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想这样一段话：“大多数的公民都不想等到协商结束或者政策制定。他们要求知道发生了什么以便在外交诉讼的各个阶段有机会表达他们的意见。”这听起来像有关被社交媒体推动的公众的期望的最新评价：了解国际事务的期望和被政策制定者倾听的需要。但是这篇评论早于社交媒体，它来自1922年《外交政策》第一期里的一篇由伊莱休·鲁特撰写的文章。鲁特是威廉·麦金利总统和西奥多·罗斯福总统时期的陆军部长，并担任罗斯福总统的国务卿。1912年，伊莱休·鲁特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这篇文章中，鲁特认为“流行外交”是一个国家“决心控制自己的命运”的功能。因此，他反对“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领导进入没有选择的局面。”

    鲁特认为，公众需要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因为“公众意见将越来越多地不仅仅是最终的评判者，而是协商中一种直接和积极的一方。”此外，他写道，这种有关“国家之间达成的协议或者破裂的谈判对国民生活影响”的教育是必要的，因为这样的教育能够让“公众有方法来识别谣言，并且区别由错误造成的偏见和极端观点。”

    随着公共外交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外交政策中变得更加重要，国际关系教育的重要性也应该得到承认。今天，与公共外交相关的教育通过交流和访问者项目展开，但它需要变得更加宽泛和细致。如果美国公共外交实践者能够设计一个国际事务的课程，并且提供给任何希望它的公民更充分地融入全球社会的国家，这将是非常有益的。这样的课程应该包括媒介素养的培训，因为了解这个世界需要从能够评估无数来源的信息准确性开始。

    说着容易，做起来难。以美国为中心的教育材料是这类问题上通常的趋势，至少在涉及形象建设和诚实教学上是这样。这根本行不通。在我自己与在阿拉伯世界的教育工作者的沟通中，我发现，如果教材与自己的生活、价值观和观点无关的话，学生们很快就不会理会教材。促进真正的“人民外交”需要有创意的思维并愿意使用与现在大众接受的全球问题解释的世界观。当然，会有抵触情绪。在许多国家，政治领导人最害怕的就是他们的人民了解太多有关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并且拥有令人不安的主见。阿拉伯国家和其他地方被废黜的统治者能够证明信息的破坏力。

    几乎是一个世纪前，当伊莱休·鲁特撰写他的文章时，全世界正经历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大规模屠杀引发了有关民主国家及其公民责任的思考。今天，政治动荡与信息流动和公民使用它们的方法密切相关。在鲁特的时代，人们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而现在，他们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力去找出发生了什么。影响他们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应该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

    （来源：南加大博客，日期：2013年3月11日，作者：Philip Seib，编译：郑钰，链接
http://uscpublicdiplomacy.org/index.php/newswire/cpdblog_ detail/popular_diplomacy_and_public_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