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中国文化能否全球化，特别是儒家文化能否复兴成为全球文化中一个有用的文化资源？对此的回答，我的切入口却是一个实在的小问题，即，带有儒家文化色彩的“诤友”能否成为一种外交原则，甚至转化为一种全球文化？今天，中国文化的建设已跳出简单的中国视野，进入全球文化建设的宏观视野之中了。

　　中国崛起不是一个空洞的事情，也体现在政治语言上。2007年12月，一个会讲流利中文话的陆克文（Kevin Michael Rudd，1957）当上了澳洲总理。   2008年，时任澳洲总理的陆克文首次提出，澳洲是中国的诤友。他用“诤友”这个概念来批评中国。2010年他进一步将此提升为一种外交原则。本文将系统地讨论这个案例；并进一步提出一个全球化的诤友机制和实践的问题，以探讨中国崛起朝健康方向发展。

一、中国文化传统中的诤友原则和实践

　　“诤”（争） 的本义是直言规劝，尤指友谊诚挚的劝告。“诤”也可以是表示不同的意见，或提出尖锐的看法和评论。《广雅》中说，“诤” 谏也，意思是强谏。用则可生, 不用则死, 程度比“谏”重。明代苏浚在《鸡鸣偶记》中把朋友分为四类: 道义相砥, 过失相规,畏友也; 缓急可共, 死生可托, 密友也; 甘言如饴, 游戏征逐,昵友也; 和则相攘, 患则相倾, 贼友也。  畏友就是对缺点、错误，直言规劝的朋友， 就是诤友。

　　孔子在《论语》中阐述了交友之道。人应该多交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人应避免交坏友， “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虽然孔子在这里没有使用“诤友”这个词，但他已提出一个“诤友”原则：真正有益的朋友应该是“友直”。谄媚之友绝非是好友。此外，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人与人未必对所有事情都看法一致, 诤友追求大同而存小异, 和谐相处，但直陈自己的看法。

　　孔子是在《孝经》中正式使用“诤友”这个概念。他说：“昔者，天子有争臣七人，虽无道，不失其天下。诸侯有争臣五人，虽无道，不失其国。大夫有争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争友，则身不离於令名。父有争子，则身不陷於不义。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以不争於父，臣不可以不争於君。

　　这里孔子提出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诤友或诤臣必须在“义”的原则下运用，如果君子、父亲、朋友不义、人当争做 “争臣“、“诤子”或“诤友”。第二，孔子使用“诤臣”来处理君臣关系，使用“诤友” 来处理友人之间的关系，“诤子”来处理父子关系。但是这三种用语反映相同的伦理原则，只不过对象不同，名称有所改变。第三，孔子认为，天子有争臣七人，诸侯有争臣五人，大夫争臣三人，地位越高，争臣必须越多。这样才可以保天下，守国土，护家业。第四，“诤友”的数目有限。 一个人很难有上百个“诤友”，但是“诤友”的适用范围广大，可用于家、宗族、国、民族关系等。

　　孟子是一个典型的“诤友”或“诤臣”。他胸怀浩然之气，藐视权贵，他不把显赫地位和权势放在眼里，不屑于满桌佳肴，数百姬妾，而一生至于阐述、发挥、贯彻孔子仁义之学。当他首次见到梁惠王时，梁惠王问道，“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力陈以利益角度治国的危险，君臣为利而争，上下交征，国家就有危险了。相反，他强调仁义治国。当他看到梁惠王立于沼上，欣赏鸿雁麋鹿，便力谏说，“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   孟子凭着自己的学问和道德品行，自认为是“帝王师”，对君主直言规劝。儒家自认为是“道统”的载体，凭着道德的力量儒生常常是帝王的尖锐的“诤友”，构成对“政统”一种道德的牵制。“诤友”的理念和实践必须放到这种道统与政统的复杂关系中来理解。

　　诤友是中国文化中的一个优良传统和一种生活实践，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经历不衰。周朝春秋时期中国就有石碏谏诤，藏僖力诤，季梁强诤。最著名的是，唐代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他规劝君王要居安思危，戒奢以俭，竭诚以待下，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大凡有作为的君主都有意识地交识、培养几位诤友，“使四方后代，知朝廷有直言骨鲠之臣 ，天子有不僭赏从谏如 流之美”。  君主实行“诤治”，竞争采取治国之道。即使一般的官员和有见识的学者都尊诤友为尚。《孝经》道：大夫有诤臣三人，虽无道，不失其家。士有诤友，则身不离於令名。  明•李贽《与河南吴中丞书》说，虽时时与师友有诤有讲, 然师友总不以我为嫌者, 知我无诤心也, 彼此各求以自得也。

