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公共外交对于国与国双边关系和国际关系发展的重要性。而教育往来正是公共外交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本人拟从个人经历与所了解的一些琐事，谈谈教育方面的往来对中缅两国关系的影响。
    中缅关系历来密切，早在19世纪末清代时就开始设有外交机构。1948年缅甸独立后，两国即正式建交设立使馆。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同年年底12月17日缅甸政府即宣布承认中国新政府；同日，原国民政府派驻缅甸的以涂允檀大使为首的大使馆就致电中央宣布起义，留守待命。1950年6月8日，两国宣布正式建交互派大使。新中国除了有派驻缅甸的大使馆工作人员，和某些短期赴缅访问的代表团之外，到20世纪50年代末在缅较长期逗留的人员几乎没有。所以缅甸一般民众和机构对中国了解有限。正因为如此，中缅教育方面的往来从一开始就受到多方的关注。
一、两国教育方面往来的概貌
    （一）派出留学生赴缅
    1956年前后中缅两国开始有了双互派留学生的协议。但直到1958年8月以后才得以实施。在文化大革命前我国曾派出过三批赴缅留学生，第一批二人1958年至1961年；第二批三人1960年至1963年；第三批八人1965年至1967年（原计划至1968年，因文革开始，提前一年回国）。到1967年后中断。70年代末文化大革命结束，我国高教事业开始复苏，随后不久，在80年代初中缅也开始恢复了互派留学生，每年双方各有4个名额。中方每年基本都能用满这些名额。中方派出的学员大都是已学过缅甸语，而且正在从事与缅甸语有关工作的人员，大多属于深造性质。当时在各高校缅甸语专业的教师以及在外交部等部委从事缅甸语的翻译人员基本都先后得到过这样的学习机会。近年来派出留学生名额又增加不少，且已有人获得了缅方的博士学位。
    在这里我着重讲讲我国最初派出的三批留学生的情况。
    我本人和大学同窗学友姚秉彦君二人有幸成为我国赴缅第一批留学生。早在1956年秋我们就接到高教部的通知，开始着手准备赴缅留学事宜，但直到1958年8月才成行。我们赴缅时，是刚刚结束了北京大学缅甸语专业三年学业的学生。接受我们留学的是仰光大学。我们在缅学习了三年，直到1961年5月底返回国内，在北大缅甸语专业任教，后晋级至教授，1997年我国首次在北大增设亚非语学科博士学位授予点，我们又荣幸地成为这一学科的第一批博士生导师，培养了几位博士生后，2000年底退休。
    仰光大学校方，把我们的宿舍安排在相对学生宿舍设备、环境要好得多的单身男教师宿舍楼，而且是一人一间，在我们的坚持下，才改为给我们两人一间。虽然与我们先后到校的还有苏联、捷克等国的留学生，但为了方便我们的学习，校方专门派一位教师给我们上课，先后有两位：一位是教育学院的讲师杜印敏，另一位是仰光大学翻译出版部缅甸语词典编纂委员会的编辑杜埃基。两位都把我们看作是她们自己孩子似的悉心教授、照料，平日每天授课，有时星期日还会叫我们到她们家中过一个周末。我们抵缅后第一个负责为我们授课的是杜印敏，她为了了解我们缅语的真实水平，就把缅甸一年级到十年级的一套缅甸语课本找来，让我们从头读起，哪怕是一个字、一句话不懂也不能放过，还把我们带到仰大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几个高年级去听课。这样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经过考察她认为：我们已经初步掌握了十年制学校应学的缅甸语知识，具备了进入大学学习的水平后，就把我们转到杜埃基老师手中。杜埃基老师又选了一些文章或文学作品，教我们读、写，这样又过了大约半年左右，校方才让我们进入缅文系学习。此后，校方同意我们可以自由选听缅文系三、四年级各门课程，并专门派出两位助教杜努努和吴埃佩定时给我们辅导。