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录 | 注册
当前位置: 首页 > 出版物 > 公共外交季刊文章
赵新利、谢斯予: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综述
发布时间:2021年04月09日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赵新利、谢斯予  阅读:1188

2020年新冠肺炎肆虐,中国采取果断全面的防控措施,取得重大战略成果,并积极与他国分享“抗疫”经验、提供医疗物资和技术支援,充分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疫情对国际关系、国际合作、民间交流、国家形象、全球治理等产生了深刻影响,也为公共外交带来了新的机遇和挑战。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主要围绕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公共外交、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多元互动背景下的公共外交等方面展开,学者们还对美国、德国、俄罗斯等国的公共外交进行研究,以资借鉴。


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的公共外交


在全球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各国之间在疫情防控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不断深化。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分别从新冠疫情的舆论博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等方面展开探讨。


“信息疫情”与公共外交


新冠肺炎肆虐所引发的不仅仅是一场疫情大战,更是一场舆情博弈战。2020年2月13日,世界卫生组织在新冠肺炎疫情研究会上,就将“信息疫情”列入优先研究议题之中,指出了比疫情传播更快的虚假新闻的严重性。在2020年的相关研究中,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梳理了自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以来新“黄祸论”、“生化武器”论等八类抹黑中国的论调;王义桅在做好疫情公共外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已被‘话语体系化’”;孙明、孔祥龙在《国际舆论视域下的中国抗疫行动与公共外交》中分析了“中国病毒论”“借疫获利论”等涉及中国抗疫负面论调的报道热度趋势等。面对将中国抗疫举措政治化、标签化和污名化的国际舆论场,陆佳怡在《“信息疫情”语境下的公共外交》中总结了中国驻外使领馆通过信息发布、释疑解惑、阐明立场和倡导理念等向驻在国及国际社会传递中国声音的关键举措,为其他公共外交主体提供借鉴。孙明、孔祥龙指出,中国应“更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促进多主体多领域全球合作,以人为本地讲好抗击疫情的鲜活故事”,以“有效影响国际舆论、争取国际社会理解支持、推动建构新时代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


全球抗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


学者们将抗疫外交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紧密联系,王义桅认为“认识中国、认可中国和认同中国”的原则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相关实践是做好疫情公共外交的关键。孙海潮通过新冠肺炎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专文强调,“无论是中国举国一致团结抗疫,还是世界各国对中国控制疫情的援助支持,都在同舟共济中体现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伟大实践。”于洪君在全球抗疫背景下的国际合作与对外传播中指出,在抗疫背景下“各国必须更深刻且全面地认识和把握人类社会命运与共的本质属性”,我国的对外传播“既要适应当前全球抗疫的新形势、新特点,又要服务于推动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史安斌、童桐也指出,后疫情时代我国公共外交的主要任务是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以世界主义为代表的普遍认同话语之下得到肯定。


讲好中国抗疫故事与展现中国大国形象


新冠肺炎疫情不仅是中国公共卫生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也是中国国际形象构建过程中遭遇的巨大挑战,贺文萍在抗击疫情与中国国家形象塑造表示“应把疫情的挑战转化为中国国家形象塑造的机遇”,通过讲好中国故事实现。事实上,通过各方努力,中国力量、中国精神、中国效率在此次疫情中已得到一定程度的展现,张辉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中的公共外交浅析》就概括了中国在疫情公共外交活动中以大使、专家学者等为主体,以《人民日报》、中国外文局等为主要媒介向海外受众传递中国智慧的成功实践;翟慧霞、张键的《疫情防控的公共外交“战场”》分析了中国通过人文交流、媒体传播、研究分享等方式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成效。但是在后疫情时代,如何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下讲好中国故事仍值得进一步探索和思考,孙敬鑫在《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的探索与思考》一文中提出,讲好中国抗疫故事离不开重要思想的指引、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全媒体可视化呈现、艺术化展示的综合使用、策略技巧的灵活运用。 


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


在以数字技术、互联网技术、移动通信技术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影响下,公共外交的主体、范围、方式、规则、功能等都发生了巨大变革。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从新技术和新平台两个维度探讨了新媒体环境下的公共外交。


