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按：《实时外交:社交媒体时代的政治与权力》是南加大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菲利普-赛博的最新著作。 该书探索了21世纪最重要的挑战之一:在社交媒体时代，决策者如何从单纯的旁观者转换角色，以应对社交媒体型社会的政治现实?
    “在以新媒体为中心的快节奏社会中,传统外交已略显过时。”赛博说，“由于大众对公共事件的反应变得更为迅速，决策者原先用来收集信息及甄别解决方案的缓冲时间日益受到侵蚀，颇有消失殆尽之势。”
    《实时外交》一书着重分析了新时代下，外交和新媒体之间最为本质的互动,而这些互动很多情况下是不愉快的。通过评估新媒体的接触面及影响力,该书阐述了决策者该如何主动适应并运用新媒体实时的特性,而非被动应对新媒体带来的挑战。
    以下编译摘自《实时外交》序言。
    编译全文：
    外交政策的制定向来就是一场与时间的博弈。
    真正有效的外交政策的制定需要斡旋于多方利益之间，反复斟酌思量，在无数你来我往之后取其平衡。这些都需要时间作为缓冲。对决策者而言，缓冲时间越宽裕，其最终政策也越为成熟。
    二十世纪以来，人类传播技术突飞猛进。从收音机到电视，再到互联网，传播技术革新日新月异，传播速度也扶摇直上。由于大众对公共事件的反应越来越迅速，决策者原先用来收集信息及提出解决方案的缓冲时间日益减少，颇有消失殆尽之势。
    信息传播速度的提升也使传统的外交方式日益受到挑战。各国的外交部门再也不是依靠传统的外交邮袋获取信息，而是转向类似BBC、CNN， 或是推特等公共媒体获取信息，了解世界。
    然而，就算是这些老牌的资深新闻机构，其传达的信息也难保准确无误。尤其是随着新闻媒体竞争日益加剧，记者们的职业准绳也因实效性而大打折扣。记者们越来越看重报道某个时间的速度，而非其准确性。
    其实，政府部门也自身也有获取信息的专门机构，比如说外交官或是情报机构。然而，当整个世界都因网络媒体的发展而提速时，即使这些传统部门的信息会更为准确，但是倘若单纯依赖这些传统的信息获取部门获得信息，已显得力不从心。
    然而，当越来越多的人为新媒体赋予特殊意义之时，我们要意识到，无论新媒体还是传统媒体，都只是一种工具，仅此而已。媒体所传递的信息可以告知或是激励公众，但要想切实改变，还需要靠个人的切实行动。更重要的是，持久有效的改变是需要整个体制的改革，甚至是重新洗牌。
    纵观历史，媒体与外交政策之间的互动屡见不鲜。这种互动是分析媒体与外交之间关系的重要原则之一。
    与此同时，纸质媒体及广播等传统媒体的作用仍不可忽视。在世界很多地方，这些传播媒体依旧是大众获取信息的主要渠道，尤其是在乡村地区。这些地区的受众很少能接触到电视，或是网络。对于无法读写的受众，广播仍具有十分重要的传播作用。
    目前，一些大国仍在迷恋冷战时期行而有效的一些手段。现在看来，比起当今，当年的冷战显得理想且简单：世界敌我格局清晰可辨，除敌国外，其他或者是盟国，或者是可忽略不计的小国。正因如此，当年的信息维度清晰，并且容易控制。除新闻外，宣传信息成为了受众们了解世界的另一重要途径。
    而如今，冷战时对信息的控制模式已成为非主流方式。当今社会，非政府组织、企业以及普通公民都是新媒体时代公共外交的可能主体。决策者们想要在这种新的传播模式中游刃有余，就必须要先熟知新的战略性信息传播环境。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全面评估社交媒体的影响力。决策者们也正在意识到，以往外交官们所拥有的缓冲时间正在逐步减少。在过去半个世纪里，缓冲时间流失的速率越来越快。这种流失    首先是由于电视的影响。再到近来，随着网络媒体的迅猛发展，信息流通的本质被改变，从而进一步从根本上加速了外交及政策制定的速度。在外交和很多公共政策的制定中，迅速的反应和正确的反应差别是很大的。好的外交实践的确需要时间，但如今外交官必须紧随时间的步伐，跟上事件发展及传播的速度。
    这就意味着实践中，外交官们必须与大众有着更好的联系。这也赋予了公共外交更大的意义。外交不仅仅需要政府之间的互动，还需要政府与公众的互动，尤其是当今新的交流技术使得个人有能力获取信息并传递给他人。21世纪的种种事件证明，公众的力量是巨大的。因此，与世界各地公众建立并保持良好的联系是外交政策的一个根本要素。
    这也就意味着，在公共外交的具体实践中需要运用到比现在更多的资源。更重要的是，公共外交在外交政策的制定中，必须占据比现在更具核心的地位。这要求必须重新对国际关系进行定位，传统的国与国之间的联系必须扩大，并有机融合现存的人民外交中的各个项目，将其有效的融合进一国外交之中。