　　“诤臣”实践体现为一种谏官制度。君王设立谏议大夫官职，他们的职责就是力谏君主，劝善规过。谏官始于秦，称 “谏大夫”。魏晋以来，称为 “散骑常侍”。唐分设左右散骑常侍，左右谏议大夫。  但是诤臣或诤友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往往无法监督君主，常常变成一种虚设的花瓶。韩愈的《争臣论》批评了谏议大夫阳城，居位五年，未尝一言于政，问其政，则曰，“我不知也”。他尖锐地指出，阳城大夫“不得为善人”。在批评大夫阳城时，韩愈刻画了儒家传统的诤友或诤臣原则：古圣人贤士“得其道，不敢独善其身而必以兼济天下也，孜孜矻矻，死而后已。”  在专制政体中，一旦君王专权，成为暴君，就很难建立诤友关系。亚里士多德就说过，君臣之间可以有朋友关系，但在暴君统治中，就没有友谊可言了。

　　中国古代的“诤友”其实是“诤臣”，局限于君臣政治体制下。到了近代，“诤臣”概念逐渐淡化，人们开始使用体现平等涵义的“诤友”。最初体现这个转变的是胡适。胡适在民国初不愿加入政府，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立场对时政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从中国谏议传统中吸取积极的营养，来发展一种新的诤友政治。1933年3月31日、4月28日，当时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汪精卫连续写信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和驻德大使，胡适回信拒绝。他在谢绝信中这样写道： “我所以想保存这一点独立的地位，决不是图一点虚名，也不是爱惜羽毛， 实在是想要养成一个无偏无党之身，有时当紧要的关头上，或可为国家说 几句有力的公道话。一个国家不应该没有这种人；这种人越多，社会的基 础越健全，政府也直接间接蒙其利益。我深信此理，故虽不能至，心实向 往之。以此之故，我很盼望，先生容许我留在政府之外，为国家做一个诤 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胡适是在对应于国家时用“诤臣”，对于政府时，用“诤友“。他似乎意识到“诤臣”概念的局限，只在国家的意义下使用诤臣。在当代，“诤友”概念已取代“诤臣”用语。人们用“诤友”概念来描述毛泽东与几位民主党派人士，如章大钊，黄炎培，仇鳌等关系。“诤友”成为中国特色式的“反对派”政治：民主党派人士可以成为共产党的“诤友”，持不同的意见，或批评共产党的某种做法，但不能轮流执政。

　　诤友实践有下述特点或潜在的前提，体现了中国文化对朋友关系的一种深层的道德规范性结构和要求。第一，人们先建立朋友关系，然后发展为一种真诚坦白地诤友关系。清•刘开《问说》曰：朋友之交, 在于劝善规过。  诤友是双向互动的动态过程，只要双方真诚相待，诤友才能成为一种活动的实践。中国文化中最高尚的友谊关系不建立在物质利益基础之上，而是以诤定友，只有说出诤言的，才是好朋友。诤是友谊恒久的一个主要特征。

　　第二，诤的最大特色在于诚，对友之诚心，说实话，即使刺耳之话也非说不可。中国文化中不存在所谓的“privacy”问题，即使朋友自身的“私人问题”，作为一个真正的诤友也会干预，直说其想法。相反，西方的朋友关系不干预私人问题。

　　第三，诤友的做法往往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这是一种私人的亲密关系，往往不对大众公开。这是因为，“诤”说出痛处，道出缺点，往往会有损于朋友的形象或威信，因此诤友发生在两人之间或小圈子内。这是为了照顾中国人所说的“面子”。“诤”的场合非常重要，不顾场合直率批评，有时无助于维持和发展朋友关系。场合不对也会影响诤者的说服力。

　　第四，“诤”是一种辩论。中国语词上有诤讼、诤论(争论)、诤薮(争讼的渊薮)、诤辞(争讼之辞)、诤诉。在佛教中有‘论诤、异论’，亦指人与人之间之意见论诤。成功的诤友在于诉诸于理性和基本道德规则。诤友是古代审议政治的一个模范，各方讲理、摆理，凭着道德理性来明辨是非。诤友的实践往往基于人性善的假设，通过说理使人从善去恶。

