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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方宇:建构主义视阈下的公共外交与中越关系
发布时间:2011年12月29日  来源:  作者:  阅读:2128


内容提要:建构主义以及以其为重要理论支持的公共外交为中越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如何消除中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的龃龉、偏见和误解,塑造和平发展、敢于担当、强大可亲、充满活力的大国形象,以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成为当下中国开展对越公共外交亟需思考并解决的问题。本文从建构主义角度探讨了对越实施公共外交对于发展中越关系的必要性、有利和不利因素、主要内容和措施以及应注意的问题等。

    越南是中国在东南亚的重要邻国。自1950年中越建交以来,两国关系走过了“同志加兄弟”的亲密期、兵戎相见的恶化期、正常化后的恢复期以及立足于“16字方针”的发展期。中越关系的恢复和发展,是两国对国内、地区和国际形势、地缘政治、意识形态、历史文化关系等因素综合考量和选择的结果。然而,在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发展的大局下,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仍然存在一些突出矛盾,美国对东亚地区事务的干预也使中越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如何有效解决上述矛盾,为中越关系平稳、健康发展扫除障碍,值得我们深入思考。在这方面,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建构主义以及以其为重要理论支持的公共外交为我们发展对越关系提供了的崭新视角。
    一、对越开展公共外交的必要性
    (一)理论层面 
    作为对传统外交的重要补充和发展,近年来公共外交已日益受到各国的重视。与传统外交一样,公共外交的目标指向仍然是国家利益,但它却着眼于通过发挥国家的“软实力”、寻求国外公众对本国形象、价值观和话语的认同来赢得自身的合法性基础。公共外交以其对公民社会、文化和价值观的关注,开拓了国家外交行为的“心灵”空间,顺应了全球化发展和公民社会崛起的客观要求,因而成为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参与和处理国际事务的重要战略工具。甚至有越来越多的人预测:“公共外交的时代已经到来”。 
    与公共外交建立“心灵政治”的理念不谋而合,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也十分强调“观念性的因素”,即规范、身份(认同)、文化对于塑造国家利益的决定性作用。 建构主义者认为,国际关系是被社会地建构起来的,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性的,由共享的文化、规范以及主体间的观念和角色身份构成;国家的安全利益也取决于国家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制度化规范以及自我身份相对于他者身份的建构,其中身份(认同)是界定利益的核心变量。表面上看,建构主义的兴起与新现实主义对冷战结束之后国际关系现实解释的乏力不无关系;但从深层次看,它体现了人们对“精神”和“意义”的哲学追求,是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21世纪是“文化的世纪”,各国的文化理解和沟通成为冷战结束后国际社会日益凸显的需求。这决定了以建构主义为重要理论支持的公共外交将发挥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实践层面 
    东盟是中国的近邻,也是拥有重要国际影响力的区域组织,它在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促进和保障中国经济发展和经济安全、构筑中国“战略疆域”以及拓展国家影响力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  越南作为东盟的重要国家和中国的重要邻国,在上述方面亦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为了防止越南成为美国的战略棋子,更好地与其展开经济合作,稳固这一“战略疆域”,越南理应成为中国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地区。
