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形象的历史方位与战略转型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 赵可金
清华大学战略与公共外交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
【内容提要】在中国迅速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海外形象越来越成为制约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重要因素，形象问题本身已经成为中国综合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历史上来看，中国人的海外形象一直没有走出形象撕裂的困境，几乎在每一个发展阶段上，国际社会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中国人的形象定位都没有从根本上把握中国人的根本。之所以存在此种误解和误判中国人的倾向，是西方二元主义的认识论和根深蒂固的西方中心主义共同决定的。当然，中国人在形象传播上存在的诸多问题也是造成形象撕裂的一个诱因。在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应确立形象战略，积极开展公共外交，努力塑造一个良好的国际形象。
【关 键 词】中国人 国际形象 西方中心主义 公共外交
导论：为什么形象是重要的？
2011年2月下旬，英国广播公司(BBC)第二电视频道推出一系列名为“中国人来了”（The Chinese Are Coming）的纪录片，以BBC外派记者贾斯廷•劳拉特（Justin Lowlatt）走访“金砖四国”等新兴经济体的方式，展现的是在非洲、巴西和美国的本地人面对中国经济在当地的扩张有什么样的反应。中国经济在全球的发展，对于这些地区的普通民众来说，早已不仅限于便宜的货品，而是有着更加切身的影响：工作机会的失去、商业竞争、环境污染甚至文化的改变，在纪录片中看到的，除了有羡慕和赞赏之外，更多反映出了戒备、反感和恐惧，并把重点放在批评“中国人在当地大肆购买原材料、无视当地经济和生态发展”的老调子上。
自近代以来，由于西方发达国家执世界权力之牛耳，对中国的发展始终报以异样和警惕的目光。特别是随着中国GDP总量在2010年超过日本，中国迅速崛起引发的震荡效应也正在国际社会演化成一种群体性的焦虑，中国威胁论、中国傲慢论、中国过于自信论成为国际社会的焦点舆论。同时，中国迅速国际化导致了大量缺乏规范的国际行为，到2010年底，中国近3万亿美元的进出口贸易额，688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外商投资，50%以上的对外石油依存度，近4亿的出入境人口。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中国企业的社会责任不足，中国游客的文明程度不高，中国社会需求急剧上升，所有这一切都推动“中国人来了”迅速发酵成为一种神经质般的恐华情绪。2010年美国亚洲战略调整的一系列动作预示着美国正在寻求对付中国崛起的有效办法，大国崛起必然引发外部制衡的传统大国政治规律似乎正在中国身上应验。尤其是在亚太地区，朝鲜半岛问题、中日困局问题、中国与东盟国家的南海问题、中国与印度的龃龉以及中亚国家的动荡不定，似乎都在预示着中国发展的空间正在受到挤压。部分学者热议的“C型包围论”、“O型包围论”以及“中国不高兴”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情绪的高涨，也正在内部挤压着中国外交战略可能的选择空间。中国的海外形象不仅成为国际社会的一种心理表征，而且日益成为制约中国和平发展道路全局的重要因素。如何妥善回应国际舆论的批评和指责，妥善引导中国人形象实现“软着陆”，是今后提升中国外交能力的一项重要课题。
一、中国人形象的历史方位
作为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大国，中国的发展道路和未来走向历来为西方战略界所关注。历史上，国外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早在19世纪以前就存在了，对于中国人的印象主要依赖于传教士和商人来华的种种描述，比如13世纪的意大利著名的旅行家和商人马可•波罗，以及早期的传教士利玛窦、马礼逊、南怀仁等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也成为最早塑造西方人中国形象的使者。自此之后，中国人的海外形象便经历了一个从“想象式建构”的模糊误读向“西方中心主义”的主观塑造再到“中国中心论”的客观认知历程。为此，根据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识别的路径划分，将中国人形象的历史方位划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9世纪以前：梦幻论VS.没落论