　　第五，诤友超越于简单的政治上的敌友关系。人们往往在政治立场上不同，但仍然成为是诤友，毛泽东与民主人士章士钊就是如此。真正“诤友”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关系。虽然诤友在古代政治中在权力不平等的前提下运作，即诤友者是臣或下属，被谏者是君或上属。但是他们却是一种真诚的具有平等的朋友关系。成功的诤友往往发挥了这种平等关系，让道德理论原则占上风，尽可能让权力和金钱尽少地影响诤友关系。失败的诤友往往受限于权力不平等的关系，让权力关系取代真诚的朋友关系。

二、陆克文提出的诤友原则及其反应

　　陆克文首次提出诤友是在2008年4月9日北京大学讲演中，其政治背景是该年3月西藏抗议事件引起全球性关注。陆克文在赴北京之前，访问了美国、比利时、罗马尼亚、英国，与世界各国领袖见面时都谈到如何应付西藏问题。在国内，他也遭到批评和抗议，说他太亲中国，太软弱了。国际大赦组织和澳洲西藏委员会等几个民间组织征集了约五千人的签名呈交到他的办公室。在内外压力之下，他不得不谈中国的西藏问题，但是又如何不得罪北京领导人呢？对于陆克文来说，西藏的确有人权问题，但他认为自己是中国人的老朋友，有义务、有道德心来提出这个问题。 于是他借助于中国传统的一个概念“诤友”来表达他的想法，即使这对东道主而言是不愉快的。他以真诚之心来对待中国政治问题中的一个棘手问题。陆克文如此表达他所希望的未来中澳关系：“牢固的关系、真正的友谊之基础是：能够直接、坦诚并持续地进行对话。真正的朋友是能够做‘诤友’的。这种伙伴关系超越了直接和短期利益，建立在宽广和坚定基础之上，着眼于持久、深刻和真诚的友谊。”  2008年4月14日，陆克文在博鳌论坛中继续重申了“诤友”这个理念。

　　2010年4月23日，陆克文在澳洲国立大学发表了题为《澳大利亚与中国在世界扮演的角色》的演讲。这个讲演的政治背景是2009年中澳关系紧张化，表现为一系列的事件：中国铝业收购力拓的失败；力拓的胡士泰在中国被抓、被审；尤其是热比娅访澳。中国外交部花费不少心血想使澳洲不公开上映有关热比娅的影片，或不让她访澳，这些努力都失败了。面对这些政治事件中，陆克文始终保持沉默，未见中国大使，不想在热比娅问题上发表声明。直到2010年4月当这些事件降温了，陆克文又重申其诤友理念。 

　　在这次讲演中，陆克文详细阐述了“诤友”理念，并提升为一个外交原则。他认为，诤友的基础是相互信任，并解释了提出“诤友”原则的理由：“我们需要以直率地方式与中国政府，中国媒体，中国人民说话。”任何与中国打交道的人必须得到尊重。陆克文说，我们完全尊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核心利益，尤其是其领土完整；但是，我们也有一以贯之的核心利益和核心价值观。双方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必须是双方对话的基础。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必须形成共识，以增进我们之间的对话。他解释了澳大利亚政治制度和文化（在热比娅问题，澳大利亚政府无法干预禁演一部电影）。他也强调，每当我们表达一些基于澳洲政治价值和信仰的看法时，这不应该看成是有损于中澳的友谊关系，忠诚的、直率的评论不应说之为“反华”。“反华”或“亲华”这种简单二分法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外交八股”。中澳对话绝不应该掉到要么“反华”要么“亲华”的陷阱中。直率的批评是一种“诤友”，而非“反华”。陆克文讲道，“诤友概念能使我们发展一种更为深入讨论的语言”。在中国崛起和中美竞争的背景，真诚待人极为重要，“诤友”使我们朝前走。 “诤友”应该是西方世界的新原则，也应该是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则。

　　陆克文提出“新汉学”来研究崛起的中国，不应该将中国简单视为威胁，要超越冷战时期的“反华”或“亲华”观念。陆克文宣布成立“中华全球研究中心”（政府拨款430万澳元）。澳大利亚政府强烈希望该中心一个优秀的全球性机构，以整体地理解当今中国的方方面面。不要害怕公开辩论，但是要始终寻求更深的理解和共识。研究“新汉学”将遵循“诤友”原则。