    另一方面,尽管与中国保持着良好的大局关系,但由于若干历史和现实原因,越南在安全问题上对中国的崛起仍存有较大疑虑,在南海等问题上反对中国“扩张主义”的声音在该国还不绝于耳,贸易逆差及经济合作带来的负面效应也使中国国家和国民形象遭到一定程度的贬损,两国文化认同感因越南的民族主义情绪等因素而急剧下降。这些问题直指国家形象、观念和认同,单靠传统的外交手段很难解决,只能通过加强并发挥国家的软实力而逐步得到改善,而这正是公共外交的题中应有之义。
    二、对越开展公共外交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中越特殊的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关系使得中国对越开展公共外交存在以下有利和不利因素。
    (一)有利因素
    1. 文化相通
    中国和越南山水相连,毗邻而居。郡县(北属)时期中国的文化灌输以及自主封建时期对中国文化的主动吸收使得越南成为侵染中国文化最深的周边国家。儒家思想早在秦汉之际就传入今越南地区,至今已有两千多年,被称为儒教。儒家所倡导的关于社会、家庭和自身的伦理道德本位,以及以天下、国家为己任的经世之志,对越南民族理想人格、思维方式、价值倾向的塑造以及民族意识和爱国意识的弘扬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诚如越南著名学者潘玉所言:“越南文化,不管是文学、政治、风俗、礼仪、艺术、信仰,没有哪一点是不带儒教印记的;也没有哪一个越南人,不管其怎样反对儒教,都不可能不受到儒教的影响。” 
    越南人在尊崇儒教的同时,也信奉佛、道,强调“三教同源”、“三教并尊”。佛教、道教于公元2世纪从中国传入越南,在越南民间影响深远,佛教还曾一度被尊为“国教”。儒、释、道三者互相渗透、互为补充并相互融合,构成越南传统文化的主体。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念。中越文化上的同根同源使得中国人和越南人在经济文化、政治文化和社会文化价值观 上存在较多的共同点,容易相互沟通和互相理解,有助于形成对彼此的身份认同。这对于开展公共外交无疑极为是有利的。
    2. 外交政策取向相近
    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建构主义把外交政策看成是国家对其自身身份的理解,认为国家身份的变化会影响对外政策,而国家身份是由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互动的结果。 
    中国是一个地区性的大国,就国内层次而言,以“和合”、“仁义”为核心价值观的中国自古就有爱好和平,反对侵略的政治文化传统;中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阶段,经济建设被放在中心位置。就国际和地区层次来看,中国希望展现自身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即在履行国际义务、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地区发展方面发挥出重要作用。因此,“立足亚太、稳定周边”成为我国对外战略的一项基本原则。国内和国际的身份定位使得中国对周边国家一直奉行“睦邻友好”的外交政策,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进一步提出了“继续加强睦邻友好,坚持以邻为善、以邻为伴”的战略方针,其具体阐释即“睦邻、安邻、富邻”的周边外交政策。
    越南自革新开放以来,对内也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进国家工业化、现代化,实现民富、国强、民主、公平、文明的发展战略;对外则希望在不丧失民族性的前提下主动融入国际和地区社会(“融入而不融化”)。因此,其外交目标是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发展的地区环境,提高国际地位和地区威信。以此为牵引,越共“九大”制定了越南外交的基本方针,即“始终如一地奉行独立自主、开放、全方位、多样化国际关系的对外路线;愿意成为值得国际社会各国信赖的朋友与合作伙伴,为和平、独立、发展而奋斗”。在“全方位”外交的基础上,越南明确了21世纪初的三大外交任务,即融入国际经济、发展大国关系、发展周边关系;提出了外交重点方向,即大国优先、邻国优先、传统友好国家优先。对于越南而言,中国既是邻国和传统友好国家,又是地区大国,满足“三个优先”,因此位列越南外交战略之首。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中越结成了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确定了“长期稳定,面向未来,睦邻友好,全面合作”的16字指导方针,并指明了两国和两国人民永远成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好伙伴”的“四好”努力目标。有了两国传统外交政策对中越关系大气候的保证,中国对越公共外交的开展自然会相对顺畅。
