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乃选人机制，企业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和灵魂。没有企业家的精明算计，就没有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企业家移民可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空心化，导致国家丧失优化配置新源的能力，进而被全球化边缘化。中国企业家移民潮的深层原因在信仰危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不足，缺乏家园感，可称之为“流动性泛滥”。如不能化解企业家移民潮及相关问题，中国不太可能赶超美国，而极其可能步印度后尘，沦为流水冲涮之地。
——题记
方兴未艾的企业家移民潮
近些年来，中国公民移民国外的现象越来越多，尤其先富起来的群体，更有某种争先恐后之势。2012年12月，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和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联合发布《中国国际移民报告(2012)》，这是中国第一部年度国际移民报告，数据显示，个人资产超过一亿元人民币的超高净值企业主中，有27%已移民，47%正在考虑移民；个人资产超过一千万人民币的高净值人群中，近60%的人士不是在考虑投资移民，就是已快完成移民手续。相关数据与2012年8月发布的《2012胡润财富报告》及2011年4月由招商银行与贝恩顾问公司发布的《2011中国私人财富报告》基本吻合，大体可判定，中国已出现新一波移民潮，而且来势较以往猛。1949年以来，中国被公认的移民潮有两次，一次是上世纪80年代初的出国留学潮，另一次是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技术移民潮。而今的第三波以改革开放中先富起来的企业家为主体，堪称企业家移民潮。
如何看待方兴未艾的企业家移民潮呢？首先应该看到，移民是全球化自然不过的副反应，这是任何一个参与全球化的国家可能都难以抗拒的。当前的全球化远非天下一家的状态，骨子里仍然是国家和民族主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全球化的确在某些方面模糊了甚至超越了国境线。如果没有人流和物流的自由融合，从而实现资源在全球范围的优化配置，全球化福利即无从谈起，人类也不会走向全球化。从这一意义上讲，移民也堪称全球化作用的重要形式，同时也是全球化福利的主要表现。中国“入世”已十年有余，对全球化的融入既深且广，目前已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第二大进口市场、第一大出口市场、第一大外汇储备国和第一大债权国，如此的“大进大出”乃至“气吞寰宇”，伴以一定数量的移民输出，何足怪哉？再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但资源短缺、尤其生态压力严峻的现实，更能够理解为什么是中国而非别的国家会成为最大的移民输出国。
中国的巨额移民逆差
问题是在于移民的不对称！这从当前全球化的格局充分彰显，资本可以光电速度在世界各地“兴风作浪”，先进技术也可以环球自由行，但除特殊情况，一般劳动力几乎没有跨境自由。具体到移民，多是技术和投资移民，而且多是发展中国家甚至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移民，不只是逆差巨大，而且近乎完全单向。西非国家塞拉利昂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医疗人员严重不足，婴幼儿死亡率在2003年高达16.6%，但有消息报道，在美国芝加哥的医院里，来自塞拉利昂的医生比塞拉利昂整个国家的医生还要多。
统计显示，2011年中国永久性移民超过15万，已成为当之无愧的最大移民输出国。问题其实不在这，而在于中国只出不进，在移民甚至人才引进上陷入巨额逆差。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先生曾谈到，迄今为止，尚没有一个外国人是带着真正的国际先进技术向中国移民的，也极少有外国人通过投资移民的方式向中国转移财富。中国也曾在2004年出台“绿卡”制度，过去8年一共发放近5000张绿卡，美国一年就发放100多万张绿卡。中国也积极从海外引进人才，从改革开放到2007年，中国累计引进外国专家281万人次，但其中多是语言专家。动辄言中国即将超越美国的人当清醒一下！
企业家对市场机制意味着什么
众所周知，全球化已经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产业链的国际分工，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高端，低消耗量，高附加值；不发达国家在产业链的低端，不是出卖劳力，就是出卖资源。随着交通技术的发展及全球化的演进，全球化甚至有可能形成生活区与工作区的国际分片，发达国家成为生活区，是人人争相移民的家园；不发达国家沦为单纯的工作区，是人人争相逃离的失乐园。按一些学者的看法，今天的印度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包括自己的国民在内，都把印度当作一个赚钱之地，而非真正的家园。中国是不是也在步印度的后尘呢？