　　陆克文第四次公开提出“诤友”原则是在2010年6月21日中澳经贸合作论坛上。这次是在澳大利亚的国会大厅里，当着中国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的面，再次重申澳大利亚要做中国的诤友。习近平在发言中高度评价，“一个政治上平等互信、经济上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国际地区事务中协调配合的中澳全面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 相比较，“诤友” 理念与四种关系的提法，显得特别单薄、狭小。非常可惜，在论坛中，双方缺乏真诚的对话。习近平没有对陆克文的诤言提出正面反应，陆克文也没有对习近平提出的全方面的四种关系提出回应。在中澳经贸合作论坛几天之后，澳洲因国内政治因素发生“宫廷”政变，陆克文下了台。陆克文在转任外交部长后，在2010年9月5日在北京重提“诤友”原则，以诤友的精神 期望与中国紧密合作来塑造一个有利双方的国际次序。

三、几种对立的评价

　　对于陆克文的诤友说法，中国政府是如何回应的呢？胡锦涛似乎没有正面回应陆克文，我们只在报刊中得知他向陆强调西藏是中国的主权问题，不是人权问题。  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是，胡锦涛开导陆克文，说他的提法有问题，但这种交谈仍然在朋友关系中进行。这种会谈的方式和口气仍然可以说之为一种“诤友”关系。还有一种解释是，胡锦涛公开对陆克文说，“诤友”原则不适应于西藏主权问题。后一种可能性似乎很小。如果胡锦涛公开表态说“诤友”原则不对，那么陆克文一再重申“诤友”原则就“不知趣”了。事情很可能是这样的：胡锦涛还搞不清一个外国总理讲“诤友”的真实涵义，他不急于表态，先等等看。这种可能性最大，由此促使陆克文在不同场合下不断提出诤友原则，争取中国领导人的理解和支持。

　　目前，中国政府还不知如何应付这个具有双重意义上的挑战：政治上北京领导人有可能把“诤友”与反对派等同，感到很难接受；文化上北京领导人不清楚“诤友”是否真正能够成为一个国际上通行的政治用语。在澳洲的一位中国外交官对诤友持怀疑态度并反感。他说，陆克文老是说诤友，没有“友”，只有“诤”。相反，中国学者对陆克文的“诤友”说持较高的评价。杨雪冬认为，正是国外学者，尤其是政府官员“熟练地使用中国文化要素来诠释本国利益”， 相反中国人“在很多时候却并没有有效地激活它们，将它们有机地结合到对外策略之中”。   正达认为，陆克文的“诤友”论与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国与国的关系,如同人与人的友谊。要做到“不同”而“和”,虽“诤”亦“友”。

　　陆克文的“诤友”是否与中国诤友实践相矛盾？

　　有人可以批评陆克文的“诤友”原则不符合中国文化实践。比如，他不注意公开提出西藏问题的场合，这违反了“诤友”实践的本义。但是相反的意见认为，陆克文成功地把中国传统中一个处人待世的原则提升为一种处理国家之间的一种外交原则。当美国一再重申强调扩大民主和健全人权是最重要的外交原则时（为此，美国国务院还设立了人权和民主机构），陆克文却强调“诤友”原则。这反映了中国权力在国际平台上急剧上升之后，有见之士采取了一种不卑不亢的原则态度。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华德在处理中澳关系上纯属实用主义的态度，缺乏深度的文化交往。陆克文也采取了实用主义态度，但他试图让中澳关系能超脱短期的利益，进入更深层的实质性的交往。他的中国学识使他能够运用中国语言和传统资源来处理双边关系，用传统的“诤友”概念来超越简单的非“亲中”就“反华”的关系。在面对中国崛起的条件下，陆克文要捍卫澳大利亚的权利和声音，要实行平等的交流，又要对中国发展过程中的某些缺点提出批评，“诤友”就在这个条件下，成为一种新型外交的文化资源，或者用白杰明（Geremie Barme）的话来说，“陆克文在改变游戏规则，一种新型的接触游戏。”  

