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上升，在南海岛礁归属和能源资源问题上可谓是树欲静而风不止。不仅一些周边邻国频频采取试探性的冲突边缘动作，刺激和挑战中国外交的心理底线，而且一些域外大国也采取战略模糊介入的姿态，企图混水摸鱼，捞取政治筹码和外交利益。特别是自今年4月8日以来，菲律宾海军在黄岩岛海域发现8艘中国渔船。菲海军持枪登上中国渔船，对中国渔民进行检查。随后，两国发生了对峙，甚至引发了两国关系乃至整个亚太地区局势的紧张，南海争端大有升级态势。近日，刚刚结束的香格里拉对话会，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高调宣扬美国亚太战略再平衡，甚至渲染美国已经将60%以上的海军舰艇部署在亚太，令局势显得更加复杂。
    其实，黄岩岛问题仅仅是中国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南海挑战之冰山一角。面对夹杂有领土争端、资源开发、共同安全、权力角逐等复杂矛盾的南海问题，真正考验的是中国应对此类争端的战略决心。中国如不能采取快刀斩乱麻的战略清晰态度，从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和国际法出发，作出明确的战略调整，将在较长一段时间内面临内外可以预料和无法预料的多重矛盾压力，在相当大程度上牵扯很大一部分外交精力，甚至干扰中国十二五规划的中国和平发展战略的全局。

南海争议是中国兴衰的历史问题

    南中国海是中国外交的一个历史问题。中国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在历史上曾今出现了汉唐盛世，一直到明清时代，中国一直作为亚太地区天然的地缘政治大国。在当代国际法原则和概念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中国作为一个幅员辽阔的大国就已经存在了，当下中国周边的许多国家要么是中国的藩属国，要么根本就没有人居住。如果从纯粹考古的角度而言，中国文化所及之处在亚太地区几乎俯拾皆是，古代中国政府治理的痕迹更是屡见不鲜。然而，近代以来，中国衰落了，在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压力下，中国不仅无暇顾及周边地区的治理，而且连自身尚且难保，开始了半殖民地化的痛苦历程。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黄岩岛乃至南中国海的争端，不过是中国衰落后的历史遗产。
    长期以来，中国为了集中精力搞好国内的现代化建设，在周边地区的争端采取了务实的建设性态度，致力于维护和稳定周边环境。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为了和东南亚国家化敌为友，在谈到南海问题的战略方针时，邓小平在20世纪80年代确立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中国政府积极与南海有关管家开展外交协调和磋商，并于2002年11月在金边签署了《南中国海行动宣言》，对于缓和地区局势和推动共同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稳定基石作用。
    总体来看，“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战略构想是基于一种务实的战略模糊精神，通过极力扩展利益增量来模糊矛盾存量。其中，主权归我是原则和前提，搁置争议是策略和方法，共同开发是目标和秩序。显然，在邓小平看来，主权归我是不容否认的，只有接受主权归我，才会有搁置争议和共同开发的问题。为了使相关国家接受“主权归我”的原则，中方采取了务实灵活的“搁置争议”态度，并接受共同开发的利益分配秩序。此种务实的战略构想在以往能够为各方所接受，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战略重心长期致力于国内的现代化建设，无暇顾及周边争议地区的权益，南海争端采取了“以利益换原则”的务实方针。受制于技术、经济和政治安全等综合因素的影响，周边邻国也采取了维护现状、不激化局势的政策。
    然而，近年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急剧提升，周边邻国对中国的战略模糊方针产生了种种顾虑，中国时而强硬时而温和的外交表现，也让周边国家对中国的战略走向捉摸不定。在此种战略顾虑上升的心理背景下，一些国家开始尝试触摸中国战略心理底线的小动作，观望中国可能的政策表现。黄岩岛争端就是菲律宾试图挑战中国战略决心的“问路石”，一些抱有不切实际幻想的菲律宾政治家低估了中国维护领土主权的战略意志，甚至企图借美国亚太战略调整将水搞混，通过挑起黄岩岛争端，把美国拉下水，把美国战略调整带来的安全压力转移到中国身上，并趁机混水摸鱼，捞取在黄岩岛的好处。
    针对此种战略试探的小动作，中国国内战略界出现了分化。一部分人认为应该保持克制，继续为中国现代化赢得战略机遇期；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中国应当采取强硬态度，甚至不排除选择打的可能。实际上，此两种看法都没有抓住南海问题的根本，南海争端的根本在于各方是否否定了“主权归我，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共识。判断一切的根本标准在于是否改变既有的主权归属事实，对于那些违反了“主权归我”原则、试图改变主权事实的行为，不管属于哪一方，中国应该采取明确的态度，不排除采取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捍卫主权事实的选择。当然，只要各方仍然认可国际法和一系列国际文件所确认的主权归我的事实，中国也无须过激反应，仍可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针。说到底，黄岩岛争端乃至整个南海争端，挑战的是中国长期对该地区所采取的战略模糊政策，挑战的是中国政府在该问题上的战略决心，只要中国横下一条心，所有的雾瘴自然会烟消云散。

根本在于“战略清晰”