新技术对公共外交的影响


史安斌在多篇文章中提及“数字化公共外交”这一概念,他在《数字化公共外交:理念、实践与策略的演进》中指出,伴随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智慧媒体技术的蓬勃发展,基于人工智能的公共外交成为各国外交部门竞逐的新焦点,数字化技术推动了公共外交从“目标化”到“定制化”演进,从单纯关注“传播力”数据的策略性思维向更加注重公共外交目的意图是否真正实现的战略性思维转变,未来还将针对特定传播对象个人的性格特征、利益诉求和习惯偏好开展“人格化传播”,精准开展公共外交。基于“数字化公共外交”,史安斌还探讨了数字公共外交兴起与广电国际传播能力提升、新冠肺炎疫情下数字公共外交挑战与创新、从大使自拍看数字公共外交等问题。欧亚、刘星瑞探讨了《人工智能技术在公共外交中的应用前景与问题》,提出未来人工智能将运用于建构智能国际舆情监测与分析系统、基于政治机器人的计算传播、沉浸式体验传播应用等领域,也将有助于更有针对性地对对象国受众施加影响、制造认同,营造有利于推行本国外交政策的外部环境。


新平台对公共外交的影响


侯英珊在《国际传播视角下新媒体在公共外交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新媒体平台扩充了公共外交渠道以准确展现本国信息,实现了信息的双向交流和互动,并能及时回应国际关切,更能形成有利于国家自身发展的国际社会舆论环境。陆佳怡、宋志鑫就从个体叙事和情感连接两个层面分析李子柒视频如何引发海外公众的共情与认同进而发挥公共外交效应,继而认为新媒体环境下公众个体应成为公共外交的实践主体,在与他国公众分享日常生活经验中建立情感联结,助力国际传播。钟新、王宁等学者分析了“我与中国”短视频大赛全球动员模式,确立了鼓励民众通过短视频制作、社交平台发表等方式参与国际传播的公共外交价值。聂书江也在《全球治理下中国话语权提升的路径创新》中强调,新媒体平台的社交化和平民化属性为中国话语的直接到达提供了机会,我国公共外交活动的开展应注重与国外社交媒体的双向沟通与反馈,为国外民众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和与中国交流提供机会。


学者在肯定新媒体公共外交使传播更“软”、更“小”、更具人性化的同时,也指出了其可能出现的伦理问题。对此,赵鸿燕、李金慧的《伦理对道德的超越:新媒体公共外交的伦理探讨》思考了新媒体公共外交与传统外交的伦理区分,以及新媒体公共外交存在的伦理限度,进而探讨新媒体公共外交伦理的可能性发展。


多元互动背景下的公共外交


“公共外交中的‘多元互动’通过联系与整合分散在各行为体中的信息和资源实现功能互补,使得各行为体的行动能力和资源水平得到了优化与提升,进而使得系统的行动效率和资源利用率得以提高。”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跳出传统公共外交的框架,关注了智库外交、民间组织外交、节庆外交、博物馆外交、公司外交等更广泛的公共外交议题,积极探讨多元主体在公共外交中发挥的作用。


智库外交


韩方明在《发挥政协平台优势凝心聚力做好公共外交》中研究了政协平台与智库的相互补充关系,并表示智库作为政府外交的有益补充,或者作为当政府外交处于僵局时的替代者,通过组织对敏感问题的对话、为双方政府提出政策建议来承担一种积极的助推政府外交的角色,从而有效加深双方之间的理解与互信。陈杰探讨了中国涉海智库的海洋公共外交实践、意义、现状、范式与提升策略。李一骁、于洪君分析了《“一带一路”智库公共外交的特点、挑战及建设路径》,肯定了官方智库、高校智库、社会智库等各类智库在促进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方面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但也指出了智库研究能力和成果质量仍需提升,开展公共外交活动的及时性、主动性、持续性有待增强,以及对外传播能力和国际影响力相对较弱等不足,并指明改进路径。


民间外交


王泽壮、匡泽玮以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肯尼亚中华总商会”的经验为例,指出应注重发挥和完善华侨民间组织的“联络中心”作用,维护民间组织自身形象把“民心相通”工作做实做透,并建立媒体发声渠道扩大民间组织影响力,让民间组织在推动国际社群对中国的理解和认同上发挥作用。张跃进的《中国公共外交的三个层面——兼论扬州民间社会公共外交》一文,着重强调了公共外交三个层面中的“民间社会”层面,分享了扬州公共外交协会开展民间外交的经验。董露分析了“海洋全俄儿童中心”公共外交活动的“政府搭台、民间唱戏”新思路,强调了民间外交在增进情感、深化理解、展现担当等方面对中俄关系向高水平迈进所产生的正面效果和积极影响。