这正是企业家移民所带来的巨大风险，它不只是直接挑战了中国为启动改革开放所作的“共同富裕”承诺，既然先富起来的人都一个个移民了，共同富裕岂不一句空话？更重要的是，企业家移民与科技人才流失连接在一起，不仅将从根本上动摇来之不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且使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丧失国家竞争力。可以肯定，如果中国不能够化解企业家移民潮及相关问题，中国不太可能赶超美国，而极其可能步印度后尘。
这是由企业家的极端重要性决定的！一般认为，企业家是稀缺资源，实质上，稀缺资源还不足以描述企业家在市场机制中的意义。在论市场机制时，理论上必谈到市场对资源的最优配置，政策上多谈到“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并没有“企业家”的字眼。企业家与市场机制有没有关连呢？如果有，这会是什么样的关连呢？市场优化配置资源时，企业家是不是发挥作用呢？如果是，这会是什么样的作用呢？要回答此中问题，可能首先得揭示市场配置资源的机制。
市场为规划选主
市场是如何优化配置资源的呢？规划往往被认为市场的对立面，以至许小年曾放言：“所有的规划全都是鬼话！”何谓规划？简单讲，就是预先谋划和安排，乃人们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基本形式，没有规划，不堪设想。最简单的，一天的时间就必须规划，什么时候起床，什么时候上班，什么时候睡觉。“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是规划，完全不做规划的人，没有。否定计划体制也不应该是对规划的否定，甚至“规划不如变化”也不足以否定规划，就像战场上一样，尽管情况瞬息万变，但指挥官仍要作规划，不打无准备之仗。甚至可以说，正因为信息永远不完全，才需要规划。
问题是谁来规划！显而易见，所谓规划，必须有一个主，由这个主来作出规划。对一个组织而言，如果每个人都作规划，就无所谓规划了——可谁来作主呢？“伯乐常有，而千里马不常有”——按韩愈的想法，一旦有了伯乐，千里马就能够被发现，不会“骈死于槽枥之间”。可问题在于：千里马难找，伯乐就容易找吗？哪匹马是千里马，只有伯乐才知道，可谁是伯乐呢？只要有两个人说自己是伯乐，而所相中的千里马又不同，问题又闹了：谁是真伯乐？
这正是市场能解决的问题。比方说，张三声称自己是伯乐，李四也声称自己是伯乐，两伯乐同时相马，张三的成功率高达九成，李四的成功率仅有二成。人们自然会认为张三是真伯乐，应该由他来对相马之事进行规划。这就是市场的选择，不迷信任何的人为权威，市场通过试错而选出真正会规划的人——在经济市场中，这会规划的人就是企业家；在政治市场中，这会规划的人就是政治家；在特定的市场中，这会规划的人就是特定的能人。一句话，市场是一种选人机制，就像平常所说的选举一样。
企业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和灵魂
市场是如何优化配置资源的呢？可以拍卖竞价模型简单说明：有个宝需要卖出，可说就是希望得到更优化的配置，拿到拍卖行竞价，起价二百。现场甲、乙、丙三个买家，甲经过成本与收益的计算，第一个报价二百五。这迅速反馈到乙和丙，他们会立即启动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如果计算出的价低于二百五，甲就成交。如果乙计算出的价是三百五，可能先报个三百。又迅速反馈到甲和丙，新一轮成本与收益的计算开始……这实际上是个挖掘潜能的过程，也是个淘汰和选择的过程，是个选出最精明的企业家的过程，同时也是资源配置不断优化的过程。
没有对企业家的自由选择，没有企业家的精明算计，市场对资源的优化配置即成为无稽之谈。市场乃一种选人机制，企业家是市场机制的核心和灵魂！这正是企业家移民潮给中国带来的严重挑战，企业家非一般的稀缺资源，它超乎资源的含义，如果说资源，企业家是配置资源的资源，是通过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依靠力量。从这一点上讲，企业家移民比科技人才的流失可能更加严重，它不只是直接冲击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空心化，理论上讲，它可以使国家丧失优化配置资源的能力，导致国家在全球化中边缘化，乃至被他人所配置。全球化时代的国家竞争可归结为企业家的竞争，哪一个国家更能够吸引企业家，哪个国家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表示：“中国与美国在人才上的比较，中国是从13亿人中选人才，美国是从70亿人中选人才。”中国要赶超美国，不说要从全球范围内选人，但至少不能让自己的企业家群体“集体式出走”。
最大危机：流动性泛滥
不只是企业家移民潮方兴未艾，公职人员也在悄悄行动，身在曹营心在汉，有的甚至已经把家人全部转移国外，单枪匹马在国内“为人民服务”，这就是引发热议的“裸官”问题。2012年中国法治蓝皮书显示，公职人员对“裸官”现象的认同度颇高，达38.9%，高过一般公众的34.2%。报告并显示，级别越高的公职人员对“裸官”越宽容，在接受调查的省部级、司局级和县处级公职人员中，超过50%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在“不得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选项上，省部级高官认可的比例最低。
