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银斌

    察哈尔学会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这种尝试，效果颇好。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要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其中的关键词无疑是“我们”和“扎实”。那么，“我们”是谁？主要是指哪类组织与人士？如何做才是“扎实”呢？“扎实”的评估标准是什么？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从事中国公共外交事业的人值得深思的问题。笔者任职的察哈尔学会，近3年来一直以推动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为主要任务。在此，不揣浅陋，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供大家批评和参考。

    从职能或角色来看，“我们”是指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的实践者、研究者和传播者。实践者是公共外交的行为主体，又可细分为决策者、执行者和参与者，他们具体开展中国对外国的公共外交活动；研究者是以公共外交为研究对象的机构和人士，他们具体从事中国与外国的公共外交战略研究、理论研究和政策研究；传播者是以公共外交实践者的行为、研究者的成果为主要传播内容的媒介机构。

    笔者认为，唯有实现实践者、研究者和传播者三者之间的互动，才能“扎实”地推进中国的公共外交事业。

    一、前提：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

    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研究者和传播者，首先要明确自身的战略定位，即选择“什么”作为战略重点。这个“什么”是“我想做什么”、“我可做什么”和“我能做什么”的“交集”。一般而言，实践者要明确受众对象：哪个地区？哪个国家？哪类受众群体？研究者要明确行为主体：哪类实践者？政府、人大、政协、企业还是社会团体？传播者要明确内容重点：哪些实践者在哪些国家开展的公共外交活动？

    二、采用案例方法，实现实践者与研究者的互动

    我们经常说，理论与实践要相结合。由于理论和实践的本质差异，它们是很难直接结合的，但可通过“案例”这个“桥梁”间接地结合起来。实践者的每次公共外交活动，都是鲜活生动的案例素材。实践者要开放些，欢迎研究者进入，采用案例方法来整理这些素材，撰写出案例报告，总结经验和一般规律，这有利于实践者更有效地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研究者要走出“象牙塔”，深入到实践第一线，熟悉运用案例方法，通过大量的案例研究，逐步形成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理论。清华大学赵可金教授团队与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合作的《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就是一例。

    三、推动深度合作，实现内容提供者与传播者的互动

    无论是实践者还是研究者，对传播者而言，它们都是内容提供者。提供者与传播者的互动有三个层次：一是新闻报道，实践者开展活动，研究者发布成果，邀请媒体到场。媒体对其进行报道或专访，让内容传播给更多的受众。这是目前极为普遍的方式，处于互动的最低层次。二是共同设置议题，选择合适的内容，由媒体进行专题/专栏式传播。察哈尔学会与《世界知识》杂志、凤凰网博报“纵议院”的合作就是这种方式。三是共同主办活动或开展课题研究，双方全程、深度合作，全面互动，实现共赢。我学会与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共同主办的“察哈尔公共外交年会”，就属于这种尝试，效果颇好。

    四、构建平台组织，实现实践者、研究者和传播者三者之间的互动

    所谓平台组织，就是同时在不同群体之间开展活动，使其共同受益的组织。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以及已成立的11家地方公共外交协会就是中国公共外交事业中的平台组织。这些组织汇集了全国或地方公共外交的实践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由其牵头实现三者的互动，应成为其主要的工作方式。

    目前，这些协会成立的时间还较短，平台组织的功能正在构建之中，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同时，各地方政府，应大力支持当地成立公共外交协会，并使其发挥平台组织的功能。

    “我们”如何“扎实”推进公共外交，是一个大且新的课题。首先需要实践者、研究者和传播者的自身努力和探索，然后在此基础上实现三者的互动，其中公共外交协会应发挥平台组织的功能。

    作者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兼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