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可以发挥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的作用，在对于新冠疫情的认知上， 发挥着溯本清源的重要作用。面对部分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海量不实信息和言论，并企图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情况，中国需要引领构建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以科学智慧来凝聚国际共识，助力塑造全球合作应对疫情的认知和舆论环境。

在新冠疫情防控过程中，对不同控制措施有不同看法并因此导致舆论紧张，既是利益使然，也是认知上的挑战所致。其中，美国和部分国家就新冠肺炎疫情散布了海量不实信息和言论，其将病毒政治化、对中国污名化的企图，有可能恶化中国发展的国际舆论，使我国可能在较长时间面临外部环境变化。

对此，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可以发挥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的作用。为此，要引领构建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以科学智慧来凝聚国际共识，塑造全球合作的舆论环境，以扭转疫情，促进经济复苏。

认知共同体在溯本清源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进入信息、物流和人流便捷的全球化时代，主权的传统管理范围开始调整，权力本身也开始多元化和社会化，出现了上移和下移两种倾向：上移至全球公民社会（或称作跨国社会运动组织网络、跨国市民社会等）与扩散到次国家组织甚至是个人，由此形成的具有全球化时代特征和全球价值内涵的舆论和决策环境，制约、改变着国家权力行使的模式。在这其中，认知共同体是重要的权力行使者、舆论塑造者和行动指引者。本文所指的认知共同体是指由科学家、医护人员和医学国际组织等构成的公共卫生共同体，其在应对全球流行病中具备“以专业知识为核心的权威网络”（Ernst B.Hass， 1990）。

在抗击大流行病的过程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政策抉择、社会关系、行为规范和社会信任等社会资本的增殖角度都发挥了重要作用，科学和有关专业知识的进步降低了疾病防治和社会治理的成本。就新冠疫情的舆论治理而言，在因全球性整合而产生冲突和社会挑战，并因网络化和移动性而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不仅要为世界提供科学知识，还承担着与众不同的社会责任，在形成新冠疫情国际舆论的复调乐曲中，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全球性知识生产与共识塑造，对舆论的形成和引导发挥着重要的舆论领袖的作用。

具体的案例已有很多。很多国家的科学家都指出：疫情的爆发地不等于疫情的源头；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应关注如何应对遏制病毒，避免地域的污名化语言；从历史上看，所有新型病毒都是自然出现的，目前还没有因实验室事故而出现新病毒的先例，等等。这样的正面言论还有很多，发挥着溯本清源的作用。实际上，部分西方尤其是美国政客将病毒源头归咎于中国的作法，并未获得美国科学家和情报界的认可，甚至连美国的亲密盟友也对此持谨慎态度。这其中的分歧和冲突对于制衡美国的抹黑和甩锅是有益的。

19世纪的外交家克莱门斯·冯·梅特涅曾说：国际关系不是一场“正确与错误之争”，而是一场“正确与恰当之争”（Stacie E.Goddard，2006）。而恰当与否，与人的认知与判断有很大关系。为此，需要通过话语策略建立自身合法性，以赢得“正确与恰当之争”，从而赢得国际声誉的博弈战。这对于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中国是至关重要的，声誉机制是无政府状态下的主权国家评估安全威胁的分析工具之一，相比于声誉差的国家或地区复合体，在履行承诺上颇具盛名的国家将能够吸引与聚集更多国际合作伙伴（Andrew T.Guzman，2008）。要突破西方主导全球舆论而形成的对中国信誉构建的桎梏，建立自身的国家友好模式，需要依靠话语权争夺与国家形象的塑造。

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沟通与交流，是应对新冠疫情舆论博弈， 进行溯本清源的重要工作。

引领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内涵建构

认知共同体的专业化运作有一整套基于内部定义的评价标准的因果认识、共同的有效性判断、共同政策、标准化职责和一系列共同的实践做法。为了引领来自不同学科、有不同的背景和国籍的认知共同体构建，须在如下层面加强共同和共通的基础。

一是协调价值基础。价值基础是共同的规范和原则，用以指导共同体成员的社会行动。科学家的关系，是建构共同体的基础纽带。而沟通协调，则是建立纽带的基础。为此，要加强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在价值基础上的共识，从底层认知框架上塑造有利于抗击疫情的规范和原则，以化解科学家中间存在的必不可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向。