这是否代表某种末世心态呢？或许有点耸人听闻，但可能也不太冤枉。被称为“江西第一贪”原江西副省长胡长清，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因贪污腐败被处以死刑的省部级高官第一人，他之所以丧心病狂地贪污腐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末日心态，据称曾明确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正因为如此，胡副省长给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全办了假身份证和因私出国护照，目的非常明确：“有两个国籍，将来就有余地了。”
当然不是说认可子女拥有外国国籍或外国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就一个个都是胡长清，但这背后的确暴露一个严重的问题，甚至可说是中国当前最大的危机，那就是缺乏家园感，可称之为“流动性泛滥”！所谓“方便子女教育”和“感到不幸福”都是表面的说法，甚至所谓“缺乏安全感”也是表面的原因，深层原因在于信仰危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不足。尽管执政党坚定“三个自信”，但由于理论论证不足，不只是一部分“公知”鞑伐，更广泛的层面也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颇有微词，一些人甚至也像胡长清那样口是心非。应该说，这是流动性泛滥最主要的原因。所谓流动性，指的是一个社会系统偏离稳定而长期的博弈的程度。纯粹从财经上讲，流动性泛滥反映一个经济系统缺乏价值投资，投机盛行。更深一层，从社会学上讲，流动性泛滥是一个社会的价值观混乱、非理性、未定型的反映。
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尽管王朝更替，易姓改号，江山代有帝王出，但在大部分的时间里，中华文明不存在流动性泛滥的问题，原因主要有二：一者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道统”持续而稳定；一者农业文明下人际活动范围相对有限和稳定。当然也还有中华社会长期一统的原因在内。但鸦片战争后，特别甲午战败后，中国人的家园开始动荡，不但作为物质家园陷入动荡，而且精神家园也陷入动荡，流动性严重泛滥。1949年后，物质家园重归一统，精神家园也重归一统，流动性泛滥的问题暂时纾解，但实际上并未达致均衡。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一段时间的蜜月过后，流动性泛滥再掀波浪，没有家园、找不到家园、不以为是家园的感觉弥漫神州大地。底层的农人不再以农村为家，向城市蜂涌，但城市又难是他们的家。一部分人的确先富了，但也缺乏家园感，争相向欧美移民。问题的严重性不经意间泄露了，在建国60周年大庆之际，献礼片《建国大业》隆重反映，有好事者发现，一部热闹的《建国大业》，竟然是由“外国人”主演。后有人模仿着感慨：一群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拍中国的历史大戏，这是一种怎样的精神？一种国际主义精神，一种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奉献精神！这是一群怎样的人？一群高尚的人，一群纯粹的人，一群有道德的人，一群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群有益于人民的人！
重建精神家园：摸出更大的石头
全球化时代不应该反对移民，移民海外也并不就代表不爱国。恰恰相反，移民海外有可能更爱国。就像当年美国女记者艾格尼斯·史沫特莱据称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党组织也答应，但经最终权衡，组织要求史沫特莱待在党外，目的是更有利于革命工作。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建设时期，华侨更是为国内事业输送过大量正能量。如果从中华文明所固有的天下主义高度看，当前的精英出走近期看是坏事，长远看或许也是好事，有利于中华文化的传播。试想，为着中华文化的全球化，让一部分精英先“潜伏”在外，有什么不好？
但无论如何，企业家乃至整个精英群体争相移民海外，着实令人高兴不起来。稍微观察大自然就知道，凡是流水冲涮之地，不仅不会有鱼，甚至连水草都不会有，只有沉淀才会带来积蕴与生机——用经济学的话语讲，只有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才会带来美好，“打一枪换一个地方”，流动性泛滥只会带来抢劫，也只是抢劫。没有稳定的博弈，没有长远的预期，美德会寸草不生，一切美好都有赖于稳定而长远的博弈。正因为如此，不管以什么样的理由移民国外，包括“不能改变国家，那就改变国籍吧”的愤慨之词，对国家的建设及成长都极其不利。国家毫无疑问需要改变，但总体上，精英一个个都去改变国籍，将更不利于改善国家。怎么办？
1977年11月，邓小平在广东开会，有人汇报说，每年都有成千上万的青年冒着生命危险逃向香港，地方不得不在边境上架起铁丝网，并派数千警察和部队巡逻。邓小平表示，用警察或军队解决不了问题，边境两侧生活水平的差距才是症结所在，根本大计是改变政策，从而改善边境这边人们的生活。解铃还须系铃人，当前迫切需要进一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强化并深化理论论证，既与世界主流话语接轨，也与习总书记所称的“历久弥新的优秀文化”接轨，如果说“摸着石头过河”，那正需要摸出更大的石头，为中华民族重建精神家园！
（本文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以上个人观点不代表机构团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