我们除了到多位当时名噪一时的教师课堂上听课以外，还专门拜访过几位在缅甸语言文学界极负盛名的在校任职的教授、讲师（缅甸大学属英制，每一系科单位只设一位教授，直到近年才增设一位副教授），包括当时任缅甸文系系主任的吴埃貌教授，我们得到了他们的热情接待、教导与帮助。学校校方还很注意我们的言行与反应，比如，我们英语不算好，加上缅甸人英语发音常常带些缅甸腔，缅甸学生当时习惯在句子里加上几个英文单词来说（实际上缅甸文中是有这些单词的，习惯这样讲，大概是为了表现自己学问高深吧）。我们在和他们交谈时遇到这样情况，往往茫然不知所措，就会问你说什么？直到他们用地道的缅甸语时才会与他们应答。这件事让校方知道了，一次教务长（当时缅甸大学的校长一般由政府总理兼任，而且不称校长而称之为学校的“元首”，大学的最高领导就是教务长）向学生们训话，就提到：你们的缅甸话还不如中国留学生说得标准，怎么能随随便便把英文单字夹杂在缅语句子里说呢？
    学校的同学们更是热情。不仅有华裔，大多数更是缅甸各个民族的学生；有缅文系的，也有不少其他系的。他们常来宿舍找我们聊天，聊的话题可多了，主要是问中国方方面面情况的。他们搞节日庆典活动时也会邀我们参加。
    仰光普通市民也以一种惊异的眼光对待我们。在我们初到仰光时，在街上遇到缅甸人，他们往往会问：你们是日本人吧？因为在那个年代缅甸人见到的日本人不在少数。就以到缅甸求学的留学生来说，第一批来缅的也是日本学生，他们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就到缅甸来了。其他国家的学生都是50年代末才开始来缅的。当对方知道你是中国人时，还往往会加问：白华？还是红华？你可千万别以为对方有什么恶意。只是因为50年代初，国民党残军败退缅甸，给缅甸老百姓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尤其是退到缅甸境内的国民党残军在金三角一带为生活竟经营起毒品种植、贩运来，极大地伤害了缅甸广大民众。人们普遍把在大陆丧失政权的国民党人士称之为“白华”，而把在新中国生活工作的人称之为“红华”。这一称谓直到中国与缅甸往来逐步增多，60年代以后才消失了。一般缅甸老百姓可热情了，并不把你当“外国人”看，因为在他们周围生活的“胞波”（原意：同胞，但今日缅甸人专指华人、华裔而言）太多了。当他问明你是来自中国大陆的以后，就会饶有兴趣地发出一连串的问题，询问中国各个方面的情况。也会热情地提供你所希望得到的种种帮助。
    1960年8月，我国又派出了第二批赴缅的三名学生，他们都是北京外国语学院（今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二三年级的学生，没有缅语基础，在缅留学三年学习缅甸语，后都在我国外交部任职。这三位就是：夏厚宏（在外交部和驻缅使馆工作多年，又调至全国政协任外事局局长多年后退休）、彭增九（在外交部和驻缅使馆工作多年，又在驻新加坡、菲律宾使馆任政务参赞，后病故）和齐治家（在外交部和驻外使馆多年，先后任驻泰国使馆、驻缅甸使馆政务参赞、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大使后退休）。他们三人到缅甸时，与我们先来的两人一起在仰大生活学习了一年后，又继续在缅甸学习了两年才回国，都留在外交部工作。因为这一时期中缅两国关系日益亲密，所以他们所面对的生活与学习的环境与我们经历的基本上没有什么两样，只是因为他们没有学过缅甸语，所以一进校就由缅文系专门派的教师为他们上课而已，直至学成离缅，一直如此。开始阶段也是负责辅导我们的杜努努和吴埃佩两位为他们上课的。
    1965年9月我国派出了第三批赴缅留学生，共八名，其中有五位是已从北京大学或北京外国语学院缅语专业毕业的学生；另三位是从复旦大学、北京外国语学院等校学习英语的二三年级学生中选送出国的。但因文革关系，中断了原派出他们在缅学习三年的计划，提前一年多，1967年3月间从缅甸回国。他们之中已在国内缅语专业毕业的五位是赵敬、韩德英、周思贤、曲永恩、申相坤，赵、韩两位回国后在北大任教，晋级至教授，后工作直至退休；周思贤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任教，晋级至教授，直至退休；曲永恩在洛阳解放军外国语学院任教，晋级至教授，直至退休；申相坤在外交部工作多年，最后任驻缅甸曼德勒总领事，退休。没有缅甸语基础的三位同学，因在缅甸只学习了两年缅甸语，未能学成，回国后又遇文革，所以后来调至对外经贸部门从事英语翻译工作去了。
