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周中东针对美国使馆的暴力袭击发生数分钟后，美国驻开罗大使馆已经在推特(Twitter)上抢占话语高地。它向埃及的美国公民公布了紧急求助号码、批评了埃及的穆斯林兄弟会对阿拉伯国家示威者的支持、并对Twitter哀悼慰问美国驻利比亚大使克里斯托弗·史蒂文斯的留言表示感谢。
    欢迎来到电子外交的新世界——电子外交也被煞有介事地称作“21世纪的经世致用之学”。从历史上看，各国政府的外交都是谨小甚微之人的事业，从业人员往往通过闭门会晤做决定。现在，他们也开始使用Twitter、Facebook、YouTube和本土社交网站，例如中国的新浪微博。
    这些网上的大部分活动都属“公共外交”性质，即政府与他国国民的直接沟通交流。但电子外交还是实现其它目标的一种简单而价廉的工具，包括应对灾害、收集信息及处理国与国民的关系。一些外交官也互相之间通过Twitter交流（即使他们之中很多人甚至不查收自己的电邮）。可以预见的是，美国又成了群龙之首。自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在2009年推出了自己的“21世纪治国之道”后，国务院各部门已经在Twitter上注册了194个账户、200个Facebook网页，吸引了数以百万计的“粉丝”。用布鲁金斯学会电子外交学者弗格斯·汉森（Fergus Hanson)的话来说，国务院已经打造了它们自己的“全球媒体帝国”。
    对此，大多数其他国家远远落后。英国有20位大使拥有Twitter帐号（也许其中一些是受到它们酷爱Twitter的外交大臣威廉·黑格的影响）。俄罗斯外交部则声称拥有40多个Twitter帐户。以色列宣布将更多地利用电子外交。即使是严审社交媒体的中国，也对社交媒体的外交用途表示出了极大兴趣。在许多国家，社交媒体仍然只是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的外交工具，而且这些人往往是以个人名义、而非政府名义在使用社交媒体。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和瑞典外交大臣卡尔·比尔特都在Twitter上拥有众多“粉丝”（这也得益于他们言简意赅的写作风格）。在美国，最重要的电子外交官当属总统奥巴马。尽管他只是偶尔自己写推特，他的“粉丝”已经接近2000万。这使得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340万“粉丝”）和俄罗斯总理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150万“粉丝”）相形见绌。
    汉森先生认为，在电子外交领域的缺席已经成为政府的缺点。例如，2010年在墨尔本针对印度学生的犯罪行为被怀疑因种族歧视所致后，来自印度的大学申请数量下降了一半。这给将留学作为重要收入来源的澳大利亚带来了极大损失（印度是澳大利亚第二大国际学生生源地）。今年4月，又有两名中国学生在澳被殴。该国前总理陆克文（Kevin Rudd）在新浪微博上则许诺将彻底调查此事，这有效地平息了风波。
    有些人认为，社交媒体可以提升外交的“未雨绸缪”能力。美国国务院用五种语言监测社交媒体，并且将有使节驻扎的国家中有影响力人物标识为朋友。有了这些信息，外交官应该能更有效地预测并应对事件。“如果我们当时注意到了以“塔希尔”（tahrir）为主题的推文，是不是就可以做更充分的准备来应对‘阿拉伯之春’呢？”英国驻黎巴嫩大使汤姆·弗莱彻（Tom Fletcher）如是问。
    然而，电子外交也面临着许多批评。批评者认为，美国极力推动社交媒体的发展和互联网自由，使得许多非美国人已经将网络看作美国实施帝国统治的“特洛伊木马”。著名博客作家叶夫根尼·莫罗佐夫（Evgeny Morozov）认为，“互联网太宝贵，绝不能成为美国外交官的代理人。”也有人说，“社交媒体并没有重塑外交，而只是增加了外交操作渠道而已。”毕竟，世界各国领导人和相关人员还是得以面对面的形式开展外交活动。
    另外，随着那么多的外交官成为社交媒体的拥趸，电子外交也可能有朝一日触礁。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今年六月份发表了一篇质疑爱沙尼亚经济政策的时文。爱沙尼亚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韦斯（Toomas Hendrik Ilves）在Twitter上回应该文，称克鲁格曼“自以为是、傲慢跋扈、端着一副屈尊俯就的架子”。或许有一天，世界将迎来“由一条推文引发的战争”。
    （来源:《经济学人》，日期：2012年，原作者：未知，编译：李丹妮，链接：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63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