　　当成为一种外交原则时，“诤友”这个理念就实现了几重文化内涵的转化。第一，诤友在中国文化实践中往往在私人范围内或在小圈子内进行的，陆克文的“诤友”则是在公开场合中的政治实践，他明确说，他的对象是中国政府、媒体和中国人民。在一个民主文化中成长的陆克文决不会把诤友限于少数人当中。在当代民主政治条件下，“诤友”必须突破私域，进入公共的世界。这种突破本身是对“诤友”实践的一种挑战。第二，诤友在中国政治运作中潜涵着君臣不平等的关系，陆克文的“诤友”彻底抛弃了这种不平等的假设。他强调即使在中国崛起的条件下，澳大利亚必须以平等的态度，甚至以诤友式的批评态度来对付中国的崛起。第三，诤友一直局限于私人或君臣等国内关系中，陆克文把“诤友”原则推广到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中。不分大国小国，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真诚的、平等的友谊关系。小国不应奉承、吹捧大国。如大国有某些不对，小国应该也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不是，不能以权力主宰国家之间的关系。国家之间“和而不同”，诤友是实现“和而不同”一种最好的方式。

　　陆克文的“诤友”是一个游戏，还是一个真诚的原则？

　　也有人认为，“诤友”这种提法是政治家玩弄的小游戏：当一个中型国家面对一个崛起的大国，仍然要行使过去对他国干预和指点的习惯，于是借用中国传统中“诤友”概念来行使干预政治之实。“诤友”是对中国主权问题的一种精制化的干预，一种运用中国语言来对中国行使干预的新政治。杨雪冬评论道， “面对国际影响力不断提升的中国，坦白地表达自己的利益偏好，甚至不惜冒犯中国的利益需要，是澳大利亚的策略性选择。但这种坦白直率，据说不是出于赤裸裸的利益追求，而是出于 ‘对中国未来发展的真切关怀’，这就给现实主义的外交加上了理想主义的光环；更耐人寻味的是，这个光环不是用西方价值理念塑造的，而是用中国传统价值焊接的。”

　　相反的意见认为，陆克文的学士论文是关于魏京生的四个现代化，1989年六四前他在天安门广场上与很多中国学生、学者交谈。他真诚地希望中国进步。当他面临着西藏问题的挑战时，他真诚地希望中国找到一个更好的方式妥善解决之。他四次反复提出诤友，反映了他深层的心思，其一是对民主原则的捍卫，其二是探寻一种可以使北京接受的方法。

　　另一种批评意见说，必须先友后诤。很难说陆克文和胡锦涛已发展了一种亲密的朋友关系，因此在缺乏这种朋友关系的前提下，很难作一个“诤友”。此外，陆克文太多“诤”，太少“友”。而且，作为一个“诤友”，他理应了解中国在西藏问题的苦楚。北京大学某资深教授尖锐地指出，陆克文的一系列行为与“诤友”是相矛盾的：陆克文不对热比娅采取批评态度，他通过了把中国视为潜在敌人的国家安全白皮书。他不是中国的朋友，他不配当诤友。2010年12月6日维基解密文档告知，陆克文在与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交谈时说，应当针对中国部署相关的军力，以防不测。 相反的意见认为，陆克文把中国当成是朋友，这与美国保守派不一样，他们仍然把中国看成是敌人。陆克文一上台就宣告澳洲不再参与美、日、澳、印四方的安全会谈，他还建议成立亚太共同体，由此中国可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诤友原则与反对党的区别

　　还有人认为，“诤友”难于处理中澳关系，更不能成为全球化的诤友文化。持这种看法的理由之一就是美国对此不屑一顾。如果美国不支持外交上的“诤友”原则，它的发展和影响就极其有限。某美国学者认为“诤友”这个概念太窄，美国早就有“critical engagement”。相反意见则认为，如前面讨论诤友的各种特点，诤友这个概念比critical engagement更丰富，更深层。在发展诤友实践中，不能以美国为标准。澳洲也理应采取“诤友”这种态度来对付美国。