    目前，南海问题虽然复杂，但只要抓住了问题的核心，就有了解决问题的章法。各种蠢蠢欲动甚至浑水摸鱼的行为，无外乎是将本来已经十分明确的原则和标准搞得模糊不清，目的在于掩盖问题的本质，企图捞取不可告人的利益。因此，对中国而言，面对诸多试图挑战原则底线的行为，无原则的克制无益于问题的解决，战略模糊应该休矣，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对原则问题采取战略清晰的态度，打掉一些国家试图改变主权归我现状的幻想。
    很明显，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对一些岛屿具有无可争议的主权。中国不仅现在和将来不会放弃岛礁的主权，即便是在中国国力积贫积弱的过去，也从来没有做出放弃南海岛礁主权的承诺。如果认真考察那些声称对南海岛礁拥有主权的国家政府的档案和文件，在过去也一直承认岛礁主权归中国所有。因此，维护和显示中国对这些岛礁的主权就是原则问题，过去之所以淡化主权争议，主要原因是有关各方也不愿意在岛礁主权上与中国发生争端，通过共同开发的形式，接受岛礁使用权的共享事实。然而，既然当下一些国家不愿意在岛礁主权归属问题上模糊化处理，中国更应该大大方方地宣示主权，因为无论从历史角度还是从法理角度，南海岛礁主权归属中国都是毋庸置疑的。
    在“主权归我”的原则前提下，针对一些国家在南海问题上的各种行为，可以根据问题的性质进行归类，对每一类问题采取明确的战略方针，是解决当前南海争端的关键。目前来看，从战略清晰方针出发，南海问题有三类问题需要作出明确表态：
    第一类问题是岛屿主权问题。岛屿主权是一个双边问题，无须纳入国际化的多边轨道。对于目前有争议的南海诸岛礁及其12海里中国领海海域，中国在明确宣示主权基础上，欢迎一切基于主权事实原则的双边对话和谈判，愿意以最大的诚意开辟谈判解决问题的空间。但对一切试图侵犯中国领土和领海主权的行为，中国也应采取明确果敢的应对措施，坚决打掉一切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幻想，甚至不惜爆发一次有限的自卫反击战争。这一自卫战争与中国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的基本政策是不矛盾的，中国欢迎一切和平发展的努力，但也坚决反对侵犯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径。
    第二类问题是南海航海自由和无害通过的问题。航海自由和无害通过是一个国际海洋法问题，应该交给海洋法和国际法专家通过联合国多边平台解决，不应该被误当做政治问题。中国历来坚持南海的航海自由，从来没有限制各国船只基于和平发展目的的自由航行。对于中国历史性水域也就是中国的传统“U型线”，中国可以根据联合国海洋法的精神，明确表示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框架内承担相关国际义务，明确保证其他国家船只的无害通过和航海自由。问题的关键是一些国家在该地区的舰机航行并非无害通过，而是基于军事监听和侦查目的，那就不是无害通过的问题了。
    第三类问题是油气资源和渔业、旅游等资源开发的问题。资源开发是一个国际公共利益的分配问题，应该纳入一个地区相关者共同参加的多边平台解决，无须域外大国以军事或者其他威慑手段高调介入。对于整个南中国海包括涉及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等水域，中国可以明确宣布多边主义的行动战略，与地区内相关国家合作，就开发油气资源、保护渔业资源、环境保护、打击海盗、人道救援等诸多方面出台具体规划，特别是就共同开发的原则、油气分配规则以及利益均沾问题展开深入的对话和谈判，积极推动地区共同繁荣。目前的问题是，一些国家在资源开发上奉行单边主义，片面占有本应属于共同分配的利益，这一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

出路在于“谈判争议”

    不难看出，只要奉行战略清晰的方针，采取具体问题分类处理的路径，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获得解决。相反，如果把众多问题卷在一起，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会令局势更加复杂难测。特别是一些国家试图引入域外大国，靠军事演习制造“象征性同盟”的假象，以此携洋自重，一旦把局势搞僵而擦枪走火，到头来必将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南海问题的惟一出路在于不回避争议，而是敢于面对争议。说到底，南海争端无非是利益问题。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一些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暂时遇到了不得已的麻烦，在争取海洋利益方面多少有些病急乱投医，此种焦虑和急切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即便如此，也不能无视既有的原则和国际关系游戏规则，更不能幻想能够趁乱挑战原有的原则和打破规矩。一旦跨越红线，由此带来更大的损失和更严重的后果，就得不偿失了。
    “远亲不如近邻”，作为在该地区共享利益和共担风险的成员国，中国和其他地区国家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因此，中国在处理南海争端问题上，还需采取有理、有利和有节的方针。所谓有理，就是在南海问题上要始终坚持国际法的大道理，不能依据一两个国家的小道理，要从地区各国的共同利益出发，不能片面强调一两个国家的片面利益，因为相比地区和平稳定的大局，其他问题都是小问题。只要不改变现状，不挑战原先达成的原则和共识，一切问题都可以通过谈判解决。所谓有利，就是要始终本着有利于问题解决的方针，对于国内民族情绪，要本着抓大放小的原则，因为民族情绪总归需要有方式进行释放，不能简单地媒体炒作，或者公开的激烈行动，完全可以用其他方式，始终保持中国在该问题上的有利地位，不仅是在力量对比上，而且在法理道义上。所谓有节，就是适可而止，掌握尺度。特别是对于一些国家暂时有困难，中国也可以伸以援手，共克时艰。但如果非得要以此挑战底线，进而引发冲突和更严重的后果，中国也不怕。
    总之，和平欢迎，战争也不怕，惟有坚持原则，进退有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南海问题。
（赵可金：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清华大学中国战略与公共外交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