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政》（纪硕鸣、周东华著）一书是新近探讨“中国模式”的一本力作，提出“新政”时期的战略目标和核心特色是“和谐社会”，从全新的视角解读了“中国模式”，扩大了“中国模式”的内涵并讨论其发展方向。和谐社会：“中国模式”的新内涵——评《中国新政》
　　自从美国高盛公司的高级顾问乔舒亚· 库泊· 雷默( J o s h u aC o o p e r R a m o )于2 0 0 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北京共识”这个概念以来，对“中国模式”的讨论以各种版本、各种目的伴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不绝于耳。为什么中国的发展会引起世界如此大的关注？一是因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她所包括的领土和人口必然使她的成长备受瞩目；二是因为中国的独特性，不管如何否认，世界（西方）和中国自身在很大程度上都认为彼此存在文化和思维上的重大差异，而这也的确是事实。从学理上对两种因素哪个更决定了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探讨当然是必要的，但是既然中国已经同时具备这两种因素，这两者的合力所带来的重大影响就必然使中国的一举一动都受到世界的关注。

　　新政的核心特征：和谐社会

　　对“中国模式”这个最先由西方学者提出并进行解读和阐释的概念，中国学者已经有不少评论和分析，既有认为是对中国发展的认可，也有认为是对中国发展的误读或者潜藏着西方“捧杀中国”的阴谋之举，在这两种极端的观点之间还有中间派则以认可发展、批驳误读和反思前进为主旨的论述。但是不管如何，对于西方关于自身的解读，中国还是做出了不少积极的反应的，最近一本新书《中国新政》（纪硕鸣、周东华著，中国友谊出版社，2010年1月1日出版）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
　　和常见的把新中国的六十年发展划分为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的方式不同，《中国新政》的作者把中国的现代化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第二个阶段则是改革开放到2003年，这是一个经济高速发展的阶段；2003年至今便是作者界定为“中国新政”的第三个阶段。这个被称之为“新政”的阶段的核心特征是“和谐社会”。如果说新中国的建立是在打破封建社会三座大山的基础上实现了国家的独立自主，改革开放最突出的效果是在经济上走出了中国独立的经济发展道路，那么“新政”阶段的“和谐社会”这个核心价值体系在思想上为中国进行了解放和发展，这种思想上主动而非被动、积极而非消极地应对世界大变革，给出结合了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当代经验的精华的思想创新，这不仅是对世界变化的策略性思考，更是对世界未来发展图景给出了属于中国的真挚思考，是中国真正成为“负责任大国”的标志。可以说，“新政”时期是中国的第二次“改革”，但是从内容、角度、深度上都与第一次改革存在很大不同。
　　书中，作者提出新一轮改革需要破解的十大问题，包括：模式转化，能否真正跨越“改革传统”；利益多元，能否形成新的社会凝聚力；上下博弈，能否找到制度性利益平衡关系；腐败现象严重，能否找到有效的制约模式；增长模式，能否平稳持续较快发展；公共服务，能否实现政府“角色转换”；民主法治，能否在党的执政中达到和谐统一；社会公平，能否建立有效的公平博弈机制；社会循环，能否完善“自我纠偏机制”；经济发展，实现政府能力与市场能力如何有机结合。事实上，这些既是问题，“能否”之后的内容也是作者给出的解决思路。而在这其中，为了“填补经济发展后的精神空白，建立财富不断增长中的文化价值”，和谐价值体系的建立是中国未来之科学发展的重要任务。由此，该书的焦点便落在了“和谐社会”这一核心概念上，以全新的视角对“中国模式”进行了解读并为之指明了发展方向。也就是说，作者突破了西方首先界定的“中国模式”的经济性内涵，超出了经济的范畴，扩大了“中国模式”的内涵。

