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两年里，中国内部讨论公共外交和软实力推广的声音越来越多。以前被视为外部事务或涉及外国的事件，现在更多地被贴以“公共外交”的标签。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实用性已获得了中国统治精英进一步的接受和理解。最近几年，中国公共外交的最新举措，包括2008年北京奥运会、2010年上海世博会、2010年广州亚运会、2011年在纽约时代广场播放的宣传视频，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壮大的孔子学院。

　　虽然中央政府继续占据主导地位，越来越多的地方政府、党政机关、民间团体等也渐渐认识到公共外交的积极作用。上海、广州、天津和温州都成立了公共外交协会，希望借此向海外展示自己的城市以及整个中国。共青团表示，团组活动应该广结良友，特别是通过新媒体和社交网站结交到可以“以稳健的方式为中国代言”的朋友。共青团于2010年组织了一批志愿者前往塞拉利昂，在中国公共外交中发挥了建设性的作用。成立于2009年的察哈尔学会被看作是中国国内唯一一家致力于公共外交研究的独立智囊库，该学会的目标是为中国外交倡议与项目提供政策咨询。学会主办的《公共外交季刊》主编，则是中国公共外交先驱赵启正先生。

　　目前的国际形势为中国公共外交注入了新动力。例如，非洲的动荡给了中国一个机会宣传其创建和谐社会、和平中国的远景目标。还有人指出，短期问题如欧元危机和伊朗核问题也为中国创造了发挥公共外交作用的空间。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走出国门的中国企业应该履行更大的社会责任，展示他们为促进当地社区发展做出的贡献和努力。

　　中国学者也指出，公共外交对中国而言并非新事物。回首往事，毛主席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可以算作先例之一。周总理三次穿上缅甸服装，徒步穿越中国—缅甸边境算是另一次成功的公共外交尝试。甚至再向前追溯，明代著名的航海家郑和也被吹捧为一位公共外交“大使”，为传播中国文化与信息起到了积极作用。

　　有时候，中国国内讨论公共外交时将之视作一首要的使命。至少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来，这反映出一种“不做则亡”的心态以及期盼出现立竿见影效果的愿望——仿佛公共外交是一种临床药剂，其药效可以迅速显示。公共外交经常被看作是中国在全球舞台上保持竞争力的重要工具。成功的公共外交不仅“至关重要”，而且是一种战略和“历史任务”。虽然许多人意识到“市场营销”的重要性和更好地向外界解释中国的重要性，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产品”本身也亟需完善。这包括在危机或突发事件发生时——如2008年的西藏骚乱——确保及时、准确、可靠的信息可以得以传播，从而使中国能够“占领舆论高地”。这也就意味着得先把自己的“家务事”——包括食品安全、产品质量以及一系列社会与环境问题——料理好。

　　人们越来越多地认识到，正确的“软件”或传播模式与正确的“硬件”或传播手段同等重要。光发展国营媒体的海外分社数量还不够，这些媒体发布的新闻报道也应该根据外国受众的感受“量体裁衣”制作，以确保想要传递的信息可以被理解和接受。正如北京大学的贾庆国教授指出的那样，用《人民日报》的风格向外国人解释中国，结果肯定是适得其反，或者根本毫无意义。贾说，讲述中国的故事并不能只是罗列成就，还得详细地介绍自己的不足。上海交通大学的胡伟教授也指出，中国必须先认同普世价值，才可能获得世人的好感。因为如果国人对本·拉登之举拍手称快或者不愿意扶起一位在街上摔倒的老人的话，不可能指望赢得他人的心。《南方日报》社长杨兴锋认为，中国亟需打破传统模式与“传而不通，通而不受”的困境。

　　人们也意识到，公民和非政府组织可以在公共外交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2008年的西藏骚乱后公民自发组织了“反CNN”运动，抗议CNN对中国的不实报道。中国驻加拿大前大使卢树民甚至表示，公共外交是每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然而毫无疑问的是，任何标有“公共外交”的项目和活动将继续由中央政府控制和主导。毕竟，官僚障碍和其它一些因素限制了中国的民间团体和非政府组织自身的发展。

　　总体来说，中国人普遍意识到了公共外交和软实力对于中国发展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其实力不相称。他们认为改进后的、更加积极的中国形象可以改变世界对中国的感观，减少敌意，同时帮助实现国家目标、赢得更多尊重、发挥更大影响力。中国对公共外交的概念和理论都已了然于心。他们将要解决的是如何将这些理论整合成政策，并发展出一套评估标准的问题。这两点将是中国公共外交面临的最大挑战。

　　(来源：《亚太公报》, 时间：2012年11月15日, 作者： Maria Wey-Shen Slow,编译者：李丹妮，链接： http://www.eastwestcenter.org/publications/chinese-domestic-debates-public-diplomac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