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之所以必“殇”，是因为西方现代文明所内禀的市场经济游戏缺乏均衡点，它必须要有地方输送商品，它必须要有地方转移下岗人员，它甚至必须要有地方转移环境污染，它必须依赖于扩张，没有扩张，它就会憋坏，乃至憋死！诚如英国人自己曾说到的：“把穷人送到国外去，英国就会致富。”在稳定性和均衡点上，中华文明或是值得深思甚至借鉴的，她经受超过千年的历史检验。建议王义桅博士把“海殇”后的“？”拉成“！”——历史大势毋庸置疑！

——题记

王义桅博士是我在察哈尔学会的同仁，但我们之间的差异非同小可，他是年轻有为的学者外交官，曾任中国驻欧盟使团外交官，结交过众多国际风云人物；某不过一外交和国际关系的“票友”，自认为注目礼理论解释外交与国际关系如猫戏鼠，但外人多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若不是察哈尔学会的兼容并蓄，我俩都有可能“对面”不“相逢”。

但当我读到王博士的新著《海殇？欧洲文明启示录》，颇感相见恨晚。倒非我对该书的论证完全满意，由于文明的话题博大而精深，王博士的论证还可以也必须再丰富和完善；但我的确赞赏该书的中心思想或者说基本结论——用王博士的话讲：“欧洲发展到一个坎儿，目前的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危机，不只是全球化危机，更是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准确地说，是欧洲海洋文明的危机。”孟子说得好：“先立乎其大者，则其小者不能夺也。”王博士的“大者”已立，应该更鲜明一些，把中间的“？”直接拉成“！”——历史大势毋庸置疑！

“海殇”之说似有模仿“河殇”之嫌，但应该不算“报复”。王博士是从当前的欧洲债务危机切入对欧洲海洋文明乃至整个西方现代文明的批判的，这无疑现实、尖锐而有力。但实际上，“海殇”之说早已有之，一定程度上还是“陈词滥调”。“一战”后的1918年10月，现代中国重要的启蒙思想家梁启超专程赴欧考察，结果是对西方现代文明的激情不再，在《欧游心影录》中明确写道：欧人的最大危机在于“过信‘科学万能’”，缺失“安心立命的所在”。正可谓“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这一点早已为欧洲人自己所指陈，最鲜明者当推德国独立特行的哲学家尼采，他以汪洋姿肆的激情和才气颠覆了文艺复兴以来作为欧洲主旋律的历史进步观。应该说，正是藉着尼采的批判，才有后来斯宾格勒的大作《西方的没落》。格调上讲，“海殇”可视为《欧游心影录》及《西方的没落》的当代回响！

“海”为什么必“殇”呢？或者说，西方现代文明为什么必然没落呢？《道德经》说得好：“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欧洲早就应该没落了，是危机的转移使欧洲得以苟延残喘。“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写道：“美洲的发现及绕好望角到东印度道路的发现,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两件事。”这似乎没什么，但背后却是根深蒂固的“欧洲中心论”，凭什么海盗之路的开辟就是史上最大而又最重要的事呢？事实上，正是地理大发现所带来的殖民扩张，使欧洲得以转移西方现代文明的危机，从而使欧洲得以苟延残喘！

西方现代文明的“不道”表现在哪里呢？简单讲就是它的扩张性，即它必须不断扩张，本质上它不是稳定的，它没有内在的均衡点，永无止境的扩张就是它的归宿。这一点集中反映在经济危机与市场经济的如影随形上，工业革命以来，市场经济走出农业文明的小范围活动区间，开始大规模扩张，经济危机也贴身跟进。最先开始工业革命的英国，频繁出现过1788年、1793年、1797年、1803年、1810年、1815年和1819年的经济危机，并在1825年迎来第一次普遍性的经济危机。随着工业革命在整个欧洲乃至全球的展开和扩张，经济危机也紧贴其后在欧洲乃至全球发作。1836年、1847年、1857年、1866年、1873年、1882年、1890年、1900年、1907年、1914年、1921年、1929～1933年、1937～1938年，都曾发作程度不等的普遍性经济危机。

为什么经济危机对市场经济总是如影随形呢？文献浩如烟海，研究层出不穷，答案众说纷纭。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的全部学说就是要回答此一问题，《共产党宣言》有点幸灾乐祸地谈到经济危机使“社会突然发现自己回到了一时的野蛮状态”。但归根结底，答案应该不在任何别的因素，而就是市场经济本身！所谓市场经济，本质上实是“制度经济学之父”凡勃伦所分析的“金钱竞赛”——即以财富多寡论人的价值高低，财富多者，价值高，注目致礼就多且重；财富少者，价值低，注目致礼就少而轻！作为以力服人的“注目礼游戏”，金钱竞赛本身就没有均衡点，从而也决定市场经济内禀的非均衡，后果即不可避免的社会分化，穷人与富人的分化，生产与消费的分化，投资与消费的分化，内需与外贸的分化，乃至别的种种分化。