    3. 群众基础深厚
    中越有两千多年的交流史,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关系有非常扎实的基础。近现代,两国人民对彼此的反殖民主义斗争和民族解放运动给予了极大的同情和支持,建立了“同志加兄弟”的深厚革命情谊。越南抗美救国期间,中国政府曾发出了“中国人民将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甚至不惜民族牺牲,竭尽全力,支援越南人民抗美救国斗争进行到底”的呼吁。从1950年到1978年,中国援越物资总值超过200亿美元,许多民用物资是中国暂停国内项目或是中国人民节衣缩食换来的;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在越南国土上牺牲或受伤致残,中国人民为越南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 越南前总书记黎可漂曾说:“越南党、人民和政府永远不会忘记中国党、人民和政府在越南民族解放、国家建设中所给予的巨大帮助。” 尽管两国之间曾有一段不愉快的关系,但就笔者在越南了解的情况看,大部分人对这段历史或不愿主动提及,或轻描淡写,毕竟较之于友好往来的主流,两国之间战争只是短暂一瞬。正如越共中央总书记阮文灵在中越邦交正常化之际所作的诗句中表述的那样:“兄弟之交数代传,怨恨顷刻化云烟,再相逢时笑颜展,千年情谊又重建。”
中越深厚的群众基础为我国开展对越外交提供了沃土。尽管近期南海争端升级导致越南敌视中国的情绪增加,越南民众频繁在中国使领馆前组织示威游行;但如果结合越南的内政需求以及游行示威的参与者(90%以上是社会主义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持不同政见者)来看,我们会发现,这是越南政府操弄国内民意以向国内和西方证明自身政权合法化以及获得更多同中国谈判筹码的一种手段,而并非完全由民意驱使。
    (二)不利因素
    1. 历史记忆的消极影响
    我们知道,历史上越南与中国曾维持了千余年的“北属”关系以及近千年的“宗藩”关系。北属时期越南是中国的郡县,中越之间无国与国的外交关系可言。宗藩关系的核心内容是朝贡和册封:朝贡是古代中国以儒家思想为框架建立起来的一种东方国际关系体系——“华夷”秩序,中国处于这一体系的核心地位,周边国家通过朝贡表示臣服并换取册封,中国则以此来确立自身的道德权威和天下之中的位置。朝贡制度并不依赖于武力及领土征服,而具有极大的礼仪象征性。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对于“列藩”的朝贡,皆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惟“嘉其诚”。  越南历史上就曾频繁主动要求朝贡,以换取优厚的“回赐”,从中获取巨大的经济利益,同时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尽管朝贡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但这种关系与近现代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关系有着根本的性质差异;况且,“从历史上看,东亚地区(国家间的)关系是有秩序的,比那些西方国家间的关系更为和平和稳定”。 
    然而,越南对与中国北属和藩宗关系的“历史记忆”却与“历史真实”完全不符。不论是封建史家,还是近现代史学工作者,大都把交趾、九真太守锡光、任延“教民礼仪”和“教民耕种嫁娶”的郡县时期视作中国的“同化”期,把与中国保持“藩宗”关系的自主封建时期视作“抵御来自北方的威胁”期,他们甚至把“与北方抗衡”的时间提前到了雄王建立文郎国的传说时期。 这样一来,越南历史不仅追溯到了四千年前,而且整个越南古史被描述成一部反抗中国侵略的历史。传说最早到越南的中国人是一群摇着船且长相凶狠的渔民,他们觊觎这片土地并带来战争;而翻看越南古代及近现代史书(包括越南历史教科书),随处可见“北方侵略者”、“北方敌人”、“来自北方的侵略”等字句,中国被描述成一个几近贪婪的扩张者,这一角色帮助越南人塑造了其强大的民族独立意识。
    历史记忆是通过历史记录获得的, 上述历史记录使越南人产生了对中国霸权的记忆。同时,历史是由社会机制存储和解释的;或者说,历史是按照现在的需要、通过社会建构来形塑的;因此这一记忆又因两国地缘政治需求的相似及现实利益冲突而被强化。西方世界散布的“中国威胁论”无疑也刺激了这一“毒瘤”的“生长”。它对中越关系产生的消极影响是,越南对中国始终心存芥蒂,很难与中国建立完全的政治互信;对中国任何维护自身安全的行动,越南可能都会因此而做出错误解读。越南极端反华人士也常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声称要时刻警惕中国的大国思维和扩张主义,警惕再次沦为中国的附属国,警惕中国将南海变成自己的“后院”等等。“中国扩张主义”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中越关系的健康发展,也是中国开展对越公共外交的主要障碍。
