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外交活动要以是否取得实际效果来衡量。如何做得这一点呢？吕凤鼎大使告诉我们：首先，我们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第二，我们要把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结合起来，第三，我们交朋友要真诚，方式方法要有针对性，要坚持不懈地持续沟通。

柯银斌：非常感谢吕大使接受本刊的专访。您在我国外交部前后工作35年，其中驻外大约占一半时间。您的外交工作经历也很丰富，驻外国家有西非的冈比亚和尼日利亚，南太平洋的澳大利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还有北欧的瑞典。外交工作涉及建交谈判、独自建馆、驻外参赞与大使等。首先，请您从职业外交官角度，谈一下对“公共外交”的认识和理解。

吕凤鼎：我在外交第一线工作的时候，还没有提到公共外交的问题。但从现在的观点看，我们当年在使馆的外交工作，有很大一部分今天被划归到公共外交的。我个人的理解是，我们现在强调公共外交在国家整体外交中的作用，很大程度上是要加强我们外交工作中属于公共外交范围的那一部分工作。就是说不仅要做好官方的外交工作，而且要更加重视做好半官方的、民间的公共外交，特别是注重做好人的工作，努力在增信释疑、促进国家形象改善等方面取得更好的效果。

公共外交一个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做人的工作，就是你要把朋友交到，让人家相信你，愿意与你加强联系，有兴趣与你发展友谊，也就是说要赢得人心。这样你的公共外交活动就算真的取得了成果。换一句话说，如果你写的文章人家看不懂，你说的道理人家没觉得你对，这怎么能说你的工作取得成果了呢？我看最多算是你做了工作，完成了某项任务。 “任务”与“成绩”或者说“效果”是不同的，“任务”只是做了某件事情，“成绩”应该指的是取得了成效和业绩。我国的公共外交目前开展得红红火火，但效果如何应该是要重点考察的一个大问题。比如，在一次公共外交研讨会上，有人提到了孔子学院的效果问题。当然这个问题比较大，全面地评估起来也比较复杂。但办了这么多年，回头总结一下，看看效果怎么样，然后加以改进，有什么不好呢？同样的，其它部门近些年公共外交也搞了那么多活动，做完了也必须让效果说话。

所以，我认为，衡量公共外交活动成功与否，关健要看实在的效果。而衡量效果，主要看对方理解不理解你，认同不认同你，喜欢不喜欢你，你交没交到朋友。要能交到朋友，尤其是要交到“关健性”的朋友，这种效果比发表几篇文章、出席几场演讲的效果还要实在和有用。

柯银斌：公共外交重在实效！这个观点对正在蓬勃兴起的我国公共外交事业很有意义，那么，如何从事公共外交才能取得实效呢？

吕凤鼎：我个人有以下几点看法：首先，我们要把国内的事情做好，这是我们外交工作一帆风顺的保证，也是公共外交容易取得实效的前提和基础。第二，我们要把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结合起来，合理规划，相互促进，官方外交要发挥好主渠道作用，公共外交要做好配合和支持，这是公共外交取得实效的必备条件。第三，我们的公共外交要善于利用各种渠道和载体，善于使用各种有效的工作方法和方式，包括向国际同行学习。具体如何做，我看有三条至关重要，一是做工作、交朋友要真诚，要平等地对待人家；二是在工作方式方法上要特别注意有针对性，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三是工作要有耐心，坚持不懈，不能浮躁，不能强人所难。

做好国内的事情是做好公共外交的基础

吕凤鼎：公共外交是向世界各地受众宣传自己，展现我国的良好形象。效果好与不好，首先与我们自身的言行和努力有关。在国际社会中提升中国形象，国内工作做得好是基础和前提。不然我们无论怎么去做公共外交，也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如果我们国内的事情做得很好，我们的外交工作包括公共外交工作就有了雄厚的“资本”，取得较好实效就有了坚实基础。近些年的经验表明，公共外交的成效还经常与复杂的国际环境密切相关。当国际环境有利于我时，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就容易一些，成效也明显一些；而当国际环境不利于我时，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就困难一些，成效也会相对打些折扣，甚至没有什么效果。这说明，我们开展公共外交，一定要心中有数，审时度势，从长计议。