　　还有一种意见说，当代民主社会中的反对派制度比古代中国的诤友实践更好；有了反对派制度，就不需要中国式的诤友实践了, 因为反对党制度彻底保障了人们批评的权利。此外，陆克文是在一个民主社会成长的，他其实是用“诤友”之名来行反对派之实。但是，“诤友”原则和实践完全不同于当今政治生活中的反对派的政治批评。反对派制度以人权和公民政治权利为基础。公开、强烈地批评执政党，是一种有效的监督制度；不管执政党态度如何，反对派都可进行批评，提供不同的看法。相反，诤友以互动为前提，当另一方不听时，诤友实践就失灵了。此外，诤友者绝不是权力的替代者，诤友说君或友的“缺点”是为了他们好，绝不是要取而代之。反对派的运作在现实生活中往往相互攻击、谩骂，表面上讲理，实际上是攻击对方，谋取代之。也就是说，反对派常常是不诚。诤友却不同，诤友运作在于诚和信，诤友绝不会在权力上取代被谏者，而是以理论和道德来说服对方。诤友在这种意义上高于、优越于反对派。在目前中国政治体制下缺乏制度化的反对派，“诤友”就不失为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没有反对派的“反对意见”。也许，在追求、探索中国式的民主时，中国特色的诤友制度和实践可发展出一种没有“反对派”的反对派，一种保留政治“忠”心原则的“反对派”制度。即使未来中国有了西方式的反对派制度，诤友仍然有补充、完善，纠偏反对派制度的积极作用。

四、一个理想的全球化的诤友世界

　　中国崛起在于中国人必须以全球化的眼光，而不是以简单的中国角度来衡量一切。中国的崛起的涵义在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将影响世界政治和文化。由此，中国的内部问题也是全世界的问题，更多全世界问题也与中国的内部问题紧密相联系。在这个利益相关的世界中，不少有识之士采取诤友态度来关注所谓中国国内的问题，这将是未来中国政治以及世界政治发展的趋向。那种认为诤友不能应用于国与国的关系的看法，主要依赖于陈旧的“别管他人的内部事务”的看法。在中国权力急剧增长的过程中，中国需要全球化的真诚朋友，需要一个全球化的诤友世界。在国际事务中，发展一种平等的诤友关系理应是中国政府最近几年提出的“国际关系的民主化”中的一个重大课题。诤友的全球化就是在创造一个新型的平等的、民主的、和谐的国际关系。

　　中国崛起不只是简单的经济高速发展，而且是一个古代文明的复兴和崛起。不少古代文明衰落，死亡了。中国文明经历近代的衰落，却又复兴再生。中国崛起在于传统文化中的优良思维能够成为全球文化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种新的世界文化，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传统的智慧、原则和方式。中国崛起绝不应该片面地、狭窄地理解为纯经济的，纯数字的，而是一种优秀文明中的一种道德感召力，一种普世原则和行为方式。

　　目前中国崛起引出了许多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中国权力在海外的运作、扩张和影响。有两种权力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目前中国崛起所带来的权力上升主要是中国十三亿人口所累计起来的一种经济力量（如购买力和投资力），这种力量已经影响世界经济和市场，影响到世界的每个角落。第二种权力观点认为，权力是一种道德理性的说服力，一种软实力。用中国的古话来说，前者的权力是“以力服人”，后者的权力是“以德服人”。从第二种权力观来看，中国的成绩非常有限，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完全的失败。落实到中国个人行为上，我们似乎看不到中国的人的道德化的力量。

　　试看下面几个例子：在处理热比娅事件上，中国外交官只按北京意旨办事，而不管澳洲人的想法。假定在2009年的多事之秋，中国外交官员持有诤友的态度对澳洲外交部进行规劝和力谏，“你们这样做不对，有损于朋友关系”；或者用“诤友”的态度对澳洲民众细说近代中国主权丧失的痛苦，由此解释为什么中国对热比娅如此敏感。这种“诤友”的口气可以一下子把问题定性于朋友之间的不同看法。这种坦诚的诤友的说法至少可以避免2009年澳洲某些人士对中国的批评：“干预澳洲内政”。

　　北京政府派出西藏团去全世界宣传西藏的进步，但有些西藏代表团成员却不愿或不敢与海外西藏人直接对话、交锋。种种例子显示，中国在道德理性说服力上根本没有崛起，反而急剧倒退。中国人口数字所累积的权力与中国的道德说服力的贫穷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鸿沟！缩小这种差异，提升中国的道德理性的软实力是中国崛起中不容忽略的重大问题。诤友机制也许是解决这两种权力不对称的问题的一种有益的尝试。