    第三批赴缅留学的几位在仰光大学学习期间比前两批赴缅的学生更加活跃。初到缅甸时，校方还曾答应他们的要求住进大学的学生宿舍，与仰大同学们的交往比我们当年更加亲密融洽与频繁，但可惜一个多月后，又被校方安排搬进了单身教员宿舍。当年他们八个小伙子还组成了一个排球队，除了坚持锻炼外，还经常与缅甸同学进行友谊赛，甚至附近缅甸中学的校队也邀他们比赛，据说他们的战绩满不错，胜多败少。只可惜他们在缅只停留了一年多就因时局的变化，不得不中断了留学生活回国了。
    到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国才恢复了互派留学生，每年双方各有四个名额。这一规定一直延续到90年代。从70年代末开始，几乎每年我国都派出人员到缅甸仰光外语学院学习一年缅甸语。且赴缅者大多是在国内缅甸语专业毕业后已参加工作的人员。进入21世纪后，虽然通过两国教育部派往对方的留学生名额并未增加多少，但是派出的渠道明显增多，在对方学习的学生数字大有增加，甚至难以确切统计。大多仍在缅逗留一年，但也有一位是在缅停留了数年取得了缅甸博士学位者。
    （二）接纳缅甸学生来华学习
    缅甸方面到1960年9月才派出了第一位赴华留学生，他就是后来成为缅甸外国语学院中文系的元老、第一任系主任吴迪三伦。吴迪三伦是一位华裔，能操一口流利标准的汉语，有相当深厚的汉语基础。他来华前夕曾专门到当时我们的仰大宿舍来找我们了解有关情况。来华后在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了五年，直至毕业。回国后参与缅甸外国语大学的初建，任该校中文系系主任，直至20世纪末退休。
    后来，缅甸方面又先后派出了几位不谙汉语的学生来华，学习一二年汉语后入中医、农业等学科学习。1967年我国文革开始，我国国内大学已不能正常进行教学活动，加之缅甸仰光出现严重的“六二六”排华事件，中缅关系急剧变冷，缅甸方面遂召回了所有来华的留学生。
    20世纪70年代末文革结束后，两国教育部协议恢复互派留学生事宜，并商定每年双方各有四个名额。但缅方几乎每年都没有派出学生来华。这样的情况直到1990年才得到改观。缅甸方面第一次用足了来华留学生的四个名额。而且此后大多在华缅甸留学生都为能拿到学位，延长了在华学习期限。
    20世纪80年代末本人正被文化部借调到我国驻缅大使馆文化处工作，在与一些缅甸友人交往中得知缅甸的许多部门，比如缅甸外交部、仰光外国语学院、缅甸历史委员会等等单位都一直想能有什么途径派出人员赴华学习或进修汉语以加强相关学科或部门的工作，但是，大家并不了解两国教育部之间有提供奖学金派出留学生的协议。经过我大使馆的多方沟通，1990年缅甸教育部第一次用足了当年派出来华的四个留学生名额。最后落实的结果是：缅甸外交部的杜山达、缅甸历史委员会（仰光大学历史系）的杜温、杜玛格丽黄和缅甸外国语学院中文系教员杜漂漂温等四人来华学习。其中杜山达基本没有中文的基础，而其他三人都有华人血统，中文有一定基础，杜漂漂温中文基础最佳。她们都在华学习了三年，且两人在北京大学取得了中文硕士学位，两人在武汉大学获得了历史学硕士学位。杜山达毕业后在缅甸驻华使馆任三等秘书，后回国继续在缅甸外交部工作，目前已晋级至何等官阶不得而知。杜玛格丽黄前两年已升任缅甸仰光大学历史系系主任。其余两位后因故先后脱离了缅甸教育单位，搞其他工作去了。