柯银斌：这就是说，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任何实效，都是在做好国内事情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取得的。

    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的结合

吕凤鼎：做好公共外交，我们首先要明确它服务国家外交全局、配合政府外交的基本属性。要把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科学地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外交的整体格局，形成合力。我个人理解，这种结合有两个层面：

一是中央政府层面，包括国家领导人出访以及外交部及驻外使领馆的外交工作。在这些外交活动中，既有政府外交活动，也有属于公共外交的对外活动。要把两者结合在一起，为实现我国的外交目标而努力。在这个层面，外交部在认真完成官方外交任务的同时，近年来也出台了若干加强公共外交的措施，提出了明确的任务要求，开展了不少公共外交活动。

二是中央层面的公共外交安排和活动，要与其它政府部门、社会组织的公共外交活动结合起来。具体而言，其它政府部门、社会组织开展公共外交活动，自然要以国家外交政策为指导原则，以实现我国整体外交目标为目的，但它们应该在工作的重点、实施的方式、追求的效果等方面各有不同。在这个层面上，指导、组织、配合比较复杂，因而我觉得欠缺也较多。

柯银斌：您的看法颇有新意。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之间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深入研讨的话题，一方面政府外交中包含了公共外交的因素和成分，另一方面公共外交活动必须以实现国家外交目标为目的，以国家外交政策为指导。

吕凤鼎：是的。无论是政府外交，还是公共外交，其最终目的是共同的，那就是维护我国的国家利益，包括提升我国的国家形象。

柯银斌：听说吕大使与尼日利亚前总统奥巴桑乔的交往很有传奇色彩。这里面肯定涉及公共外交的一些元素，您能否以此为例给我们讲讲交友的问题。

吕凤鼎：好吧。先要说明一点，我与尼日利亚奥巴桑乔的交往，过去只觉得是我作为大使完成外交使命工作的一部分，当时没有这里还会包含公共外交的成分。现在看来这个故事确实是政府外交与公共外交相互结合的一个例子。

危难见真诚，交友要智慧

吕凤鼎：我是1995年初到尼日利亚担任大使的。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自20世纪70年代之后，尼日利亚军事政变不断，造成政局不稳和社会动乱。这不仅沉重打击了它的经济发展，而且损伤了它的国际形象。1993年，时任国防参谋长的阿巴查在一次政治危机中受命出山组织新的军政府，不仅没能缓和国内的政治矛盾，而且加剧了西方世界的抵制和制裁。阿巴查军政府面临着化解内忧外患的严峻挑战。为了巩固统治，军政府对国内反对派采取了镇压政策。前国家领导人奥巴桑乔被军政府以煽动判乱罪名逮捕入狱，并被判处死刑。我到尼日利亚当大使的时候，奥巴桑乔已在监狱中。因此，我与奥巴桑乔从未谋面，只知道他对华比较友好，曾经做过不少促进对华关系的工作。

当时奥巴桑乔的狱中处境十分险恶。军政府内部主张处死的呼声很高。美英等国要求释放奥，起到的是火上浇油的作用。包括我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不便干涉别国内政，在奥问题上也不可能公开说话。

恰在这时，奥巴桑乔的夫人闯馆事件，为我提供了说话的机会。那一天，奥夫人不顾我使馆保卫人员的阻拦，强行进入使馆，坚持要求见我。刚一见面，她就气呼呼地把中国批评了一通，基本上都是西方攻击我们的那些话，核心是中国不该与尼军政府发展关系。她说起话来根本不留任何让人插话时间。等她讲完后，我笑着问她：“夫人你今天来，目的是什么？”她说要救她的丈夫。我说：“好，怎么救？你给我说说怎么救。”她要求中国也像美国、英国、法国那样发表声明。我说：“夫人你觉得在国际上美国的影响大还是中国的影响大？”她说：“美国。”我说：“既然如此，对美国发表的声明，军政府都不理，如果中国发表这样的声明，效果不是更糟吗？虽然中国现在没有影响，但我们还可以与政府讲几句话。你这样让我们发表声明，那不就是让我们更不好说话了吗？”她承认我说的有道理。我接着给她讲了三条： 第一，中国人说话一向是算数的，我们不忘老朋友，这个老朋友中间就包括奥巴桑乔，他在任时为发展中尼关系所作的贡献，中方不会忘记。第二，中国的外交政策是不干涉别国内政，任何时候我们在尼日利亚不会做干涉你们内政的事情。第三，我们中国人做工作不可能像其他国家那样今天声明明天讲话，我们有我们自己做工作的方式。我请奥夫人能够理解中国相信中国。她听后半信半疑地离开了使馆。