这可能不算什么新见解，尽管没有也不太可能点出以力服人的最终本质，但市场经济不存在均衡的深刻本质，已被有识之士明察。熊彼特甚至指出：资本主义天生要扩张。哈耶克更是旗帜鲜明，不是下大力气详细论证“Spontaneous Order”即“人类合作的扩张秩序”么？一部分远见卓识之士之所以热衷于太空殖民，也可能正是深刻洞察了市场经济的扩张本质。

市场经济如果不能扩张，危机就不可避免。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义被称为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革命演习，为什么不是在当时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首都伦敦而是在法国首都巴黎爆发呢？除了法国人好革命的传统外，比一比1876年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大小，可能不无启示。英国当时的殖民地面积是2250万平方公里，是英国面积的7倍有余；殖民地人口是25190万居民，是英国人口的近6倍。而法国呢？当时的殖民地面积是90万平方公里，不到法国面积的2倍；殖民地人口是600万居民，不到法国人口的1/6。

显而易见，英国是“日不落帝国”，纵横四海，即便有经济危机，也可以大批量出口和转移。市场经济一旦得到扩张，危机即大为舒解。可能正因为巴黎公社起义的刺激，也可能英国榜样的启发，法国殖民地在1876年后突飞猛进，1914年法国的殖民地面积是1060万平方公里，是1876年的10倍余，殖民地人口是5550万居民，是1876年的近10倍。怎么说呢？如果巴黎公社起义延迟到1914年，可能应者廖廖无几。事实上，19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整个欧洲的殖民运动开始歇斯底里大发作，中国不正是这时候不幸沦为半殖民地的吗？

市场经济不仅空间上横向扩张，而且时间上纵向扩张，向未来挺进。当前形形色色的金融衍生和创新，相当大一部分就是向未来的扩张，同时也通过开放的国际金融体系横向扩张。这最鲜明地反映在信贷消费上，早在欧债危机之前，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海啸，就是直接由信贷消费一手造成的。1929～1933年的经济危机可能是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史称“三十年代大萧条”。原因众说纷纭，但信贷消费无疑是重要原因之一。吉尔伯特·菲特在《美国经济史》提到，1924～1929年，分期付款销售额从约20亿美元增为35亿美元，当时甚至连证券都可以用分期付款的方式购买。

信贷消费是怎么来的呢？众所周知，消费是人类生产的最终目的，构成经济发展终极驱动。但由于金钱竞赛所导致的贫富分化，消费不足几乎是市场经济与生俱来。富人虽然有钱消费，但人数极其有限，更何况还存在边际消费递减，总消费有限。普通民众虽然消费欲望高强，而且群体庞大，但缺乏消费能力，总消费受限，从而贫富分化必定导致消费不足。信贷消费的确抓住根本，从经济学上讲，能再一次启动经济增长；从社会学上讲，也构成一种富裕阶层与普通民众的“交流”，具有防止社会“断裂”的作用。历经几百年市场风雨的洗礼，欧美社会发展出信贷消费，绝非偶然，而是经济社会寻找平衡的自发需要。

但信贷消费只是金字塔尖抛向塔底的救命稻草，十分脆弱，更何况还承载富裕阶层多余的银子赢取利润的压力，通过一系列的经济运行，压力又重新传导回起点，稻草的绷断不可避免——美国次贷危机是稻草的绷断，欧债危机也是稻草的绷断。信贷消费只是临时性借来消费能力，不是真正提供消费能力，更无法改变市场经济游戏的非零和的分化本质。

欧洲所发明的市场经济游戏是不稳定的，它必须要有地方输送商品，它必须要有地方转移下岗人员，它甚至必须要有地方转移环境污染，它必须依赖于扩张，没有扩张，它就会憋坏，乃至憋死！诚如英国人自己曾说到的：“把穷人送到国外去，英国就会致富。”而今地球高朋座，而且“环球同此凉热”，市场经济已然处处开花，金钱竞赛如火如荼，还能往哪里扩张呢？这才是西方现代文明的真正危机，恐怕到了西方世界乃至全人类反求诸己的时候！

在稳定性和均衡点上，中华文明或是值得深思甚至借鉴的！在担任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就职演讲”中，习近平同志都提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是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的超巨型文明。这一点的确让人自豪，因而也发人深省，文明的优劣要如何判定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检验——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并没有完，实践的标准放多长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乃至3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500年呢？西方文化明显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中华文明或许“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物质上不如现代西方文明让人刺激，但她经受历史的检验。常言说得好：“一时胜负在于力，千古兴亡在于理。”从大历史观之，从人类的希望观之，“海”必“殇”，“河”必“兴”！（本文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以上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团体）

本文刊发于《和谐》2013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