容易获得民众的、学者的赞同。但是我觉得这个并不符合时代的要求，这可能就是我作为理想主义者一直的要求，我觉得要抵制国家主义的回归。但是在抵制的同时我们要肯定，国家正当作用的发挥是非常必要的，提高他的能力来参与全球治理是非常必要的。这是我讲的一个新视角，要抵制国家主义的诱惑和回归，但是要强调全球主义关照下的全球治理。

第二个视角是站在全球公域治理的前沿，或者说站在全球公地治理的前沿，去努力构建应对全球问题和治理全球公地的新规则。现在围绕着海洋、空域、太空、网络这方面所谓的公域越来越多，之所以提出，因为我们这儿有两个课题，贞晔一个，我一个，跟海洋局现在搞的这方面课题，都涉及全球公地的问题，他们研究南极的问题，我那是北极航道的开通问题，都涉及这方面。在全球治理的这些领域上，我们要赶紧着力去做。今天上午也讲到了北极的问题，现在中央也关注。类似这种领域，我们在全球治理上应该着力。

加大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力度，这方面我们一定要自觉。作为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如果总是过多地强调提供跟我们的地位相匹配的、跟我们的能力相适应的公共物品，我觉得这在国际社会的印象并不好。西方是有一些人拿这个来做文章来压中国，但是反过来从我们自己来看，我们提供公共物品的程度远远不够。杨昊发表的一篇文章关于联合国会费十年的情况，数据就说明这个问题。就是说中国提供公共物品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的平均值相比反而降低了，这就说不过去了。而且联合国的会费中，现在除了正当的军费，凡是自愿捐款的范围，我们基本上是可怜得很。我们联合国协会的秘书长举了一些数字来说明这个，就是我们资源捐款这块跟美国比差得太多了。现在讲我们的会费增加值，就是正当给我们拨的那部分经费，确是增加了，就是这个增加与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也是比例不正当的。所以提供国际公共物品这个问题必须得提到日程上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自觉的意识，这可能是我们参与全球治理的一个新的突破口，而且是非常实际的，因为你怎么提供、什么机制来监督他，这是一整套东西需要我们去研究，这样国际社会看得着也摸得着，我们自己也要表明这个态度。我觉得参与全球治理从提供公共物品上入手是一个很好的路径。

（蔡拓：中国政法大学全球化与全球问题研究所所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