    以上是我所了解的1990年以前通过官方渠道缅甸来华学生的情况。但是据我所知，由民间自己设法来华学习的学生不在少数，只是非常分散，难于全面统计和了解具体情况罢了。尤其是在20世纪60年代缅甸奈温军政府上台执政后，取缔了华文学校与华文教育；压制学运多次强制学校停课、长期来大学不能正常进行教学活动；加之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文作为一种语言工具的应用范围日益扩大。所以缅甸许多学生（包括华裔和非华裔）都想到中国的高等学校学习。就借着当时缅甸有凡向国家交纳一定数量外汇收入的人才能获得到国外打工机会的规定，假借外出务工的名义，向政府交纳一些款项，到中国求学。从60年代末期开始，这种用变通办法，来中国学习的人不少。当然在70年代末期以前都是到台湾去求学的，而且华裔占大多数。到了70年代末期，我国国内开始恢复了学位学衔制度后，也有不少缅甸学生是这样来大陆学习的了。
    进入90年代后通过教育部系统接受来华学习留学生的情况有很大改观。人数、层次方面都有很大提高。比如，仰光外国语学院的教员杜钦基来华后在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学习，而且最后取得了该校的博士学位，学成回国后，接任了仰光外语学院中文系的系主任。原来有缅甸学生在校学习的高等院校数量并不大，只有几所。但是，进入90年代后，我国多个部门有多个渠道接受缅甸留学生，留学生们所学专业与所在院校的数量大为增加。且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都有。比如，国务院汉办与国外合办孔子学院，同时也会答应为对方提供若干来华奖学金名额。再如：2008年3月在万象召开第三次大湄公河次区域领导人会议上，我国总理就曾向次区域内各国承诺，为它们增加3000个政府奖学金名额。所以进入21世纪后可以说缅甸赴华留学生人数大增，虽然其中华裔仍占据一定比例，但来自缅甸境内其他各族的学生也不少。2010年6月本人到云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参加“中缅建交60周年与缅甸局势”学术研讨会时，就见到十来名来参加研讨会的云大国际关系学院在读硕士生。经向云大同志询问得知，他们学校就按上述2008年3月总理向有关各国的承诺，接受了不少缅甸的学生，仅2008年9月入云大国际关系学院学习的硕士生就有8位，随后各年都接受了几位来自缅甸的学生，同时也有入云大其他系科学习的。会议期间和他们接触，我感觉这些同学的汉语水平相当高，而且很有礼貌，思想很活跃，能友善坦诚地和与会学者们交流他们的看法，不能不说这些看法还是有代表性的，代表了一般缅甸民众的真实想法；据他们导师介绍，他们选择的毕业论文题目的范畴也很广，写得很认真且具一定水平。
    （三）教育专家的往来
    两国教育方面的交往最早可追溯到1957年。缅甸独立后很重视教育方面的发展，为了制定教育改革发展的方案，1957年曾聘请了来自9个国家的13位专家作为顾问，参与工作。当时我国的王亚南与安波两位教育专家就是受邀赴缅的两位。
    据我所知就我们北京大学而言就有好多位知名教授应邀到访过缅甸。比如，20世纪60年代历史学家向达、东方学家季羡林、语言学家冯至等都先后造访过缅甸。20世纪90年代我校的梁志明和姚秉彦两位教授曾参加中国历史学家代表团访缅。
    缅甸方面通过官方途径来华访问过的教育方面的专家教授也不少。我也举些例子来谈。如：最集中的一次是1961年9、10月间来华访问的仰光大学教授代表团。以当时仰光大学教务长达拉博士为团长，它是一位地质学教授。团员有七八位，都是当时缅甸各个学科顶尖的知名教授，比如，时任仰光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缅甸著名的文学界泰斗吴登汉（佐基）、缅文系教授吴温（敏杜温）、地理系教授杜丁基等。又如：1990年著名缅甸学者、曾任伦敦大学缅甸文教授多年的吴拉佩携夫人来华访问，并在北京大学进行了短期讲学。再如：1991年缅甸奈温将军夫人、历史学家杜尼尼敏率历史学家代表团访华（可能当时缅方为了避免外界不必要的猜测，对外公布的名单中杜尼尼敏只是一位普通团员，但照会我国有关方面，说明她实际是真正的团长）。代表团中包括仰光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吴吞昂千、大学图书馆馆长吴多岗等多位缅甸的历史学界名人。