马可波罗是世界历史上第一个将地大物博的中国向西方人作出报道的人，他在他的游记中以100多章的篇幅，记载了我国40多处的城市地方，对当时中国的自然和社会情况作了详细描述。马可波罗只是随着东西方商业往来而形成关于中国人形象的典型代表，他的游记对西方人心目中的“梦幻式中国人”的形象建构具有认知史上的重大意义，打开了中古时代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在他们面前展示了一片宽阔而富饶的土地、国家和文明，“满地黄金和遍野香料”的形象描述引起了西方人对于东方的向往，进而推动了西方加强与东方联系的热情。1585年，西班牙传教士门多萨出版的《大中华帝国史》更是从细节刻画入手，构造了一个遥远神奇的东方大国形象，西方人想象里的中国文明，包括物质财富、政治体制、古典智慧，成为西方社会长期效法的楷模。特别是当罗马皇帝身穿中国丝绸衣服出席公共集会，更是引起万人瞩目，引发欧洲上流社会对中国人的无限想象，中国人被西方人人为地美化了。来自中国花团锦簇的浪漫形象，与当时西方人战火不休的现实激烈撞击，将中国作为遥远的东方古国意象加以渲染和理想化，不乏梦幻色彩。
在此种理想化和美化中国形象的背景下，欧洲人的哲学思维将哲学家们导向对中国人智慧和制度优势的追寻。为了寻求理想国，伏尔泰、弥尔顿等思想家不同程度地在其作品中对中国的文化、物产或制度进行了研究或描述。对中华帝国的浪漫化想象引导西方对中国政治制度进行一种“想象式建构”，直接导致了伏尔泰在《风俗论》中对中华帝国的误读，将中国人看做是与西方与众不同的人，认为中国人对祖先留传下的东西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崇敬心，认为一切古老的东西都尽善尽美，把中华帝国的人看作是西方的一种威胁。伏尔泰宣扬儒家的德治主义，通过《中国孤儿》等作品论著极力反驳卢梭对中国文化的攻击，推崇中国的家庭式社会体制和帝王权威政治，赞美中国的自然宗教以及在宗教问题上的宽容精神，认为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中国文化是最合乎理性和人道的文化，认为“欧洲王公及商人们发现东方，追求的只是财富，而哲学家在东方发现了一个新的精神和物质的世界。”1688年6月巴黎《学术报》上一篇文章说:“中国人在德行、智慧、谨慎、信义、诚笃、忠实、虔诚、慈爱、亲善、正直、礼貌、庄重、谦逊、以及顺从天道诸方面，为其他民族所不及”。西方人不仅全面美化了梦幻的中国，而且也美化了智慧的中国人，以至于把中国的价值体系看作是没落西方的威胁。
然而，与梦幻论相对立的另一种对中国人的印象是没落论，特别是在18世纪中国开始由盛转衰的进程后，落后帝国论逐渐成为西方人看待中国人的另一幅形象。其中，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是最主要的代表人物。尽管《利玛窦中国札记》延续了了西方人对中国形象不乏理想化的想象和期待，但也注意到中国正在经历的衰落趋势，利玛窦批评中国人的无知与狭隘，“他们(中国人)对海外世界的全无了解却如此彻底，以致中国人认为整个世界都包括在他们的国家之内。……贵族政体、民主政体、富豪政体或任何其他的这类形式，他们甚至连名字都没有听说过”。利玛窦笔下的中国人形象深刻地影响了孟德斯鸠、卢梭等思想家对中国的认识。孟德斯鸠认为中国人都是一些不带枷锁的奴隶，弱而被奴役，中国人的忠孝仁义不过是专制造成的恐惧，虽然他们生活中以礼为先，但却是“地球上最会骗人的民族”。伟大9的思想家卢梭更是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嘲讽中国人缺乏“斗争精神”，只会凭借人多，修建城池得以自卫，而无法应对外来的征服者。此外，笛福、亚当•斯密、尼考拉•布朗杰等同时代的西方思想家对鄙视中国人，认为中国人“愚蠢无知之极”，“即使最蒙昧的野人，也比他们略胜一筹”，甚至认为中国将永远处于失败者的地位。此种轻视中国人的看法直接导致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集体入侵中国的狂妄和傲慢，如果不是在骨子里看不起中国，西方列强断不会派遣几条军舰就想征服当时GDP占世界第一的中华帝国。
第二阶段：19世纪：黄祸论VS.病夫论
19世纪以后，中国进入了由盛转衰的帝国迟暮阶段，而此时的西方却进入了工业革命以来的快速现代化进程。当此时刻，1793年6月，英国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华，西方人得以亲眼见证一个“停滞的帝国”，各种关于“真实中国”的报道纷至沓来，西方的发达和清廷的腐朽形成鲜明对比，德国的赫尔德、黑格尔都认为中国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是一个静止不变的文明，不仅野蛮落后腐朽，而且顽固抵制地基督教和西方生活方式的传播。
不过，13世纪阿提拉大帝对东欧征服带来了“黄祸”论对西方人仍有余威，中国人、蒙古人或黄种人的暴力、腐败和阴险狡诈等“特性”成为根深蒂固的形象。“黄祸论”之名来自1895年德皇威廉二世送给俄国沙皇尼姑拉二世的一幅《黄祸图》，“这副画显示出，欧洲列强以它们各自的护守天神为代表，被天上派下来的天使米迦勒召集在一起，联合起来抵抗佛教、异端和野蛮人的侵犯，以捍卫十字架。”最早研究中国崛起的是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之一巴枯宁，他在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中开鼓噪“黄祸论”之先河，并在英国殖民主义者皮尔逊、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和沙皇尼古拉二世等人的鼓噪下，“中国人是可怕的”的论调在19世纪后期在德英俄美广泛传播。早期的黄祸论是一种对中国文明的误解，西方人所忌惮的是横冲直撞的蒙古铁骑，而蒙古铁骑并不代表中国文明的主流。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认为，黄祸论是西方统治者利用蒙古铁骑肆虐洗劫的梦魇作为一种巩固统治秩序的策略口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偏见的产物。