但是，在当时的形势下，在奥巴桑乔问题上，我们说什么做什么，的确都不是简单的事情。好在没过几天，军政府阿巴查总统在一次外事活动中主动与我谈到了这个问题。他问我近来是否听到尼日利亚国内对奥巴桑乔案的反应。我就知道，他这样问我的潜台词是，他已经获悉奥夫人与我馆接触的事情。我就对他说，奥巴桑乔的案子，属于你们的内政，中国不会管，也管不了。但如果你愿意，我可以作为朋友把我个人听到的和感觉到的告诉阁下，但你千万不要以为这是我代表谁，更不能认为是干涉你们的内政。他立即表示很愿意听我的话。

一番试探后，他直接问我，奥巴桑乔该不该杀，并说军政府的一些将军要求尽快把奥处死。我告诉他，我很难回答他的具体问题，但想讲三个中国的故事，不知道他愿不愿意听。他点头表示同意。我说的第一个故事是毛主席的一句话。我知道他一向很敬佩毛主席。 我告诉他，毛主席生前有一句名言：杀头不是割韭菜。阿巴查问：“什么是韭菜？”我说：韭菜就是割了以后它还会长出来的那种蔬菜。但是人头割下就长不出来了。他一听就笑了起来。

关于第二个故事，我告诉他，中国宋朝有一个皇帝要杀一个大臣。另一个大臣找到皇帝，说：“你不能杀他。”皇帝说：“他敢骂我，我为什么不能杀他？”这个大臣说：“你杀了他，那些希望取得他位置的或得到其他好处的人会感到很高兴，但是你一点都没得到，反而失去了好大臣。”而且人家不会认为这位大臣是那些人陷害的，而是由于你皇帝失察误杀的。

他听了非常惊奇，连连感叹那个大臣会说话，并催我讲第三个故事。我告诉他，第三个故事是你们尼日利亚。据我到任后了解，从历史到现在，尼日利亚发生了很多次政权变更，但没有一个后任领导人杀前任的。这使我感到很欣慰。所以我想你阁下不会开这个先例。

这时候阿巴查从座位上一下子站了起来，说：我将要再仔细考虑处理奥巴桑乔这件事，然后再找你谈。

第三天，阿巴查总统秘书给我打电话说，老板（指阿巴查）决定不杀奥巴桑乔了，将把他软禁起来。这位秘书还告诉我：老板说你可以把这个消息转告你的朋友。我听完电话，当然非常高兴，立刻把这个消息通知了奥巴桑乔的秘书，并希望他能转告奥的夫人。后来，奥的秘书告诉我，奥巴桑乔在狱中的条件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在其后的二年里，尼日利亚监狱中死了很多政治犯，其中包括1993年大选当选总统阿比奥拉以及与奥巴桑乔同时被捕的亚拉杜将军。可是，奥巴桑乔却顺利地活到了出狱的一天。

1998年6月，阿巴查总统突然去世，使尼日利亚政局发生巨大变化。许多人都认为，反对军政府的一派上台，将对与军政府关系不错的中国不利。尼报纸上批评中国的议论很多。一些反对派人士也公开出面指责中国和我与尼日利亚的经济合作项目。外界预测中尼关系要出现冷淡和倒退。当时一位西方国家驻尼大使见了我，也开玩笑说：“你们要过一点苦日子。”但是，我心里是有数，并不同意他的看法，只是笑着说“等着看吧”。当时，我对国内的报告是，中尼关系不大可能因为尼日利亚政局变化受到大的冲击，并有可能进一步得到发展。这当然是国内很希望听到的预测。但我想，我们在国内工作的多数同事很难对我的报告不感到将信将疑。