    进入21世纪后两国教育专家的往来并没有更多的增加，但是明显地在原有的基础上更深入了一步，仅举几个例子来说：
    在我国外国语学院任教多年的许清章教授退休后，仍一直惦念着与他一生有过千丝万缕联系的缅甸，还想去看看这些年来缅甸的变化和多年未见的朋友，他给缅甸教育部写信提出了再次赴缅访问一次的愿望，缅甸教育部遂向他发出了邀请，2002年11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赴缅访问了两周。
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缅甸语教授汪大年自选了一个“缅甸语与汉藏语系比较研究”的研究课题，并申请到了国家社科基金和北京大学“211工程”科研项目的资助，为进一步充实自己的科研成果，取得些第一手资料，通过我驻缅使馆向缅甸有关方面提出自费到缅甸语主要一些方言区进行实地调查的想法，最终得到缅方的同意与协助。2004年1月至6月间偕原来随他攻读过硕士学位的蔡向阳博士，一起在缅甸境内各地进行了5个月的田园调查。最终完成了他的专著缅甸文资深教授杜玛蕾，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在仰光大学缅文系任助教时，就与我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有过短暂的接触。到80年代末升任仰光外国语大学缅文系系主任、教授，与此后到缅甸学习的留学生多人都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她一直希望有机会造访我国或来华任教都没有机会，早已退休，已75岁高龄，2011年年初还是通过她昔日的学生、现在广西民族大学担任缅文专家杜瓦蒂顿的私人联络，到广西南宁和北京做了短期访问，会见了她的老相识和曾经教过的弟子们，并在广西民族大学和北京大学与现在学习缅甸语的学生们见面并作了相关的学术讲座。
    应邀到华任教的第一位缅甸专家是在缅甸文字委员会任职的吴吞丁，他于1978年来华，协助北京大学缅语专业编撰我国出版的首部《缅汉词典》。此后来华任教的专家多人，且分别在多所大学任职。其中著名的有：缅甸文字委员会主要编辑之一吴甘纽、缅甸名作家德格多温蒙、先后在缅甸曼德勒大学、毛淡棉大学任缅文系系主任的教授吴绵丹等。直到今日，已有不少缅甸著名专家或学者应邀到我国的几所大学的缅甸语专业任教过。
二、从中缅教育方面往来得到的启示
    （一）教育方面的往来加深了两国间的理解促进了两国友好关系的发展
    1. 培育了我国的能够沟通双方的从事涉外工作的人才  从上述我曾举过的实例就可以看出我国通过派出留学生这一渠道，培养出一批缅甸语的教师和我国外交战线上掌握英、缅两种语言的干部。他们对缅甸国情有较深入了解，也是业务上的骨干力量。虽然，有些老留学生早已退休，但今日仍在职的这两类人员中的曾留学缅甸者，几乎无一例外也都已成为所在高校或涉外单位的中坚力量。
    2. 为缅甸培养了各种有用之才  缅甸来华留学生们在我国学习、生活了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除了学习到相关领域的知识、技能之外，而且与我国的普通民众有过很多接触，有的还结交了一些朋友，所以他们大都是比较深入地了解中国的，甚至有的成了名符其实的“中国通”。
    3. 加深了两国民众间的了解  双方留学生在对方学习期间，接触了方方面面的人士；一些专家学者到对方访问，除有了与对方同行有了直接的交流机会外，也会接触到对方的许多普通民众。这无疑会加深两国民众间的了解，为两国发展全面的友好关系奠定了更加深厚的基础。
    4. 助推了双方的民间交往  从上述所举的一些非官方往来的实例就足可说明，由于双方政府协议的教育往来项目的实施，造成了较深入的影响。才出现了后来的一些自行设法到对方高校学习或个人设法到对方访问的事例。