真正改变西方人对中国人印象的是19世纪中后期东西方的频繁撞击。首先是鸦片战争之后的多次西方与中国的战争的影响。中国人在战场上不堪一击的表现，彻底让西方改变了对中国人强大的印象。在西方人的笔下，中国人越来越成为愚昧落后的代表。比如朱立亚•拉尔夫的《中国独身行》展现了中国人丑陋的一面，鄙视中国人男人留辫子，女人裹小脚，吃狗肉，吃鼠肉，溺杀女婴，殴打甚至杀害妻子，是一群没有感情，从不洗澡，不识字的人。阿瑟•史密斯(明恩溥) 在1894年的《中国人的特性》一书，称中国人是“没有神经的人”，无法理解。同时，中国劳工在海外的生活方式，也对西方人产生了强烈的视觉冲击。一些记者和作家笔下的中国人大多形象丑陋而卑微，吸食鸦片，吮吸内脏，不讲卫生，爱搞宗派，行动诡秘，奴性十足，行为低劣，不老实而邪恶。甚至有些带有种族主义偏激色彩的论调把中国人看作是落后野蛮的劣等民族，是抢夺白人饭碗卑劣强盗。1884年的美国《排华法案》、以及欧洲、俄罗斯等各地的排华实践，集中反映了西方人对中国人的鄙视和排斥心理。
在西方人眼里，19世纪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到西方列强铁骑践踏，一度被鄙视为“东亚病夫”，被看作是怯懦、奴性、胆小如鼠、劣等民族、失败者、黄祸、东亚病夫、濒于毁灭的异教国家，“比上帝创造的任何种族都要低劣。”中国人从“黄祸”开始转变为“病夫”，中国被西方人一度认为是不可救药的民族。不过，一些政治家仍然时时警醒自己，拿破仑等人仍然将中国比喻为“睡狮”，“一旦醒来，她将震撼整个世界”。 作为一种与西方文明形态存在较大差异的古老文明，在西方人眼中，中国无论怎么评估都是一条巨龙，在心底里对中国的发展趋势有所忌惮。
20世纪：红色论VS. 西化论
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以不屈不饶的斗争，发动了一波波的革命浪潮，最终在20世纪中叶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成立之后，国力有所恢复，然而西方战略界又深受冷战模式的影响，把中国纳入两极对峙的力量对比棋局中，把中国作为“红色扩张浪潮的一部分”，看作是社会主义阵营对外扩张的“东方策源地”，认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可能在东南亚引起多米诺骨牌效应，从而对西方国家形成“红色威胁”，从而在中国周边特别是东南亚和南亚一带建立起了复杂的军事同盟体系，对发展的中国进行遏制。17在大多数西方人心目中，中国人的形象就是“拿着红色语录本的红卫兵”，是一个“红色中国”。在建国后长达三十年的时间内，在意识形态上坚信一个“红色中国”的底色在西方人心目中没有发生太大的改变。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苏关系的破裂，尼克松访华和中美建交，中国和日本、欧洲等众多资本主义国家关系的缓和以及中国对越自卫反击战的爆发，以及中国对外开放大门的打开，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给西方战略界一种强烈的印象，那就是中国这个长期封闭的古老文明国家和红色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张开怀抱，拥抱西方现代化的市场经济国家。在此印象驱动下，西方人得出了所谓“战略盟友论”和“中国西化论”两种极为乐观的估计，此种估计与中国国内在20世纪80年代盛行的“全盘西化论”相互激荡，缔造了一段近乎蜜月期的关系。“战略盟友论”认为，苏联威胁是对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对付苏联威胁上，中国人是西方的战略盟友。18与“战略盟友论”相联系的另一种战略判断是“中国西化论”，认为中国人开始放弃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靠拢，“10亿中国人的政府放弃了马克思主义而走资本主义。”19在费正清的笔下，中国人成为“吃苦耐劳的蓝蚂蚁”。特别是1979年邓小平副总理访美期间亲吻美国少年儿童，戴着“牛仔帽”的友好形象连同大熊猫的可爱形象一道成为大多数美国人认识中国的一个“标识”，认为中国正在朝着美国希望的方向转变。与此同时，在中国国内也积聚了一批主张“全盘西化”的知识分子和政治力量，他们与西方国家的政治力量遥相呼应，一度形成了影响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
然而，令西方人失望的是，1989年风云突变，几乎一夜之间中国就不再是他们原来眼中的中国，而是一个传统的社会主义中国。尽管“中国西化论”试图和平演变中国的图谋机关算尽，一大批积极分子在扶植全盘西化力量方面不遗余力，但1989年之后，中国国内的“全盘西化论”烟消云散，中国举国上下异口同声地坚持走中国自己的道路，西方战略界十多年致力于和平演变中国的努力一夜之间付诸东流。用西方战略界人士自己的话来说，虽然中国在外表上已经越来越像西方国家，但中国人的内心和灵魂依旧坚持中国自己的东西，没有发生一丝一毫的转变。