阿巴查死后的情况是，奥巴桑乔出狱，接着就当了反对派领袖，并在大选中当选为尼日利亚新总统。奥巴桑乔出狱后很快就见了我，当选总统后又在第一时间段接受了我的祝贺。这是我离任前在尼日利亚与奥巴桑乔仅有的两次会面。但已经引起了外界的关注。一位西方大使很好奇，他明确表示，他的印象里中国这几年只与军政府交往，因而对我与奥巴桑乔也保持密切联系觉得不可思议。他问我，在尼日利亚工作有什么奥秘。我告诉他，我们凭的是真诚地为朋友好，是真正的不干涉人家的内政。

1999年3月，我因为身体原因离开了尼日利亚，那时候奥巴桑乔当选了总统但还没有就任。他当然对我的离任表示惋惜，但祝我尽快康复。他告诉我，他的政府将继续执行对华友好的政策，继续推进两国的经济贸易合作。他还告诉我，他已经决定在就任前访问中国，希望在北京见到我。果然，两个月后，他到了北京，并明确提出要单独见我。在这次会见中，他请我坦率地告诉他，他作为候任总统在北京应该讲些什么。我当时提了三条供他参考：第一，愿意继续发展两国关系，特别是两国经贸合作关系；第二，承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第三，提议继续加强两国领导人的交往。他听了很高兴，并说他认为这几条很好。

实际上，后来的事实证明，奥巴桑上台执政的八年里，始终如一地坚持了对华友好的政策，并在推动两国各领域的经济技术合作不断扩大方面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与此同时，他也没有忘记我，还主动与我进行了数次交往，其中有三次尤为有趣。

2005年，奥巴桑乔作为尼总统访问瑞典。他听说我在瑞典当大使，就向瑞方提出要见见我。瑞外交部官员事后告诉我，他们对这一出乎想象的要求当时是感到不可理解。更有意思的是，奥在见我时，还把尼日利亚驻瑞大使叫到跟前并很认真地告诉他，我是他最好的中国朋友之一，也是他见到的最好的大使之一，希望尼日利亚大使把我作为“好朋友”和“学习的榜样”。

2008年，奥巴桑乔作为尼日利亚前总统应邀访问北京，他又提出要见我。见面后他显得十分高兴，居然在宴会讲话中称我是他的“最好的老朋友”，把与我见面说成是他“这次访华中最大的收获”。这使接待方和许多参会者感到非常惊奇。

2010年9月，全国政协主办“21世纪论坛”。奥巴桑乔作为主邀嘉宾前来参会。他在开闭幕式上做了友好而深刻的发言，显示了这位非洲老政治家的睿智和胸襟。会后他对由我陪同他到上海参访尤为高兴。在飞机上，他把自己的女儿叫过来，对她说：“吕大使是我的救命恩人。”之后他把事情经过跟他女儿讲了一遍，要求女儿一定要记住我。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奥用如此明白的语言称我为救命恩人。他的解释是，女儿那时候流亡英国，不知道他在狱中遇救的情况，所以他要向他们说清楚。

柯银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外交案例。首先，这个案例的目标非常明确，那就是促进中国与尼日利亚的友好和合作。第二，从内容上讲，既有政府外交又有公共外交。当你以大使身份面对奥巴桑乔夫人时，你所做的是公共外交。当你在政府外交场合，以朋友身份与阿巴查总统讨论奥巴桑乔问题时，很难分清楚是政府外交还是公共外交。当你担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奥巴桑乔卸任总统之后，你们的交往又是典型的公共外交活动。最后，这个案例较为全面地体现了您所讲的三个原则：交朋友要真诚，平等待人；方式方法要有针对性，对不同的对象采取不同的方法；交往要持续，沟通要坦率。这样才能有好的成效。多谢吕大使！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受访人：吕凤鼎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委员，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询委员，前驻尼日利亚、瑞典大使。

采访人：柯银斌 《公共外交季刊》编辑部副主任，察哈尔学会秘书长、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