    21世纪，从最为人所熟知的脸书，到推特，到youtube再到其他，各种参与性的媒体如雨后春笋，几乎每天都有更新。这些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最大区别是信息消费者与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互动程度。举例而言，传统媒体中，每天送到你家门口的报纸是完全由报业集团决定何时送达的；每天你在电视中收看到的新闻是由广播公司决定如何呈现的。在这些案例中，信息的提供者和消费者是完全独立的。信息的消费者被动的接受信息，而信息的来源选择性却很少。信息消费者很少能和信息提供者进行沟通。哪怕有，也只是通过读者来信、电话、或是见面等有限的方式。
    而在过去几年中，信息的消费模式被完全的改变了。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收集并转发信息，而手机的应用更是进一步加速了这种改变。2010年全球超过50亿人在用手机。你可以简单的用手机拍摄一段视频，上传至Youtube ，然后数以百万的人就可以点击浏览你认为有新闻价值的信息。对于很多人而言，提供这些“新闻”的个体，也无意识的成为了记者。
    除了传播信息之外，社交媒体也可以在某一特定政治环境下为革命性的变动提供基础。这也是关于社交媒体的争论核心所在：社交媒体究竟能给社会带来多大程度的变革？
    批评者认为，社交媒体的影响是有限的。以社交网络为基础的人际关系是脆弱的。2005年被《时代》周刊评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100位人物之一，曾任《华盛顿邮报》 商务科学专栏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写道：“网络媒体中的社交关系是建立在脆弱的人际关系之上。推特的本质是关注你从未见过的人（或是被你从未见过的人关注）。脸书可以有效的管理你认识的人，让你能够知道那些你可能再也不会联系的人正在做些什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在脸书上可以有一千个‘朋友’，而这些朋友在你现实生活中却不存在社交网络可以有效的促进人的参与。因为参与其中异常简单，且不问动机。”但支持者们认为，社交媒体的影响是不可估量的。被誉为“互联网革命最伟大的思考者”、“新文化最敏锐的观察者”的纽约大学传媒教授克莱·舍基认为，“过去几年的经验毫不含糊的告诉我们，数字网络为信息的广泛传播提供了最有力的正面支持，使得普通大众的公开发言更加的简单，并大大加速了信息批量整合的速度与规模。”
这场辩论争锋相对，并且丝毫没有减弱的迹象。社交媒体肯定是影响了政府权力向普通公众的转向。但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又是否真正发挥了决定性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这一问题的本质并不在社交媒体的功能本身，而是传统社会严格的上下等级制度的重新排位。这意味着外交及其他政治部门需要重新洗牌并整合，从而能够有效的应对社会结构从线形向网络化的转变。这种转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完成的，但伴随着信息传播方式的发散，网络化的   社会形态将会日益明显。
   要评估社交媒体在网络化社会中的重要性，必须要警惕那些绝对的言论。这些绝对言论通常会非常肯定和精确的指出，社交网络在何种程度上改变了公共领域。毫无疑问，社交网络确实改变了信息的传播方式，然而，我们必须要反思，社交网络本身是导致进一步社会变化的根本原因么？除了传播方式之外，是不是还有深层次的原因导致社会变革，例如社会福利的不平等等？
    公共的期待是与信息流动的速度成正比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的反应速度一定要和信息流动速度匹配。短时间内做出的决策往往是不明智也不够成熟的。因此，决策者们必须主动了解网络化社会的政治现实，提高技术能力，改变思维模式，重视网络舆情。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在学习用新媒体联系并和公众互动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来源：南加大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网站，日期：2012年4月24日，原作者：菲利普·赛博，出版社：Palgrave Macmillan，编译者：马馨汝，链接：http://annenberg.usc.edu/News%20and%20Events/News/ 120424SeibRealTime. asp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