21世纪：多变论vs威胁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人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形象经历了一个从复杂多变向中国威胁的转变过程。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在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内形势交织下，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判断始终处于剧烈变动之中。最初，苏联的不战自败和突然消失，使西方国家上下如释重负，志得意满，胜利者的自豪和骄横感一度弥漫，认为西方世界一统天下的“历史终结”已经来临。在不可一世的乐观情绪下，西方认为“中国共产主义政权行将崩溃”、“中国军力不堪一击”、 “中国倒退论”等降低中国人能量的舆论开始涌动。然而，令他们意想不到的是，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恢复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与日俱增，国际影响力日益提高，中国非但没有出现政权崩溃的局面，反而在20世纪90年代实现了经济持续快速的发展，在亚太地区和平与稳定、抵御东南亚金融危机、参与联合国事务等方面表现不凡，令世界刮目相看，“中国威胁论”开始沉渣泛起。特别是“中国可以说不”情绪在国内舆论的蔓延，进一步刺激了西方人认为“真正的中国威胁”是中国“增长的民族主义”。总体而言，在冷战后的10年内，西方战略界对中国走势的评估起伏不定，在“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中国机遇论”中摇摆不定，导致在此期间形成了一浪接一浪的反华高潮，中国外交也饱受考验。
进入21世纪后，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西方国家又开始了兴起了关于中国崛起及其战略走向的大辩论。形形色色的“中国崛起不可阻止论”、“中国责任论”、“中美共治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中国软制衡论”、“新中国威胁论”、“中国模式威胁论”、“中国两面下注论”等不断涌现，西方人对中国人所构成威胁的防范心理开始加强。，都是此种复杂心态的重要体现。尽管国际社会已经承认中国崛起是不可避免的，但各种唱衰中国和防范中国的“酸葡萄心理”仍然是根深蒂固的，一旦他们遭遇某些问题和挑战，就立即把这些问题与挑战与中国挂钩，试图找出中国造成威胁的依据和把柄。比如，当全球变暖逼近，就制造出“中国环境威胁论”；当粮食短缺时，就抛出“中国人口威胁论”和“中国人不能养活自己论”；当油价飙升影响千家万户时，就指责中国能源需求造成了“中国能源威胁论”；当中国与非洲和拉丁美洲大力推动经济、贸易和技术合作时，就抛出所谓“中国新殖民主义论”。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事实上，所有这些所谓的“威胁论”不过是他们在自己“西方中心论”的思维方式下臆想出来的怪胎，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防范心理。比如2005年12月9日的《华尔街日报》刊登了约瑟夫•奈(Joseph S. Nye)一篇题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The Rise of China's Soft Power)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软实力的崛起威胁美国利益，并呼吁美国采取措施遏制中国软实力的发展，奈以姚明、《卧虎藏龙》、在中国的外国留学生增长和北京共识等例子, 过分夸大中国软实力。25其所谓中国软实力崛起论无非是“中国威胁论”的“软实力”版本，根本目的在于为美国加紧遏制中国发展、维护美国在21世纪的全球霸主地位提供了一个新的借口。
显然，尽管中国拥抱了市场经济，投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但并没有接受西方的价值原则和制度模式。对此，西方国家始终放心不下，但又不能不接受中国加入全球化的客观事实。惟一的选择就是在政治上始终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以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来贬抑和丑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继续把中国视为“非我族类”，并千方百计地试图演变中国，中国和西方世界的此种在政治模式和发展道路上的竞争关系是长期的，难以根本加以改变的。
二、形象撕裂及其成因
反观历史，自近代以来，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形象定位始终处于撕裂的状态，中国几乎在每一个阶段上都被撕裂为矛盾的两面，要么把中国人美化为无所不能，要么把中国看作是丑化为愚昧无知。然而，历史证明，中国既没有像“黄祸论”所宣称的那样成为西方人的威胁，也没有像“东亚病夫”论和“中国崩溃论”那样倒下去，中国一直在按照自己的逻辑，沿着具有中国特色的道路向前前进。为什么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判断总是一再失灵？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按照西方人设计的方向前进？这是令西方一直极为困惑的难题。