    2. 越南“国家主义”文化价值观的消极影响
    文化价值观对国际关系有深刻的影响,它是理解文化的基础。中越文化相通却并不相同,除上述历史因素对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外,还比如:在社会结构上,中国人重视家族、宗族的传统宗法观念,采用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但越南人却有其根植于村社的民主传统以及强烈的“家乡主义”和“国族主义”,“村社—国家”结构成为越南社会的特殊现象;在社会价值观方面,与中国儒家思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忠孝”观不同,越南儒教的“忠孝”加入了浓厚的“国家”因素: “忠”即忠于国,忠于越人生活的土地,“孝”则有“小孝”和“大孝”之分,“小孝”即孝敬父母,“大孝”则指报效国家; 在宗教信仰方面,越南宗教律法和宪法从未肯定无神论为越南社会的统治思想,国家参与或鼓励民间祭祀,民族主义思想在其中占据重要地位, 等等。我们从中越文化差异中发现了越南文化价值观的最大指向在于其对“国家”、“民族”等概念范畴的强化,我们暂且将这一文化价值观称为“国家主义”。
    越南学者潘玉在谈论越南文化特色时曾说:“越南人是‘祖国论者’,即对于他而言,祖国高于一切”,“越南文化首先是‘为祖国’的文化”。 陈文饶、潘辉黎、武挑、范文德等越南文史哲领域的学者则将爱国主义与民族独立意识归纳为越南民族精神的基本价值,并认为这一价值在越南抵御外侵的过程中不断得到磨练并发挥作用,使越南从未屈服于任何侵略者,是越南实力与自豪的来源。 
    越南人强烈的“国家主义”在特定时期会导致民族文化中心主义。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即坚信本民族文化的优越性,轻者它将导致狭隘的民族主义,重者则会出现民族沙文主义。越南历史上曾以“华人”、“中国”自居,称中国人为“吴人”、“唐人”、“北人”,称那些落后民族为“夷”、为“蛮”,并自夸统御华夷; 他们还多次侵略老挝和柬埔寨,也侵略过中国;越南史学家则把越南向南扩张称作“南进”,把对中部占人的种族灭绝性打击说成是他们“被吸收进一个更富有进去能力的邻近民族中去了”。 上个世纪70年代,越南也曾在苏联的支持下推行地区霸权主义。如今,民族文化中心主义在越南还是有市场的,如越南当代学界(以陈国旺、陈玉添、金定等人为代表)和政界极力抬高越南文化的价值,撇清其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称越南文化属东南亚文化范畴,认为是包括越南文化在内的南方文化影响了古代北方文化(中国文化),而不是相反,并把阴阳五行学说等中国传统文化说成是越南人的贡献,把古百越之地算作是越南领土等等,不一而足。  “越南文化中心论”和“大越人主义”极大地满足了越南人的自尊心,然而这种盲目自大和不尊重事实的做法是十分危险的;一方面,越南努力切除与中国的文化脐带容易造成大众认知空白以及越南人尤其是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认同的减弱;另一方面,一旦遇到他们认为是涉及民族国家利益的事件,越南人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是很容易被煽动的。这一因素无疑也增加了我们对越开展公共外交的难度。
    3. 现实政治经济因素的消极影响
    除上述历史文化因素外,现实政治、经济方面的突出矛盾也是我开展对越外交的极大障碍。其中南海问题和越中贸易逆差问题被越南方面认为是影响中越关系的两大“威胁”。对于南海问题,越南驳斥中国的“九段线”诉求,认为中国违反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企图把越南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变成争议海域,实行“共同开发”;并认为近期中国在南海的举动表明中国已从和平崛起进入到了炫耀实力时期。对于越中贸易逆差问题, 越南有关方面表现出高度重视和顾虑,认为对中国经济的过度依赖不仅会使本国经济受损,还会使其它领域受到中国牵制,等等,因而提出应限制从中国进口,这将对双方经贸关系的发展产生消极作用。
    现实矛盾冲突使两国舆论的紧张关系逼至冰点,互联网成为虚拟的火药桶,两国尤其是越南网民发表了大量带有浓烈民族主义色彩的言论,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白领和自由职业者纷纷响应;此外,越南民间还发起了抵制中国货的所谓“爱国”行动,等等。 
