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世界的互动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迫融入世界，第二个阶段是主动向世界开放，第三个阶段是中国和世界要相互理解、相互适应。布热津斯基说过一句话“中国的崛起是21世纪最显著的现象，影响最深刻的现象，但是中国和世界为此都没有做好准备”。
    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第三个阶段，这样的中国崛起之后对世界意味着什么？我经常会为中国的崛起捏把汗，因为它的传统文化是地域型的，是农耕文明的，而现在中国的经济依赖于对外贸易，全球中国的身份在形成，单凭传统中国的地域性的文明足以支撑今日中国的全球性崛起吗？答案是否定的。
    尽管古代中国讲的是天下体系。但所谓天下大致重合于东亚地区，同今日全球的概念不是一回事。当时中国GDP 最多时曾占世界的30%、40%，但主要是自己内部循环，是依赖内需的农耕经济。现在中国GDP占世界总量的10%，但这个10%是大进大出的，是同世界融为一体的，而且这种经济结构对世界的贡献很大。去年、前年全球经济增长一半左右都是中国人贡献的。
    因此一个新的中国在形成，我们以前都讲传统中国，到后来讲现代中国，一直到所谓的全球中国，这三个概念都在逐步的形成过程中。我认为目前中国有传统中国、有现代中国、有全球中国三重多元身份。
    这种特殊性要求中国公共外交必须要解决中国身份的问题。中国公共外交要解决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现代国家，中国同其他国家是什么关系，中国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世界。
   尤其是金融危机以后，“后美国时代”、“后西方世界”的观念纷纷提出，凡是以前铁板钉钉认为西方代表普世价值的人，现在自己也在怀疑自己，特别是在欧洲，很多人对中国还充满了遐想，希望西方文明不能解决的问题，中国崛起可以得到解决。
     现在这个时代，大国关系也不是完全确定的，没有固定的朋友和敌人，今天你是我的朋友，明天也可能在某些问题上成为我的对手或者成为绊脚石。比如说印度，长期以来美国认为它是最大的民主国家，但是在关键问题上印度是美国最大的绊脚石，美国人有需要的时候谈它是最大民主国家，不需要的时候说它就是麻烦制造者。中国同美国的关系、中国同欧洲的关系也充满了这种变动性，在不同的问题、不同的领域、不同的情况下可能都会出现不同的组合。
    变动时代里面秩序、价值、体系都在重构，与大国之间的关系都在重新的构成过程中，为中国的崛起，为中国对外的公共外交和建构新的国家身份带来历史性的机遇，也带来了历史性的挑战。
    因此我所理解的公共外交对中国的意义，在于解决中国国家身份建构的问题，解决中国和世界关系的问题，解决和世界怎么互动的问题。不仅是建构自己，也要建构世界。
    中国不能再像以前那样搭便车，满足于成为民族国家体系的一员就可以了。那时是讲同国际接轨，现在轨道都没了或者轨道都弯了，到哪儿接轨去啊？人家还会倒过来跟我们接轨，有很多发展中国家希望到中国来取经。所以中国对世界应该作出更大的贡献，不仅是GDP、中国制造，还应有中国对世界的制度、理念和设想，现在看起来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
     一般来说，贡献有器物层面、制度层面和精神层面。现在中国对世界的贡献大多还停留在器物层面上。在制度和精神层面上，中国给世人的印象却是不确定，甚至连中国自身将来怎么走都充满不确定性。有人说中国迟早崩溃，也有人说中国迟早会统治世界，什么版本都有。
    更重要的是，中国认为自己将来是什么，要什么，在这个身份和理念问题上，中国自己恐怕也还说不清。和平崛起理论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中国崛起，要参与国际体系，而不是推翻国际体系，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因为中国已经是国际体系重要成员国了，现在面临的问题是这个体系以后何去何从？这个世界体系已经不完全够用了，这个体系呼唤其重要参与者做出新的贡献。
    中国传统思想讲求“无欲则刚”，这从某些方面看是一种美德，但从现代公共外交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意味着不知道自己要什么，或者说不清自己要什么。这样一来，容易让别人觉得你意图不明，从而担忧你别有用心，甚至是心怀叵测，有意把意图给掩盖起来。结果往往是百口莫辩。
    考虑到上面种种因素，对中国来说，做好公共外交需要在四个方面做好统筹。
    第一，要统筹国内外大局。内政建设好了，没有大的问题，再加上外交没有问题，公共外交才能自圆其说，做到身正不怕影子斜。
    第二，要统筹传统和现代。不要总是言必称古代，孔夫子管不了现代的全球中国。
    第三，要统筹国别与领域外交。我们现在的公共外交主要着眼于美欧大国，但有些支点国家也非常重要。比如说印度尼西亚，在穆斯林世界很有影响，是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如果把中国和穆斯林的关系讲清晰，有利于构建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的形象。再比如以色列、伊朗等国。支点国家不光是看GDP有多大，也不光是看地缘政治，而要看它在全世界战略格局中的意义。
    第四，要统筹中国自身的多元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