其实，中国人的海外形象之所以处于撕裂的状态，既与中国人自身的复杂性、多面性以及不善表达有关，更与西方人自身的思维习惯和认识论紧密相关。毋宁说，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是与西方人完全不同的体系，中国人国际形象的被撕裂是两种世界观和认识论撞击的结果。
首先，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西方人的世界观不同，无论中国人怎么表达，都会向世界传递一个与众不同的“异邦”。
著名国学大师梁漱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早熟的文化，在长期的历史中，整个传统文化内部各要素（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相互适应，彼此和谐，俨然是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并在这个有机体中已经内生出一种自我调适、自我发展、自我完善的机制，这种机制是如此地有效，以致于它很少依赖处部环境或受制于外部环境，它使传统社会沿着内生的方向前进，而可以不必顾及外部环境的干挠，至少不会为此付出很大代价。哈佛大学历史学终身教授戴维•兰德斯在其《国富国穷》一书中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中国是一个政治制度和技术上早熟的国家，因此形成的文化优越感和专制政体制约了中国的对外学习和技术创新，缺少鼓励竞争的机制。
中国的早熟是作为一种文明体系而言的，在中国人的眼中，世界是一个天圆地方的“天下体系”，天地人三者是相应的。《庄子•达生》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易经》中强调三才之道，将天、地、人并立起来，并将人放在中心地位，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最终目标是 “天人合一”就是人与大自然要合一，要和平共处，不要讲征服与被征服。为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家、禅宗和道家，尽管路径方法各异，其使命皆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最终追求“天人合一”而非“天人对立”。在此种理念指导下，古代中国在千百年内形成了不同于西方的文明体系，构建强调礼制教化的“华夷秩序”。华夷秩序所要达到的境界是：“域外诸‘藩国’如群星参斗、葵花向阳一般，围绕着中华帝国运转；域内各国，则应在中华帝国的监督和保护、保证下，彼此相安无事。”28几千年以来，华夷秩序的价值结构一直保持相对稳定，运转和谐，除了唐朝在南亚遭遇大食的强有力挑战之外，总体上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麻烦。
直到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在全球的扩张，东西方文明体系发生正面碰撞。西方所认识的中国人多半是在这个背景下获得的，既看到了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气势，也看到了中华帝国没落的夕阳黄昏。只要中国人的此种“想象的共同体”世界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西方对于中国人的印象就必然是被撕裂的。
其次，决定西方人的中国形象被撕裂的还与西方人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和认识论密切相关，一切为中国紧邻所能理解的中国人形象一旦进入西方人的认识结构，就立即被撕裂了。
与中国人主客体合一的思维方式不同，西方人在认识中国人的时候，一直往往无法避免陷入非此即彼的极端，从来没有从理性和客观的立场出发，对中国的国情和中国人追求和平发展的愿望缺乏足够的认识，一直偏执地以“西方中心主义”视角来观察世界，尽管他们之间又有"美国中心主义"或"欧洲中心主义"的区别。当这些学者用这些有色眼镜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时，其分析问题所依据的往往是清一色的西方标准，并常常排除了受分析国的文化差异等因素，从而使结论与现实存在着差距乃至对立。
西方中心论在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是一个近乎偏执的不自觉前提。西方中心论想当然地认为，世界划分为“我们”（We,指西方）和其他（the Rest）,西方文化优于、高于其他非西方文化；或者认为人类的历史围绕西方文化展开；或者认为西方文化特征、价值或理想带有某种普遍性，从而代表非西方未来发展方向，诸如种族优越论、现代化理论、美国例外论等都带有西方中心论的色彩。因此，西方中心论是一种西方人与生俱来的有色眼镜，它本质上是西方的“看法”——只要处于这种文化中，便不自觉地拥有这种“看法”。在西方中心论看来，中国文化没有历史，因为在那里理性处于沉睡状态，而真正理性的历史是从希腊开始的，民主制度、资本主义、现代化、合理性等只有在西方才得到充分发展。中国只能走西方的道路，向西方学习，凡是没有遵从西方理性价值的都被鄙视为专制主义、非理性、愚昧、巫术等。此种视角不仅体现了西方的文化优越感，也体现出他们对“非我族类”文化的蔑视。试想在此种路灯折射下的战略视角，怎么可能对中国的走势作出客观准确的评估？可悲的是，迄今为止，此种战略思维仍然对西方对中国的判断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因此，西方人认识中国人的时候一直受到“好人—坏人”定义的影响，对中国人的印象与概念多少受到“爱憎分明”心态的支配。这是一种冷战心态，或“非敌即友”的简单概念。资深中国问题专家斯坦利•卡诺（Stanley Karnow）称之为“爱与恨的心理病症”。这种心理看起来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合乎西方人的价值观，也有现实意义。