二是强化因果认知。因果认知是共同的逻辑起点和后果预判，这使共同体成员在分析政策行为和所希望的结果之间存在共识。为此，在认知共同体建构中，要强调排除政治、社会与宗教干扰，以科学眼光和科学态度去审视分析问题，增强识别能力，遵循基于科学规律的预判应对，以减少科学家中间难以消除的认知分歧，应对疫源问题本身的巨大的科学难度。

三是引导价值标准。价值标准是共同的有效性与合法性理念，这能够大体划定共同体成员的政策与倡议方向。为此，要引导认知共同体加强全球性的交流合作，共享科研数据和信息，以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可行的政策建议和共同行动为全球尽快战胜疫病提供解决方案，彰显科技价值和共同力量， 以抵消科学家常有的政治牵连和国家制约。

四是引领路径共识。路径共识是政策倡议与实施方案的适切性与恰当性，这能够促使在解决本领域系列问题时做出恰当选择，增进人类共同福祉。实际上，在中国实验室于1月份公开提供新冠病毒的基因组之时，全球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就开始加紧努力共同寻求解决方案。为此，在共同体的指导性规范暨路线图和指向标层面，要加强行动示范和共识倡议，用以指引和限定行为体的行动，以系统而深刻地影响各国的抗击疫情措施。

引领建构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路径选择

成功建构由中国科学家引领的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无法一蹴而就。在引领建构认知共同体的路径选择层面，主要应该做好如下工作。

其一是优化行为体的个数。在抗击疫情的过程，国际科学家也并非都是秉持科学精神的。对此，要有清晰的认知和判断，优化可以合作的科学家， 对于打着科学晃子却行不利于全球抗击疫情事业的人，要坚决排除并驳斥其观点。

其二是强化国际统一战线。现实世界的合作更多是混合合作博弈，冲突与合作并存。基于集体福利提升的考虑，在个别问题领域内无法合作甚至是冲突，并不意味着在其他的问题领域内无法合作。为此，面对来自全球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不同经历的科学家，如果能够从共同的合作中获益最好， 否则，可以通过首先选择“志同者”共同走向公共卫生安全，而“道不同” 者也可获得补偿即从其他领域的合作中获益，进而建构利益相关性，以减少其他领域的冲突。

其三是倡议建立全球科学管控信息的传播机制。抗击疫情的大流行， 知情决定掌握着生死大权。为此，中国应主动出击，倡议和鼓励认知共同体发挥作用，及时厘清错误信息，用经过核实的、科学的、基于事实的报道和分析来做“解毒剂”，助力疫情控制。

其四是加强具体医疗措施上的合作。为此，要强调认知共同体通过开放式科学加强信息共享的紧迫性。比如，建立清晰透明的机制来共享相关科学数据和研究成果；对比最佳医疗实践；联手提高医疗用品的生产和分配；协调疫苗和治疗研究、测试、生产和分配的资金和临床试验等。

其五是加强与认知共同体在政策建议上的合作。面对疫情， 拥有共同理念的科学家组成的认知共同体能够通过自身的有用知识（usable knowledge）或者“与政策相关的知识（policy relevant knowledge）”形成权威，进而推动国家或社会群体在科学共识的基础上，对相关观念、标准或制度形成认同，并最终在帮助决策者界定议题、厘清利益及选择政策等方面发挥决定性作用。为此，需要以求同存异的精神和行动，强化基于科学和不同国家现实的政策共识，塑造国际合作的基础，进而引导世界建立共识，达成一种“志同道异”的全球合作模型。总之，在应对新冠疫情这个几乎前所未见的公共卫生威胁时，需要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加大与公共卫生认知共同体的合作与沟通，以融入并影响全球议程的设置，制衡并澄清美国政府基于政治的错误资料和随口漫谈所形成的疫情话语，以塑造有利于全球抗击疫情的舆论环境。当然，期盼疫情舆论单纯的“科学解决”也是有难度的，需要与其他“政治解决”“外交解决”“援助解决”等手段相配合，以最终形成“综合解决”的协奏曲。

作者简介：赵瑞琦，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2020年秋季号

责任编辑：徐坤阳、方柔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