　　中国一直具有大国气度。唐代李世民容纳天下一切英雄，倾听其宏论和批评。李世民得天下之势在于他有一大帮诤友。中国的崛起必须恢复这种文化气度。为了真正实现一个全球化的诤友世界，应该让全世界布满的几百个孔学学院成为“诤友书院”，成为敢于批评北京的学院。北京应该召开世界诤友国事大会。一旦由北京出钱的孔子学院能够批评北京，而且北京鼓励这种全球化诤友机制时，这才真正体现了中国大国的气度，中国的软实力才能真正提升，这才是中国文明的真正复兴。当年马克思为了避免政治迫害，被迫迁居于英国时，马克思却对英国采取了最严厉的批评，甚至主张用暴力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但是东道主英国却显现了极大的宏量，继续“收留”和宽容马克思。相反，2010年9月3日施一公、饶毅在《科学》杂志上批评中国科研基金分配体制，有人却认为这两位学者应区分“学术”和“政治”不要陷入科技国策争论，老老实实做学问。

　　在中国崛起的条件下，中、小国家都应成为中国的诤友，他们绝不会因为中国的强大只说好话，为中国的弊端而辩护。相反，他们为了中国的根本利益和为了自身的利益，勇于说出北京不想听的话。一种全球化的理想化的诤友原则必须是：坦诚地说北京之不足，直率地说北京之弊，只有这样的诤友世界，才能使中国避免1990年代日本崛起后又衰落之僵局，才能使中国真正强大，真正造福于中国民众和世界，建构一个和谐世界。 

五．困难

　　中国要建立这种全球化的诤友世界面临艰巨的困难。第一，连国内的“诤友”都禁声。民主党派，媒体、学术界针砭时弊，但都不能全讲真话。某省民盟主任的原则是：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但是在实践中，却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

　　第二，近代中国在文化上处于低势，由此形成了一种强烈的捍卫中国主权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一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很难转化为一种拥抱世界主义的文化。只有调整民族主义的思想，使之世界化，全球化，才能转变为一种积极的力量。此外，国际上的诤友对共产党的价值体系不认同，这完全不同于唐太宗时代，那时中西、国内外价值体系没有大的冲突。第三，中国现有的政治体制以守为主，以保平安为上策，这种体制往往怕诤友来削弱其权威。中国体制对创新有天然的恐惧和防范。赵汀阳成功地阐述古代“天下”概念来重新解释中国宏观理论。  但是当某个期刊要讨论他的理论，并试图运用到当代国际关系问题中时，这个期刊得到命令，不准公开讨论并发表此类文章。

　　对诤友的挑战还来自于澳洲。大部分澳洲人根本不知道陆克文所谓的“诤友”原则。外交部一些官员对这种提法也持有保留态度。即使澳洲专门研究国际关系的学者也弄不清楚“诤友”是这么一回事。虽然陆克文有创新，但他缺乏深厚的文化基础和执行机关来贯彻实行他的诤友原则和理念。澳洲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Julia Gillard在“宫廷政变”之后不用陆克文当外交部长，背后是一些学者和外交部门联合起来反对。他们认为陆克文在外交上“胡扯”、“瞎搞”；“critical engagement”比 “诤友” 这个概念更好，是世界上通行的语言。此外，当北京没有积极回应陆克文的“诤友”提法时，陆克文有必要反思自己的行为和思维是否真正符合中国人的诤友实践的标准。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鹄，反求诸其身。”

　　《 人民日报 》的文章评论道：“说一口流利中文的陆克文早在2007年当选总理时就被许多中国人所熟知,然而，他这个“中国通”对中国发展对澳大利亚、亚太地区乃至全球和平与发展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因而使中澳关系出现了一些不应有的麻烦。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现在，人们期待陆克文实践他的“诤友”之言，在推动澳中关系发展方面有所建树。”  陆克文的“诤友”原则是一时偶然的东西吗？它会随陆克文下台就消失了吗？也许，陆克文更需要以私人身份在中国领导人面前“力谏”，进一步体现他的真诚性。

　　 我们还必须认真对待把“诤友”概念运用到国际关系中的问题。第一，在盟友国家关系中也许比较容易发展出 “诤友”关系。例如，美国和澳洲在关起门的交谈中，可争锋相对地批评对方。但在安全问题，中国仍然被视为隐患的“敌人”前提下，“诤友”可处理中澳的安全关系问题吗？“诤友”的前提是真诚的朋友，如果在安全问题上，中国仍然被视为“敌人”，“诤友”是否就失效了？第二，如果“诤友”的话题涉及到主权，这就会使中国很难接受“诤友“这种说法。能否发展出“诤友”关系与话题自身的性质也有关系。也许，在有共同话题与利益的前提下，国与国之间才可以发展出诤友关系。