在西方社会思想史上，黑格尔对西方文化的理解具有“一览众山小”的功力。他在《精神现象学》中提及一个著名的故事：两个人在大森林里狭路相逢，互不退让，互不承认，只好拼死一战，以冲突决出高低，以实力判定胜负30。斗争的结果产生了黑格尔所说的主人和奴隶、主体和客体、中心和边缘等概念，这就是绵延久远的西方文化中根深蒂固的主体和客体割裂的思维方式。长期以来，对西方文化来说，东方文化成为一个最适合的“他者”，成为西方文明耀武扬威的“客体”。在这种历史背景下，要想打破西方哲学的封闭传统，要想改变西方人为我独尊、自私自利的主体观念，谈何容易！有学者就此认为，对西方文化“主体观念变革的难度”不亚于对西方学术传统施行一次置换器官的心脏手术31。从一定程度上说，西方文化从根本上不会容许多元主义的“共在”概念，不敢设想东方文化可以和他们平起平坐，这种文化“种族主义”的观念束缚了西方文化在全球化背景下的认知，在他们眼里，全球化就一定是世界的西方化，尤其是美国化。此种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限制了西方战略界对中国走势作出正确的评估。
此外，西方人之所以无法准确把握中国人，还与意识形态的傲慢和偏见密切相关。
西方人在看待中国的时候，还存在一种强烈的意识形态傲慢和偏见，主要表现为“天定命运”所决定的“道德十字军”的狂热。比如在美国人的思想意识深处，美国代表着“白天的光亮”，在其它地方如非洲、拉美、亚洲有一个“黑暗的传说”，是一些“道德的荒原”或者“半文明的帝国”，美国有一种把光明和“基督的福音”带给这些民族的使命32。在此种“意识形态光谱对比分明的”结构下，许多美国人“要么把中国看作是世界上资本主义社会的下一只亚洲虎和可以给美国公司和工人提供经济机会的巨大源泉，要么把它视为世界上最后一条共产党巨龙，是对自由和安全构成的下一个威胁。”33冷战之前，美国对待中国的态度处于一种传教的狂热，希望这个古老的文明能够很快转换过来，加入现代（西方）文明。代表这种狂热的最佳例子是内布拉斯加参议员惠瑞（Kenneth Wherry）在1940年的一次讲话：“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要把上海提高、提高、再提高，直到它达到堪萨斯城的水平。”34然而，历史证明此种先入为主的设定是一种一厢情愿，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推翻了他们的最初估计，近代以来，西方战略界对中国的几乎所有战略判断没有一次言中，他们的判断在中国问题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失灵。
西方战略界对中国走势的判断之所以失灵，是由他们认识中国的思维局限性所决定的。戴维•香博指出，美国人深深渗透着一种长期以来要改变他们印象中的中国的“传教士心态”。对美国来说，这个问题看来绝不是是否要改变中国的问题，而是如何改变中国的问题。35几个世纪以来，西方没有突破既存的思维模式，要么把中国看得一无是处和肆意践踏的“东亚病夫”，要么把中国看得无所不能的“洪水猛兽”，始终没有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的基本国情出发，对中国的发展欲求和社会理想作出理性、客观、公正的评价，甚至在思想深处无法摆脱“找敌人”的思维，把中国看作是一个不能与之共处的“他者”，千方百计地寻找中国可能成为“对手”的根据和理由。正所谓“乱花渐欲迷人眼”，试想在此种“寻找敌人”的思维笼罩下，怎么可能获得对中国战略走势的正确判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于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战略评价也划出了类似的轨迹。
三、形象软着陆及其转型方向
总结近30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中外关系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就是“隔岸观火”和“雾里看花”，说到底就是一个中国人的形象认知问题。哈佛大学著名历史学教授孔飞力提出，在中美关系中存在着两个层面的互动：一是利益性的因素（INTEREST），二是标识性的因素（SYMBOL），两个层面的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复杂性36。其实，不仅在中美关系中，在中国和整个西方国家的关系中，都存在着两个层面的互动。近年来，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但是，在标识的层面，两国关系却从一开始都没有走出不理解和误解的阴影，两国民众对对方国家的认知十分浅薄，这成为制约双边关系深入发展的一个主要因素。特别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迅速崛起，世界影响力日益遍及世界的今天，中国人在海外的形象定位，直接关乎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全局。