    三、对越开展公共外交的主要内容及措施
    针对上述中越关系中存在的问题,对越公共外交应采取攻防结合的方式,积极发挥有利因素,尽量消除、化解不利因素,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寻求越南民众的理解、信任和认同,以树立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利益。
    (一)化解政治龃龉,树立和平发展和敢于担当的政治大国的形象
    除地缘政治需求带来的利益冲突外,越南与中国的政治龃龉很大程度上源于越南对“中国扩张主义”的错误认知。较之于西方世界以“国强必霸”现实主义理论和冷战思维为支撑的“中国威胁论”,越南的“中国扩张主义”有更为深刻的历史渊源。因此,要消除中越政治龃龉,化解越南人对“中国扩张主义”的误解,使越南民众相信、接受和支持中国的和平崛起战略,要做到以下三点:
    首先,要积极宣传、解释并以实际举措证明中国的防御性国防战略不指向任何国家、不会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中国永远不称霸、不搞扩张主义。是否称霸不取决于自身是否强大,而取决于其所持的观念以及对自身身份的定位。尽管古代中国曾认为自己是地区和世界的中心,但新中国的历史观和外交战略观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在历史观上,中国彻底弃绝了宗藩关系,把周边国家看成是平等的一员;在外交战略观上,中国大力推动区域合作,积极融入地区社会。中国必须向包括越南在内的地区各国证明,中国的地区战略目标是让中国成为东亚的中国,而不是让东亚成为中国的东亚,即不是称霸、控制或主导地区,而是要把中国变成东亚的一部分。 为此,中国需要在建立“和谐地区”的秩序观和价值观方面做出努力,通过驻外使馆、民间机构以及广播、电视、网络、报纸和出版物等媒体向越南民众开展单向宣传活动,培养越南及其它地区各国对中国外交战略的认同。
    其次,要主动对中越历史问题做出澄清,以期逐渐改变越南人对中国霸权的历史记忆。通过开展与越南民众双向互动的教育、学术与文化交流活动,揭示历史真相,还原历史本来面目。让越南民众明白,越南北属时期古代越南人与华南中国人有着共同的民族起源,中越人民同属中央封建统治者统治之下,中国封建统治着对越南用兵的性质是封建统治者对国内地方人民起义的镇压,而不是国与国之间的侵略。利用周恩来总理1956年访问越南时拜谒二征夫人庙的事件向越南民众说明,中国人民和越南人民一样都是反中国封建统治者的,引导越南民众对此事件作出正确解读。 在越南建立自主封建国家之后,中越之间虽发生了侵略与被侵略的事件,但越南民众应该看到,一方面,中国封建统治者曾侵略过越南,而越南封建统治者也曾侵略过中国宋朝,不应把封建统治者的侵略行为算到两国人民头上;另一方面,战争和侵略在中越两千多年的关系史中是短暂的,中越关系的主流是两国人民长期的友好交往和和平相处,在这一点上不应本末倒置。要向越南民众说明,历史上,包括现在,中国一直对越南进行着大量援助,这种援助是不计回报的,无私的,越南普通老百姓所持有的报本答恩观念将在很大程度上帮助改善越南对中国负面的历史记忆。
    再次,在南海争端问题上,中国的相关机构和媒体应积极引导两国舆论和民众情绪,极力避免民间舆论对国家形象的损害。一方面,中国要向越南民众说明南海问题的性质(属历史遗留问题)以及中国的南海主张(中国将始终致力于同相关国家之间的双边谈判进行友好协商,以和平方式妥善解决南海争议和分歧,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共同开发),增加突发事件处理的透明度和表达立场的时效性,以抢占舆论主导权;另一方面,作为一个地区大国,中国应承担起更多的地区责任,即应建立更加有效的南海地区行为准则,并督促各方严格执行;同时在某些非原则问题上加以克制和忍让,寻求更加妥善的办法,让越南及其它相关国民众看到中国政府解决南海问题的诚意,在他们心目中树立起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此外,还要善于引导国内舆论,避免过激的言辞和民族主义情绪,以帮助形成中越民间的良性互动。
    (二)扭转经济偏见和负面效应,塑造强大而可亲的经济大国形象
    对于越中贸易逆差问题,中国社科院越南问题专家潘金娥教授已撰文指出:造成中越之间贸易不平衡的原因主要是由越南经济发展阶段和越南市场的内部需求决定的。越南大量进口是为了满足了国内建设,调整和升级经济结构以及增加出口,因此,越中贸易逆差不仅没有对越南经济造成实质性损害,反而有利于其经济发展。 鉴于此,一方面,我们可以通过开展相关的学术交流和报告,以事实和数据说明中越经济深入发展对两国关系的益处,使越南经济学界及政界以更加客观、理性、全面、长远的态度来看待中越之间的贸易不平衡问题,化“威胁论”为“机遇论” ;另一方面,中国应大力向越南民众宣传我“富邻”外交政策,即中国提倡建设共同繁荣和发展的和谐地区和和谐世界,中国希望在实现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带动邻国的经济发展,让邻国从中国的经济发展中真正得到实惠;应该让越南民众看到,对于越南,中国不追求贸易逆差,并且也正采取行动帮助越南改善越中贸易逆差现状,比如对越南产品采取优先进口政策,以及扩大对越南的投资以提高越南对中国的出口,等等。