六．几个有待研究的问题

　　中国文化全球化的问题转变为一个政治语言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诤友”概念能否为更多的外国人来理解和使用。中国人能否接受这种由澳洲人提出的一种新的“诤友”原则呢？这一概念为中国文化能否全球化提供了一个机会和试金石，但也潜含了一个深层的内在矛盾。当“诤友”被全球化时，意味着外国人加进了他们的解释和内容，这种加工、转化是一种必然现象。但是外国人所加进的内涵和解释，也许与中国固有的实践不吻合。由此出两种相反的评价标准：违反了诤友实践的本义 ，或发展、拓展了诤友的内涵。

　　本作者认为，我们应该发展和深化诤友的内涵。其实，诤友不局限于中国文化圈子内； “诤友”是一种普遍的文化实践，不少其他文化都有类似的传统和做法，虽然他们不用“诤友”这个概念。例如，英文通俗话语中就强调，一个真诚的朋友应该明说朋友之不对。再如，目前西方试图发展出一种干预朋友“私”生活的实践，从朋友的利益关系，力劝其不应吸毒。
 　　“诤友”原则提出了一个规范性的政治理论问题。一种简单的看法认为，凡涉及主权的西藏问题或新疆问题上，都不应该有诤友。主权能否应该限制“诤友”实践？或“诤友”能否可以超越主权？主权问题是否可以用“诤友”的方式来谈？

　　要使“诤友”成为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新的外交原则和实践，我们必须研究在国际关系中的诤友实践。毛泽东和尼克松、基辛格建立了深厚的朋友关系，他们往往直说各自的看法，颇有一点“诤友“的关系。例如，尼克松曾对毛泽东说，他很担忧，中国报刊文章上到处都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言论。毛泽东直爽地告诉尼克松，不用怕，这只是对内的宣传。赵紫阳和一些外国朋友建立了深厚的朋友关系，一些外国政要和专家曾力谏赵紫阳必须实行彻底的政治经济改革方案。此外，中国也对北韩进行一种诤友式的规劝，让金正日访问中国改革成功的深圳和上海，促使他推行经济改革。在苏丹问题上，中国不像美国和欧洲高弹制裁，相反派专员规劝苏丹领导人解决南北争议或难民问题。  诸上例子说明，诤友是一种外交手段，一种处理冲突的方法； 它不同于公开的干预和制裁。在某种条件下，诤友方法也许比制裁更有效，即不伤害对方面子 又不侵犯其主权，又可有助于解决冲突。我们必须研究国际关系中的中国的诤友实践，从中提升出“诤友原则”。也许这种以经验为基础的“诤友“原则比陆克文的以政治算计为基础的“诤友”原则更有实在的基础，更有说服力，也更有生命力。

七.    前景

　　尽管陆克文提出了“诤友”原则，但中国却理应是推广诤友原则和实践的主要动力。如果北京政府大力肯定、推广诤友原则和实践，这可促进诤友的全球化和普遍化。在中国文化实践中，良性反馈是发展诤友的一个重要条件。假如，在2010年中澳经贸合作论坛上习近平副主席能在发言中说道，中澳确实应该发展一种坦率的，真诚的诤友关系，而陆克文能在其发言中肯定中国所期望四个关系的全面改善，并增加说他的“诤友”理念是实现这四种关系全面完善的一种机制，这种互动可为中澳关系奠定一个极好的基础。

　　但是官方的态度不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诤友能否成为一个普世的文化方式，更取于公民和公共生活。中国历史诤友实践中的力量大于任何一时的中国帝王、官员。这是中国“软实力”的形态之一。要真正使诤友成为全球文化中的生活方式，我们必须采取半脱离的方式（semi-detached），即诤友实践主要依赖于公共领域中的普通公民和学者的努力，而与政府保留若即若离的关系。诤友实践的全球化需要政府的支持，但绝不由政府控制。只有这样，诤友才有光辉的明天。诤友必须超越个人领导的喜好，发展为一个高度文明的宽宏气势，一种包容一切不同声音的气度。

　　最后，近代中国像孙中山这样的人物都以称兄道弟来建立他的“同志”关系。今天这种称兄道弟在学界盛行，反映了当代中国人伦关系的变化。但是这种称兄道弟流于形式，缺乏实质意义。也许诤友可以提升、改善既有的朋友关系，发展为一种民主、平等、理性的关系。诤友可以发展为一种民主的、平等的、但又尖锐、中肯的朋友关系，为中国民主化提供另一种有用的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