中国政府要勇于承认目前中国人国际形象不佳，尚需大力改善的事实，并制定一个中国国际形象转型和定位的长远目标。首先，要分清哪些是由于我们自己做得不够好、让西方传媒有空子可钻的，并大力改进（如针对西方媒体抨击我国对知识产权保护不力，我国政府采取有力行动打击盗版，让西方媒体没有理由再在这一问题上做文章）；哪些是我们做得很对、很好，但由于没让人家了解，从而产生误解的（如中国的人口政策。对于这部分，我们应该欢迎西方记者采访，并为他们采访提供必要的方便）；哪些是纯属无中生有、造谣中伤的，并予以坚决回击（如“银河号”事件）。有了这种明确的区分和相应的对策，我们就能够不害怕并且主动利用西方传媒，为树立我国的国际形象服务。其次，要把国家的国际形象提高到事关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的全局高度来认识，制定我国国际形象的长远战略目标，并不断为之努力。在这一过程中，可以积极主动地利用西方新闻传媒。事实证明，西方新闻媒体在树立我国良好形象上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树立中国国际形象这一问题上，我们不能依赖于西方传媒，理由有二：一是西方传媒的新闻价值观决定其选取的新闻不可能有助于我国国际形象的树立。对于中国的国际形象问题，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大学教授、东亚研究所所长刘康认为：“中国的国际形象今天基本上是由美国为主导的西方媒体来塑造的。……基本上就是一个被美国媒体妖魔化了的形象。”二是西方国家深刻的种族偏见、几十年冷战中形成的对共产主义牢不可破的恐惧和敌视，不可避免地影响着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新闻传媒把握我国国际形象这一总体轮廓。众所周知，1989年的“六•四事件”震撼中外，在美国和整个西方造成极大的负面影响，主要来源自美国的传媒，特别是美国的电视媒体导向，用尽全身解数渲染与歪曲，为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制裁推波助澜，掀起一次巨大的反华浪潮。西方国家的主要媒体美联社、合众国际社、路透社、法新社等无一不参加这次反华行列，它们发出了占世界总量80%以上的新闻稿，利用现行不公正的国际传播秩序，得以操纵世界舆论传播。威力日增的电视报道大多数出自美国的环球电视新闻、有线新闻网（CNN）。有关北京暴乱的西方宣传几乎覆盖全球，当时中国的国际舆论环境的形势大有“黑云压城城欲摧”之状。
因此，塑造中国的国家形象只能靠中国自己的努力。为了能够集中有限的资源，形成“上下一心，将士同命”的格局，一个十分重要的选择就是开展对美国政府官员的外交公关，与国会议员、内阁官员、总统等政治家建立良好的个人关系和友谊，同时，不断推进对美国广大民众的公共外交，逐步塑造良好的中国国家形象。人类正在进入“一个不同文明必须学会在和平交往中共同生活的时代”，在和平和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和外交公关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首先，公共外交具有机制建设功能，可以加强对一些具体合作机制落实情况的监督，保证各种问题得到有效的解决和化解。由于公共外交的主要工作对象是广大美国民众，通过开展宣传、举办文化交流活动、分发资料、组织游说活动等方式，可以及时将两国政府达成的有关约定、中国政府的一些基本政策、中国社会的基本情况告知美国公众，提高美国公众对中国问题的认识程度。以往的教训表明，尽管两国政府就一些问题取得共识，并达成政府间的协议和约定，但是由于缺乏公众的理解和支持，拿到美国国内遇到阻挠甚至被扭曲。更加严重的是，由于国内某些政治力量的蓄意破坏，本来两国之间已经达成默契，偏偏却横生事端，制造一些不和谐的音符。
其次，公关外交具有认知构建功能，能够打破长期以来美国公众舆论中存在的“沉默螺旋”，能够加强两国在市民社会层次上的相互理解，有利于在一些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取得共识，消除误解。长期以来，美国媒体对中国的报道也处于一种“沉默螺旋”的困境之中。美国媒体明知道自己报道的中国失真，但是迫于报道真实的中国不合乎美国公众的“口味”，不得已而根据公众的所谓“消费习惯”编造一个个歪曲了的故事。因此，一些记者到中国采访，往往根据国内公众的“口味”专门到那些落后的地区，采访中国的所谓“阴暗面”，对中国一些积极的东西决口不提。即使一些记者作了可观的报道，稿子发到编辑部，编辑也会挥动“神来之笔”，刀砍斧剁，最终定稿面目全非。一些驻华记者经常抱怨编辑部不尊重驻外记者的劳动。就是这样生产出来的“故事”误导了美国公众，制约了美国的对华政策，却没有人打破这个“沉默的螺旋”。
开展公关外交，无疑是打破这一“沉默螺旋”的关键一招。前面我们谈到中国人在认识美国的时候，首要的是要“还原美国”，这一点对于美国人认识中国也是一样，要注意要“还原中国”。但是美国短暂的发展历史，无与伦比的杰出成就以及人间天堂般的现代文明，决定了美国不可能主动打破这个“沉默螺旋”，因为如此一帆风顺的历史进程，还没有告诉美国人懂得按照别人的逻辑思考问题，尤其按照所谓的“黑暗的旧大陆”的逻辑思考问题，这也正是许多学者对美国政府和美国民众不善于反思的原因所在。因此，为了谋求营造有利于中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伟大事业的国际环境，中国政府有必要主动开展对美国公众舆论的公关外交，通过对公众舆论、利益集团和国会议员的公关外交，创造有利于中国的美国“民意基础”，打破长期以来束缚美国对华政策制定的“沉默螺旋”。
