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对号入座式地将绑架事件视作对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挑战，难免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民在境外就业的需求，意味着我们未来还可能经历新的绑架中国工人事件。我们不能指望国际舆论向有利于我国人员在非洲的工作环境的方向转变。做好自己在项目进入和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管理细节，才是要务。
    近日，两批中国工人先后在苏丹和埃及遭到绑架。每一起绑架事件的发生，有其独特的地方性因素，防不胜防。除了组织力量营救，没有别的选项。然而我们有必要跳出具体事件，从结构性的因素角度考虑中国工人在非
洲乃至其他国度就业的人身安全保障课题。
    笔者在2010年8月到过苏丹北方省的麦洛维大坝工地。这个位于苏丹首都喀土穆以北350多公里的水电兼灌溉工程，由中国水电公司承建。在大坝上，我们遇到了一批又一批的苏丹中产阶级家庭举家前来参观，赞许工程为
苏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在与工程建设单位的交流中我们得知，公司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的主管是苏丹人。这位有海外留学经历、英语流利的主管告诉我们：大坝建设的七年间，有两万多苏丹人前往就业，只不过是时间长短不
一，他们在工程上的留与去，与个人的职业轨迹规划相关，并无特别之处。不论是中国还是其他的涉外项目，都是苏丹社会所需要的，受到当地百姓的支持与保护。
    通过在苏丹的调研，我们得知：建设工程所在地，往往是传统部落的影响力高于政府机构。部落之间、部落与政府之间，充满着矛盾。在这种背景下，外资工程建设项目，不论是援建还是投资，都很容易变成当地各种派
系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当然，这种状况，不只在苏丹，在众多的非洲国家极为普遍。
    保护中国工人的第一要务，必须跳出根据政府间关系来进行某个工程项目的风险评估的思维。与中国政府间的官方关系再密切，也改变不了一个非洲国家的中央政府在为一个外资工程运营提供有效保护方面力不从心的现
实。决定是否参与某个项目，不论是中方投资、合资、承建第三方投资,还是政府间援助，必须先搞清楚项目所在的具体地点的政治和人文地理，不能把目光停留在国家层面或者对方中央政府的承诺。落实纸面承诺的主体是政
府官员。特别是在穷国，政府官员和主要职员都是其社会的精英，优先保护自己的政权、政绩而不是外国工人的权益，是普遍也是正常现象。
    第二，我们不能在项目选择上饥不择食。要做到这一点，对中资公司之间通过降低工程报价，或者是到项目所在地通过政府“公关”（也就是把国内常用的手法搬到国外去）而赢得合同的做法，必须中止。这是中国政府
管理部门的责任。中国国内确实有就业压力，劳务输出也的确是地方政府扶贫济困的一个途径，但若是在派出劳工的最基本的人身安全保障方面做得不足，并不会得到项目所在地或所在国政府的尊重。事前没有将有效保护中国工人的人身安全作为项目进入的要件谈判，没有把出事时的一线人员营救程序和责任写进合同，也就难保障出事时对方组织力量营救的有效性。
    中国政府中负责“走出去”项目管理机构，中资公司（不论是国有还是私有），必须加强对试图进入海外工程的员工自我保护的基础培训。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必要更积极地利用国际移民组织等机构的知识网络。该机构
在北京设有办公室，其职员曾经到访笔者的办公室，询问如何突破中国省市的涉外经济机构“没有对等单位”（因而不接待,更妄谈协助组织人员参与）的回复。虽然类似的国际机构也不是万能，尽管任何一个国际机构的具
体涉华项目也受出资国政府（往往是欧美政府）的偏好所影响，但兼听则明，有益无害。我们自己对这种服务不重视，结果只能是强化了国际间对中资“走出去”业已存在的偏见。
    第三，在非洲实施工程项目的一线中方机构，必须走出“埋头苦干”、“事实胜于雄辩”的习惯性做法。绑架中国工人的组织形形色色，它们的勒索对象也不见得就是中资公司或中国政府。它们之所以展开针对中国工程的绑架行为，是因为这样做有一种当地舆论上的底气。以西方舆论为主体的国际观察家，对中国在非洲从事工程经营，形成了一个定论：中国工人抢了非洲工人的饭碗。
    虽然所有雇用投资方本国人员的跨国经营项目，都可以被说成是存在“抢饭碗”的现象，但中国工人在非洲的存在，有两大不同：一是在工作条件艰苦的一线工地的人员多，而这些地方的贫困程度高；二是中国是个人口
大国，眼前这一批仅仅是一浪又一浪的饭碗争夺者之一的形象很容易形成。笔者在苏丹以及其他的非洲国家一线工地与中方管理者讨论相关舆论时，得到的基调性回答是忙不过来，也没有什么必要去理会。
    其实，应对这种本质上是存在偏见的舆论，并不是一件什么难事。中资项目经营和管理方，除了加强对当地的公益性活动投入，组织优秀的当地员工来中国交流等感情投资之外，鼓励优秀的当地员工，用自己的语言，在
所在国的媒体讲述自己在中资项目的职业成长经历，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仅举一例，中石油在喀土穆的炼油厂，百分之八十的操作人员是苏丹籍。仅就让其中的几位在苏丹媒体上证实这一点，也比我们自己用各种宏观数据叙说中资对苏丹发展的贡献有效，是应对负面舆论在当地的社会影响的有效且必要途径。
    历史上，大凡在非洲国家从事过工程项目经营的外资公司，都经历过其员工被无辜绑架的事件。如果我们对号入座式地将绑架事件视作对中国与非洲的外交关系挑战，难免出现亲者痛仇者快的结局。我们自己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人民在境外就业的需求，意味着我们未来还可能经历新的绑架中国工人事件。我们不能指望国际舆论向有利于我国人员在非洲的工作环境的方向转变。做好自己在项目进入和项目运行过程中的风险管理细节，才是要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