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8月23日电（记者 徐梦溪）近日，察哈尔学会会长韩方明接受中评社专访，作为中国知名的非官方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的创办者与负责人，分享了对当前国际形势和中美、中日、中韩关系的看法，以及对中国开展公共外交和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讲好中国故事的思考。
中国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征程即将开启。但随着新冠肺炎在全球持续蔓延，国际局势加速发生着深刻变化，如何通过公共外交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营造有利外部环境的重要性凸显。
察哈尔学会是中国倡导和实践公共外交的先行智库之一，致力于因应国际关系变化，加强国际间的对话与合作，是中国当前公共外交领域的一支领军力量。2017年，察哈尔学会在促成中韩关系回暖和韩国总统文在寅访华中，展现了重要的影响力。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学会反应快速，坚持为地区和大国之间的交流合作贡献积极和平力量。学会还连手国际巨星成龙在海外开展疫情援助，鼓舞了很多当地民众。
疫情暴发后，面对中美分歧加剧，学会投注了更多目光在这一对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上，并先后邀请到美国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傅德恩、驻华使团代理副团长柯有为公参和前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赴学会交流。
在这次采访中，韩方明多次结合实际经历，分析了近来中国公共外交面对的现实和取得的成绩。他认为，中国对疫情防控的相对成功和经济的率先复苏，为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带来底气，也给世界带来新的思考：中国的有关方案是否更有价值？这种思考为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带来了新的拓展机遇和传播方向。
韩方明在介绍学会在中美之间开展的公共外交时，坦言中美已经身处“修昔底德陷阱”的半中间，但他同时指出，学会近年来多次与美国智库开展交流，一些误解被廓清，一些原则被理解，一些要求被接纳，相信只有开展更多沟通工作，公共外交可以为建立新的两国友好关系做出特殊贡献。
在响应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的有关问题时，韩方明表示，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在于“讲”，还在于“好”。很多人偏重于讲，却混淆了“好”的评价主体。这一评价主体应当是海外民众，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评价？有没有通过影响到他们的评价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
以下是专访内容：
中评社：中国正站在“两个一百年”的交汇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程即将开启。与此同时，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暴发后，中国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深刻变化。您怎么看待去年以来中国的公共外交工作，有哪些难点和亮点？
韩方明：难点在于国际形势日臻复杂，政治对峙的力度经常超越利益合作的界限，传统国际合作与竞争的规则被人为打破，政治化过度发酵，新的国际合作与竞争的准则尚在磨合之中，再加上疫情的现实影响和外国政治操弄，公共外交的线下开展几乎停滞，很多明明通过开展活动就可以廓清误解的领域被迫悬隔，这让现实中与老朋友的交往、新朋友的结识力有未逮。亮点在于中国对疫情防控的相对成功和经济的率先复苏，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工作带来了底气，也给世界带来新的思考：中国的有关方案是否更有价值？这种思考为我们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带来了新的拓展机遇和传播方向。世界本来就是多元的，颐指气使地认为只有自己的才是对的，这样的傲慢与偏见正逐渐被世界所认清，霸权主义、欺凌主义的市场越来越窄。
中评社：美国政府换届后，中美关系迎来了新的阶段。您如何看待拜登政府下中美关系的现状与未来？
韩方明：中美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但合作的道路不应当因为竞争就越来越窄。竞争也应当是一种“合适竞争”，不能搞“超度竞争”。中美之间应当学会妥协，不宜被民粹主义所绑架，应多倾听对方的声音，消解不必要的对抗，逐渐恢复到正常交流的大国间关系范畴。不管是否承认，我们已经身处“修昔底德陷阱”的半中间，是跳出去还是继续往下跳，取决于大家愿不愿意真诚的、虚心的、坦率的交换意见，调整政策。中美关系还远未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我们依然期望通过开展有效的公共外交活动，让美国人民认知到中国逻辑的自洽性、合理性，进而推动双方关系柳暗花明。