再次，开展公共外交和公关外交可以突破对美外交“单兵作战”的不理局面，有利于营造多方面力量相互配合的“集团作战”的态势，激活整个对美工作的格局。
长期以来，中国开展对美外交一直是由领导层（中央外事领导小组）、职能层（外交部特别是美大司）和外交官（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各领事馆工作人员）构成的专门外交工作机构处理，不仅一般的民众难以了解内情，其它的社会文化和民间交往活动也处于分散的无组织状态，难以成为开展对美外交工作的资源，整个对美外交处于“单兵作战”的状况之下。这并不是说中国对美外交工作没有资源可以利用，而是大量的资源没有很好地利用起来，比如中国每年同美国有1200亿美元的贸易额，每年从美国请大量的专家学者，从1978年到1998年共派出16000名留学生去美国等等40。这么多的资源，如何把它们整合起来，共同服务于对美外交工作，是一个大的工程。不仅一些经济、社会和文化资源没有利用好，就连大量的政治资源也没有得到充分挖掘。比如我们近年来普遍推定的基层民主制度改革，基层群众民主自治制度、国有企业民主制度等等，都有很多很好的经验，许多美国朋友都很关心，但我们没有进行很好地挖掘整理。
造成大量外交资源闲置的原因，不在于哪一个部门没有履行好职责，而是一种外交体制上的问题。尽管我们开展对美工作拥有很多的资源可用，但是这些资源仅仅是潜在的资源，由于在管理体制上实行归口管理，“蛋糕”基本上被“条条块块”分割掉了，难以成为外交官可以利用的现实资源。比如对外宣传，原则上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统一组织协调，负责制定对外新闻报道的方针，统一组织安排新闻报道的重大举措41。在国务院新闻办的指导和协调下，外交部新闻司、新华社、中央人民电视台、人民日报等部门各自根据自己的职能开展宣传工作，尽管在最高领导层由中央外事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但是毕竟是“单独作战”，力量相对比较分散，对美宣传往往停留在“传话筒”的阶段，很难有统一的规划和深入的公关方略的统一协调，难以造成明显的效果。
开展对美公共外交和公关外交，最起码要有一个统一的方略，对各方面的资源进行集中整理，转化为外交工作的资源。这就需要对现行的外交体制进行改革，转变外交职能，按照“定职能、定机构、定人员”的“三定”方针，按照公共外交的职能对各个涉外部门进行改革和重组，归类合并，比如外交部有关部门、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中华美国学会、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等部门的有关职能进行归类合并，形成开展公共外交和公关外交的强大合力，共同服务于外交工作，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这不仅是21世纪开展对美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整个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
结 论
在中国综合国力和世界影响力不断提高的背景下，中国人的国际形象问题再一次被摆到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回顾历史，在中西社会文化交流的几百年历程中，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形象定位都曾对西方对中国的战略和政策产生深刻的影响。然而，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是，几乎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上，西方人在认识中国人问题上存在着中国人形象被撕裂的问题，每到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西方都会对中国人的形象发生撕裂，都没有准确把握中国人的实际定位，甚至没有形成一副统一的中国形象共识。
导致西方人对中国人的形象发生扭曲和撕裂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和西方的世界观不同，认识论和思维方式存在差异，再加上意识形态的傲慢与偏见，共同导致了西方人对中国人形象定位破裂的问题。只要西方人的世界观、认识论和意识形态不发生根本变化，中国人的国际形象撕裂将长期制约着中国和平发展的战略全局，牵扯中国外交相当大一部分时间和精力。因此，要想打破这一形象定位的沉默螺旋，只能依靠中国政府和民众主动进行战略调整。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应确立形象战略，将中国人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转化为西方人易于理解和能够接受的政治理念，特别是积极开展公共外交，通过西方人熟悉的可通约的行为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人，传播中国人的行为、制度和理念，逐步确立一个明确的、易于接受的国际形象，这是未来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