　　“中国模式”：西方创造的概念

　　不管中国的发展对世界造成了多么大的冲击，引起了西方多么深刻的反思，这些思考无独有偶几乎全是来自西方的声音：“北京共识”和“中国模式”等结论都是西方思考的成果。事实上，仍然是西方在解读中国、告诉中国进而塑造着中国。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从鸦片战争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开始，中国一直是既有国际体系的被迫参与者，我们无法改变中国不是现有国际体系创建者这个事实。
　　以“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来说，中国的反应似乎永远都是对别人提出的概念和解释进行或赞同或批评，从第一步开始就落于他人之后，在别人制造了第一印象之后再进行二次解读总是处于劣势的。近年来国内学者或其他专家提出的中国“缺乏国际话语权”正是和这种消极反应相对应的。这里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虽然“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代表着中国发展实践对世界造成的冲击和反思，但是这些反思的来源仍然来自西方世界。从这个角度讲，中国只为世界提供了作为原材料的实践反例，把这些原材料加工为真正的观念的仍然是西方国家，我们所生存的世界意义之网上呈现的仍然是西方思维下的各种解释，没有中国观念的明显痕迹。如果说中国在经济上是世界最大的加工厂，那么在思想观念层面上却仍然是原料市场，甚至连加工都依赖于外界，更别说能够有创新性的知识产权了。进一步，在这种困境之下，中国的问题没有中国的思考，或者说永远是他人告诉自己中国发生了多么有意义的、可能改写世界历史的事情，这才醒悟到自己的成就和贡献。而此时，如何定义这种冲击性改变，如何解读这种新现象，外界早就准备好了各种阐释，不管你是接受、默认、不首肯或者反对和批评，都只是在别人解释的基础上进行外围的修补，无法改变“先入为主”的观念解释，无法进入已经被占据了核心解释权威中的一席之地。在这样的意义之网中，中国仍然是观念的消费者，甚至连来自于自身实践的新观念解读也是贴着西方标签的新观念，这些新观念在意义之网中进一步以西方的方式塑造着中国。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始终坚持的“独立自主”方针恐怕只会成为口头上的宣言而根本不可能有真实的意义：既然连我们生存的世界都是一个由西方观念所编织的意义之网，这个意义之网中的中国甚至连身份、利益偏好和所有行为都早已被决定好了，“独立自主”便只能是空谈。
　　同样的，这也代表着西方可以根据他们的需要或出于惯有的思维模式对“北京共识”或“中国模式”进行自由的解读。西方可以把中国特色的发展解读为可能威胁西方模式的终极敌人，可能解读为未来对西方民主自由的挑战，甚至解读为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威胁。“对世界其他国家而言，中国是一种模式，其令人眩晕的经济增长水平，没有自由民主，产生了让西方感觉是冷战结束以来最大的意识形态威胁。”由此导致的结果就是“许多国家对中国的崛起感到担忧，并不确信中国会坚决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种被动做出反应的情况中国已经面临了不少，对中国国家形象的消极影响也得到了大家的认识。要改变这种不利状况必须对已经造成消极影响的观念进行积极的二次或三次解读或阐释，对这些概念提出强有力的解释，持续而主动地不断改变人们对既有观念的认识，而不是坐等着他人给予“公正”的待遇，公正是需要争取的。这些有益的举措已经由中国政府和学者等进行了很好的实践，也得到了一定的回报。但是，更为根本的解决方法是需要中国对自身的发展有一个更为清醒的认识，不要总是处于被人从外部理解的被动状态，而应该主动向世界表达和解释中国的国家观念，由内而外地传播中国的观念。

　　和谐社会：“中国模式”的新内涵

　　“中国模式”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它所代表的中国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这个概念的来源既然来自外界对中国经济发展造成的巨大冲击做出的反应，那么必然无法绕开经济内容，即便提到了中国政府主导是经济发展的一个特色，但也仅限于此，关注点仍然是经济发展模式而不是包括政治、社会、外交、文化等全面的发展模式。但是，正是由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与她独特的政治、文化等模式相结合的，也是与中国的其他领域中的改革同步行进的，因此，绝对不能忽视这个概念内含的同等重要的其他因素，否则无法完全认识“中国模式”的真正意义，也无法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深层根源。“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约瑟夫·奈指出：“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使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的特殊发展模式包括特殊的民主方式也被一些发达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模式，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民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
　　正如上文所说，在西方主导话语权的国际社会，中国还缺乏自身定位权和解释权，“中国模式”在西方首先提出和解读下，必然深刻地打上了西方思维的烙印，使得中国处于被动的局面。即便是在缺乏首次定义权的情况下，如何从中国自身的视角合理地对“中国模式”进行解读，使其更能真实、全面地体现中国的国情，使其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中国学者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中国新政》所做的正是这种尝试，它以“和谐社会”这个核心概念为基础，重新解读了、丰富了“中国模式”的内涵，指明了“中国模式”未来的发展方向，以中国的视角对这个虽然失去了创制权的“中国模式”概念进行了全新的解读。如果说仅仅包含着与西方经济发展模式相竞争的意义，那么“中国模式”必然会被西方视为威胁。可以说，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令人惊叹的快速发展体现了中国模式的有效性，“北京共识”对“华盛顿共识”的冲击引发了诸多反思，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另外一种经济发展的政策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西方二元思维的结果必然是把“中国模式”当作一种困扰，总是在一边提倡中国模式值得学习之时，表明中国是“利益攸关方”时，不免在内心深处环绕着一个问题：如果中国是对的，那是否代表我们是错的？中国特色的发展模式会不会淹没西方的发展模式？这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崛起必然压制我们的生存呢？不管中国政府多少次表明了中国“和平发展”的意愿和不认为中国的发展有普适性应该推广到其他地区和国家，也不管中国多么积极融入西方主导的现有国际体系，西方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总是无法对中国异于自身的发展模式释怀，怀疑中国对现有国际体系的“忠实度”。相反，突破“中国模式”的纯经济内涵，提出“和谐社会”这个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特色的观念，表明了“中国模式”的和平内涵，点出中国作为世界体系中的一员追求的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发展，还是社会的全面发展，更是全球的和谐共处。
　　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不仅仅要对金融危机、气候等全球性问题负起应该承担的责任，更重要地是为全世界的思想进步做出她应有的贡献，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负责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