    其次,中国政府要积极利用跨国企业和华人企业改变负面的中国形象。全国政协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多次强调,企业是公共外交的重要力量。目前在越南开展贸易、投资和工程领域合作的中资企业约有2000家,中国务工者3.5万名;而华人企业更是达到了10,000多家。华人企业在帮助当地增加就业、改善地区面貌方面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们积极融入当地社会,制定符合当地工人习惯的管理制度,增加福利和娱乐设施,塑造了勤劳、朴实、精明的中国人形象。反面的例子比如中铝国际参与承包的西原铝土矿项目建设以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名义遭到越南3000名知识分子的联名反对;越南媒体曾有关于中国劳工在越南建立村舍,用家乡的名字命名道路,大声喝酒和随地吐痰,抢走越南人就业机会的报道。这些事例对国家形象建设无疑是负面的。试想,如果中铝集团事先调查民意,并针对越南民众的反对意见作出回应,化解他们的政治、环境和社会担忧;如果中国企业建设有相应的公共关系制度,对员工形象提出要求,融入当地经济和生活模式的基础上,更多地为当地经济发展和百姓利益考虑,积极参与公益、慈善和社区活动,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等,就有可能规避政治风险,赢得越南群众的民心,并在实现影响政府外交政策、营造有利的政策环境以及获知和沟通信息等企业的公共外交功能 方面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
此外,虽然“中国制造”已经渗透到越南的每一个角落,中国产品也因价格低廉,性价比相对较高赢得了越南百姓的喜爱,但中国制造给越南人的总体印象却是假货多,质量较差。事实上,经济条件稍好的越南民众更青睐日本产品。于是,在越南人那里,中国人多被塑造成“以造假为乐、唯利是图的奸诈商人”形象。 要改变越南人心目中这一扭曲的中国人形象,除了要加大宣传力度外,恐怕还要在提高出口产品质量和优化产品的品牌上下功夫。
    (三)消除文化误读,培育文化认同,树立充满活力的文化大国的形象
    文化相似性高并不必然导致文化认同, 中越目前的文化关系即是如此。越南政界和学界对越南文化的“去中国化”,已经导致越南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缺乏认同感,对他们而言,“中越文化同源”的观点已然成为“对历史的歪曲和对民族的冒犯”。 尽管像世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热”也在越南兴起,但它更多地是基于实用角度而非文化认同。因此,重建中国文化对于越南文化的价值,培育越南人对于中国文化的认同,应当成为改善当前中越关系的重点内容。
首先,在中越文化关系问题上,两国应开展学术交流,以正本清源,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彼此的文化。越南盛行的观点认为在汉文化影响越南之前,越南就有了以东南亚文化为特征的基层文化,它构成了越南文化的主体,汉文化只是在覆盖在这一主体文化之上的一层“外衣”;越南文化的特色在民间文化。近十几年来,越南政府通过鼓励、申遗等各种手段大力保护、提高民间文化价值的用意即在于塑造有别于汉文化的民族文化认同。
    中国学界一致认为越南传统文化主要来源于中国传统文化,原因是在汉文化传入越南之前,越南社会、经济尚很落后,并没有形成越南民族的文化;而由于历史原因,独立后的越南仍没有建立起独立于汉文化之外的文化体系。就内容而言,中越传统文化是“大同”“小异”,同是根本,异是枝节。 应该强调的是,这一观点并非抹杀越南文化的独立性和价值,也并非抬高自己,贬低越南。事实上,越南接受汉文化的“求异”和“实用”心理正体现了越南文化的创造性;并且,越南确实存在与汉文化不同的社会文化因子,其民间文化也极其丰富;再者,文化的交流是双向的,越南文化对中国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做出了一定贡献。在中国传统文化曾遭受断裂以及道德价值体系面临重建的今天,从越南传统文化中正能找到我们所丢失的或缺少的东西。因此,要避免文化误解,在看待中越文化关系时就要预防两种倾向,一是过分求“同”,二是过分求“异”,两者都可能滋生民族文化中心主义,从而导致盲目的民族优越感。