中评社：我们注意到，近年来察哈尔学会在中美关系领域做了不少工作。您认为在目前的中美关系中，公共外交可以如何发挥作用？
韩方明：帮助美国人民更清晰、更准确的了解中国文明，理解中国逻辑，修正中国形象。察哈尔学会近年来多次与美国智库开展交流，一些误解被廓清，一些原则被理解，一些要求被接纳。我们相信，只有开展更多沟通工作，互相妥协，公共外交可以为建立新的两国友好关系做出特殊贡献。
中评社：明年中韩即将迎来建交30周年，您如何评价现在的中韩关系？疫情和美国大选为半岛局势重添变量，您对于推动半岛进一步化解僵局上有哪些思考？
韩方明：察哈尔学会近年来积极穿梭于中韩之间，与韩国多家智库、媒体、企业建立了合作、对话渠道，验证了公共外交在总体外交格局中的特殊作用。中韩之间有力的管控了分歧，扩大了合作，增强了互信，增多了朋友。我相信，在朋友们的努力下，未来中韩两国关系会继续向前走。至于半岛间，我始终坚信一点，让人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是南北之间的共同认知，是世界对南北之间的共同期许。有了这样的认知，就要推动南北之间少一些对抗，少一些压制，推动经济欠发达地区早日把经济搞上来，民众生活水平提起来。
中评社：近期中日关系的走势令人担忧。您怎么看现在的中日关系？智库作为公共外交力量，应如何在中日关系中有所作为？
韩方明：中国从来没有侵略过日本，也没有在日本丢过核弹，更没有在日本驻军，这决定了中日之间的矛盾从长远来看是可以管控的。中日关系不同于其他国家间关系，既有侵华战争这样的历史国恨，也有一衣带水这样的文化浸润，和日本曾经对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实际支持，从这些维度来看，中日关系作为永远搬不走的邻居，可以有更多合作的空间，智库作为重要的沟通交流平台，可以发挥更大作用。也希望在社会各界支持下，建立中日智库交流机制和中日韩智库合作平台，助力打造东亚合作的新天地。
中评社：近来，一些西方国家政客不断拿所谓的中国人权问题在国际上做文章，您认为，对此我们应如何通过公共外交对外发声进行响应？
韩方明：人民过上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就是对外界不实批评的最好响应。展现这样的生活，让世界看到为了这样生活而拼搏的努力，以及努力中遇见的困难，世界会多一分理解，少戴一双有色眼镜。
中评社：不少声音认为，近年中国的外交风格发生了变化，请问您对此怎么看？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在开展公共外交时应如何发出中国声音？
韩方明：刚柔相济，该坚持原则的坚持原则，该柔软的时候柔软，这就是正常的外交风格。有时候，所谓的外交风格不过是柔中有刚和刚中有柔的区别。公共外交是总体外交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刚能维护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则刚，当柔能更有利于国家核心利益的时候则柔，刚柔相济，依时而定。但在表现风格上，公共外交更多体现的是以刚为内核，以柔是表征，春风化雨，以润万物。
中评社：关于加强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和讲好中国故事的议题最近引起了不少公共讨论，请问您对于讲好中国故事有哪些建议？能否请您分享一下察哈尔学会在这一方面的经验？
韩方明：讲好中国故事不仅在于“讲”，还在于“好”。很多人偏重于讲，我讲了，且讲了我认为的好故事，但并没有达到好的效果。这就对于“好”有不同认知，混淆了“好”的评价主体。这一评价主体应当是海外民众，有没有影响到他们的评价？有没有通过影响到他们的评价而提升中国国际形象？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察哈尔学会在对韩国方面讲好中国故事就是从不同方面影响韩国社会各方面有影响力的人，让他们对中国逻辑有了更精准、更可靠的认知，进而在韩国扩大了“知华派”的范围。又比如，察哈尔学会和国际巨星成龙先生连手在柬埔寨、尼泊尔等国开展疫情援助，鼓舞了很多当地民众，这也让很多海外民众更亲切地感受到了中国态度、中国力量和中华文化的魅力。
受访者简介：韩方明，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博士学位，并曾在哈佛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和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自2008年起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我国公共外交事业的积极倡导者和主要参者。创建了中国首个非官方的外交与国际关系智库察哈尔学会并担任会长。韩会长也是中韩建交以来，第一位大韩民国外交贡献最高勋章“兴仁章”获得者。
来源：中评社，2021-08-23
责任编辑：唐春云 徐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