论坛、盛会、节庆外交


周萍萍在《北京—东京论坛的公共外交意义》中梳理了北京—东京论坛十五年来如何影响和引导中日两国的公众舆论,为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作出积极贡献。刘书凝以上海世博会为例,研究地方国际展会品牌的塑造如何促进他国民众、投资者、媒体对本国的了解,成为公共外交的新手段。钟新以中国驻外使领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全球公共外交活动为例,探讨了《节庆外交的互动模式与本土化创意策略》,从中概括了多元主体、多元渠道、多元资源参与的节庆外交新形式。万立良也在《国际盛会背景下国家形象的对外传播》中指出,各国应抓住国际盛会带来的新契机,通过加强国际发声体系建构、提升话语权、多媒体多主体共同发力、捕捉国际热点等再塑国家形象。


博物馆外交


裴严华在《博物馆的外交潜力》中,将博物馆想象成一个能促进相互理解、弥合群体间鸿沟的地方,认为博物馆是公共和文化外交中重要的非国家参与者,其有潜力通过外交努力为缓解文化冲突作出贡献。


公司外交


柯银斌的《公司外交及其能力提升》一文讨论了公司外交的要素构成和公司外交能力的提升途径。


他国公共外交经验借鉴


在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中,学者们对俄罗斯、德国、美国等国在软实力建设、国际舆论应对、智库外交、卫生外交等领域的公共外交活动展开研究,从中梳理他国公共外交的经验及对中国的影响,为中国进一步开展公共外交活动提供指导。


俄罗斯的公共外交


郭金峰梳理了俄罗斯软实力建设的理论、工具及绩效;徐向梅在《俄罗斯公共外交体系建设及对西方的公共外交》中,总结了俄罗斯公共外交注重对领导人形象的塑造、以俄罗斯海外侨胞为重点对象、通过严厉的手段为树立国家正面形象而斗争的鲜明特点。贾渊培、宋琼探讨了《西方对俄罗斯舆论战方式及其应对策略研究》,指出俄罗斯通过全面开展公共外交活动减少或者消除妖魔化行为和“俄罗斯威胁论”的影响来改善俄罗斯国家形象的应对策略,可供中国反围剿舆论战借鉴。


德国的公共外交


唐小松、周歆可在《冷战后德国对东南亚地区的公共外交探析》中提出,中国需要借鉴德国经验,加强在东南亚的软实力建设,并注意谋划与德国有共同利益的外交活动,促进中德间的良性互动以及在东南亚各国更深层次的合作。卢奕尧浅析了歌德学院的跨文化传播策略,为中国孔子学院的跨文化传播提供“坚持独立性原则”“坚持文化自信,化干戈为玉帛”“加强与本土文化的交融与碰撞”等启示。


美国的公共外交


吴赟以美国富兰克林图书项目为例开展图书外译传播的公共外交实践研究,为中国图书外译传播提供“淡化政治色彩,转变政治主导职能”“传递价值观,实现双向互动”“考虑文化变通性,建立多样化叙事策略”等经验。尹君、李晓露分析了《美国非政府组织在柬埔寨的活动及其对澜湄合作的影响》,强调中国在此背景下应支持中国社会组织走出去,关注当地民众利益,与当地政府及非政府组织合作开展援助项目,搭建“民心相通”之桥,提升中国国家形象。彭伟步在《美国智库全球舆论生产与公共外交缺陷》中认为,当前我国面临美国政府的强力打压,我国政府和企业可通过适当向美国智库提供研究经费、成立中美联合智库等方式,避免误判、增进了解,实现中美之间的良性互动。 日韩的公共外交


刘吉文在《公共外交视角下的韩国卫生外交》中分享了韩国在新冠肺炎疫情中全力开发抗疫科技产品构建先进医疗国家形象、发挥“名人效应”隔空助力民间外交等创新举措,为中国抗疫外交提供新思路。程蕴的《试论战后日本公共外交运作模式的演变》一文,总结了当代日本公共外交形成的“议程设置式公共外交”“商业模式公共外交”“嵌入式公共外交”三种改良型运作模式。莫艳通过日本公共外交与国家软实力构建的研究,为中国软实力构建提供了“提高对外援助政策的针对性”“加强对外援助的多方合作”“注重各层次的民间交流”等启示。


总体来看,在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关系产生深刻影响的局势下,在“一带一路”倡议深入推进的背景下,2020年中国公共外交研究在跨文化交流、新媒体运用、多元互动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  


作者:赵新利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海南国际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谢斯予中国传媒大学硕士研究生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冬季号

责编:方柔尹 徐坤阳

用户名:
密码:
换一张
评论 (0
加入收藏
打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