事实上,越南对中国文化的“求异”心理,从深层次看也恰恰反映了其文化上的不自信,一个民族强大的表现之一在于其敢于正视自己文化,所以,越南人文化态度的改变也有赖于其社会、经济、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其次,要加大研究力度,充分挖掘中越共同的文化价值,以建立包括越南文化在内的东亚文化认同。中越两国在天人合一、阴阳和谐等宇宙价值观,重名分等级、重集体、倡孝重亲等社会价值观以及知行合一、重义轻利、重德轻才等个人价值观方面都是共同的,这本身为文化认同的培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很多价值观在中华文化背景中阐发的深意是越南所不具备的;而以实用主义为核心的越南文化所具有的“拿来”精神和其吸收外来文化的迫切性和灵活性,以及中越共有价值观在越南村社文化背景中获得的意义等等,也是中国文化所缺少的。总的来看,中国文化长于“道”,而越南文化则长于“功”(功用),两者可相互借鉴,互为补充。近二十年来,越南政府不断借鉴中国经验,研究中国模式并加以参照,某种程度上正说明了中国文化对越南的巨大吸引力;而越南社会(村社)所孕育的自由、平等、友爱的民主价值观及其在政治文化中的运用也值得中国借鉴和学习。
    在培育中越文化认同的方式方面,留学、影视、传媒、网络、旅游、出版、文化艺术交流、博览会等是很好的媒介。比如,目前,约有10万名越南留学生在中国100多所大学里学习,这是一个庞大的群体,他们将在消除中越文化误读、增进两国文化理解方面发挥桥梁作用。因此,让越南留学生全面深入地认识中国文化,自觉宣传中国文化,是对越开展公共外交的重要内容。影视也是一块重要的思想文化的阵地。由于越南影视业发展较为落后,相关部门便大力引进中国的电视连续剧来弥补这一真空。中国影视作品,尤其是历史剧和伦理剧,以深刻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赢得越南民众的喜爱,很多电视剧持续热播,经久不衰。越南年轻一代对中国热播剧耳熟能详,对中国的影视明星如数家珍,这些都是我们开展公共外交的宝贵资源。好的影视作品能让越南民众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人,以逐渐改变他们心目中扭曲的中国人形象。
    总之,作为一个充满活力的文化大国,中国应更多挖掘、提炼并与邻国分享中国的文化价值观,同时增加中越文化交流机制,为更好地消除中越文化误解、建立中越文化认同创造条件。
    四、对越公共外交应注意的问题
    首先,要加强对越南的研究,全面、正确认识越南文化及越南民族的国民性。中国对于越南而言是一个大国,越南对中国的研究远比中国对越南的研究要深刻得多。比如,越南人深谙中国人的国民性,知道中国人好面子,对外交往中往往会给予中国人足够的尊重,以满足中国人的面子心理,他们便能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得好处。越中外交史上不乏“跪而求胜”、“胜而求和”的例子, 这说明他们为人处事非常柔软、灵活、功利和狡猾。总之,我们要研究、了解越南,研究越南如何看待中国,这样才能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公共外交。
    其次,要尊重越南文化和民族传统,克服居高临下的大国主义。历史上我们曾轻视过周边国家,造成了不愉快的历史记忆;现在中国人仍存在一些文化中心主义思想,认为中国文化优于其他文化;况且对于中国来说,越南仍是一个小国,容易对其不尊重。然而,越是小国,民族自尊心越强,越怕被人看不起。 因此,哪怕是越南向中国借鉴经验或学习讨教的场合,中国人都不要好为人师,不能生硬过激,更不能以大国的口吻“教训”他们,要坚持求同存异,不强加于人,真正做到以人类学倡导的“他者”的眼光去审视越南民族和越南文化。
    再次,在开展对越公共外交时要充分考虑越南人的需要和利益。为什么中国的对外援助和宣传往往事倍功半,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往往是从我出发,以我为主,较少考虑对象国民众的需求,所以往往是投入多,回报少,国外民众不买账,公共外交的效果自然可想而知。这一点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经验。
    此外,建立专门的评估体系和评估机制对于评估中国对越开展公共外交的效果、改进公共外交的方式方法也是十分必要的。
    相比其他大国,中国的公共外交起步较晚,与中国崛起的大国地位还不相适应。相关部门在制定国家公共外交战略的同时,应制定相应的地区公共外交规划;应将对越公共外交纳入到对东亚地区公共外交的规划中来,同时注意中越关系的特殊性,有针对性地开展国别公共外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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