    （二）警惕一些民族败类或敌对势力的破坏 注意对我涉外人员不当的思想意识与言行对这些交往造成的干扰
    1. 一些民族败类与敌对势力的破坏 那些民族败类和敌对势力是绝不愿意通过我们教育方面的往来，使中缅双方更加了解，使中国的形象在缅甸人民的心目中更加美好和正确，两国的关系发展得更好的。他们会想方设法扭曲我们国家的形象，搞些反宣传，进行破坏。这是我们不能不时刻警惕，并采取切实的措施予以回击和“消毒”的。比如：最近网上就有消息称什么“达赖寄语缅甸青年”事，这不是很明显吗？一个叛逃国外企图分裂祖国的民族败类和缅甸青年有什么“关系”？
    2. 我方个别人员不当的思想与言行也会造成一定干扰 如果我们某些留学生或出国访问的专家学者的言行不检点，就会给所接触的对方人士或民众留下一种不好的印象。而这种印象往往还会影响到他们对我国整体的看法。对方来华留学生或专家接触到我们相关部门的人员或民众，有时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给他们留下不良印象。比如：按理说，来我国留学的学生或来访的专家学者们回国后，应该对中国有个全面认识，有个良好的印象，成为一位“亲华派”，但是事实并非完全如此，有些人来过中国后，对中国的态度反而变得不友好了。虽然，这种情况的因果关系非常复杂，但是，不能不说他所接触过的我方个别人员的不当言行是造成这种反常现象的一个主要因素。
    （三）加强今后中缅两国教育方面往来的建议
    1. 对留学生派出问题应进一步调整扩充
截至目前我们赴缅的留学生绝大多数都是学习缅甸语言的，过去仅有少数几位涉及到缅甸文学，还有一位取得了缅甸仰光大学的历史学博士，少数几位僧人曾赴缅甸仰光佛教大学学习了几年。实际上缅甸高等学校有些专业还是满有特色的。比如：医学（尤其是热带医学）、植物学等也值得我们派出人员去学习或进修。
    虽然我国文革前派出的留学生是三年一期的，但文革后恢复派出以后，绝大多数都是一年的，少数高访学者出访的时间更短仅半年，仅有一位在进入21世纪后在缅学习了数年取得了博士学位。我国应从学科发展需要出发，考虑有少数人出国时间适当延长，取得对方相关学科的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不要只在对方的外国语大学缅甸语系学习（因为该系是专门针对外国人学习缅甸语所设，与缅甸高校中的缅甸语系水平相差甚远），争取到缅甸正式高校中学习某一专业，达到他们本科毕业乃至硕士或博士的水平（因为我们国内已有教授缅甸语的多年经验，师资也较齐备。若拟学习缅甸语言文学，最好派出国内已学过缅甸语的甚至是已拿到学士或硕士学位者去进修或攻读学位；若拟学其他专业，最好派相关专业的学生，而且英语好，短期培训他们的缅甸语听说能力后再派出）
    2. 注意加强教育方面代表团的交流
以前这方面的交流太少，而且只有过某个大学的代表团或历史学教授代表团访问过对方，友好意义大于学术交流的意义。实际上我们如果派出缅甸语教师代表团、汉语教学代表团之类访问对方，对双方提高目前有关院校的教学水平是会有现实意义的。当然还可以派出一些专门学科的教师代表团（包括历史学的）访问对方进行学术交流，也会有实际收获。只有使我们教育方面的往来不是纯友好的交往，具有学术交流意义，才能不断发展。
    3. 广泛开展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教育  克服大国沙文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思想，力求让每位涉外人员都能严格自律，注意个人的形象与影响。避免因个人的某些不检点的言行，造成不好的对外影响。
    4. 时刻警惕民族败类和敌对势力的反宣传  他们往往利用我们一些失误或缺陷大做文章，或无中生有，或歪曲夸大，或借题发挥，搞些小动作。我们要正视面对，多方工作，及时作出回应，消除这些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