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务院日前毫无征兆地突然取消所有之前安排的出访行程，包括国务卿蓬佩奥对欧洲的访问，迎来外界的关注和颇多猜测。国务院的声明显示，取消出访与权力交接有关。这很可能表明，拜登政府即将于1月20日上台，而其团队并不希望在最后一个星期里，特朗普政府外交部门继续给他们“挖坑”。

拜登外交面临两大阻碍

拜登团队总体外交战略目标是“重新领导世界”，强调要恢复美国的全球领导力，修复特朗普政府对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损害，消除“特朗普主义”的负面影响，与世界重新接触，尤其是深化与美国盟友和伙伴国的关系。然而，拜登团队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势必将会面临政治性和结构性的阻碍，它也必然会受到“特朗普外交政策遗产”的羁绊。

所谓政治性阻碍，主要是源自美国社会内部围绕党派、族群与阶层所形成的深刻“裂痕”，以及美国民众对美国扮演“全球领导者”角色的意愿和支持度不断下降。民主党内部偏向左翼的政治力量也反对美国增加军事开支或是在世界上随意采取干预行动，他们还对任何的自由贸易议程持有疑虑和不满。

所谓结构性阻碍，是指美国国家实力的相对衰减将从根本上制约美国“重新领导世界”，尤其是疫情之下美国经济复苏的艰困、美国联邦债务规模的急剧上升、美元霸权地位面临的多重挑战，都将是未来拜登政府需要直面的难题。

应看到，在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特朗普虽然落败，但他得到了超过7300万张普通选民票，这表明特朗普的内外政策主张在美国国内仍赢得大量民众的肯定，“美国优先”的政纲具有较深的社会基础，“特朗普主义”也已给美国外交打下深深印记。正如美国塔弗茨大学教授迈克尔·贝克利所言，“人们希望，一旦特朗普离开椭圆形办公室，美国将恢复其作为自由世界领导者的角色。不要指望这一点。自由的美国霸权时代不过是冷战刚结束后的一个产物……在特朗普本人卸任后很长时间里，特朗普的印记会持续存在。”

三个方面看“外交遗产”

概要而言，“特朗普外交政策遗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国际经贸政策上，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针对包括美国盟友在内的其他国家开打“关税战”，以双边方式强压他国修改经贸协定，威胁退出世贸组织。拜登提出要实施“服务美国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其经济政策构想也体现出与特朗普类似的“雇美国人、买美国货”路线，以至于特朗普团队指责拜登“抄袭”特朗普的经济政策。

拜登上台执政后，将推动美国对外贸易关系的部分正常化，停止对世贸组织的“攻击”，但他无法全面扭转特朗普政府的国际经济政策。正如候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等人所言，民主党人对全球经济和贸易问题已有了不同以往的看法，将拥抱“新的经济哲学”，加强对美国工人和中产阶级的保护。而民主党内的“进步派”力量也反对一味追求“自由贸易”，支持制造业回归美国。拜登上台后，不会轻易取消特朗普政府对他国产品施加的关税，他将把关税作为杠杆寻求所谓“公平贸易”，并将继续重视解决“供应链安全”问题。

第二，过去几年，特朗普政府大力推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转型，将聚焦点从“反恐战争”引向“大国竞争”，采取“全政府”“全社会”方式，在经济、技术、外交和军事安全等多个方面，不断深化针对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压制。应看到，特朗普政府对“大国竞争”问题的重视总体上得到了美国外交政策界人士的肯定，即便他们就如何进一步完善“大国竞争”策略仍在进行争论。

拜登上台执政后，将会继续从“大国竞争”框架筹谋和推进美国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战略，也会有选择性地继承特朗普政府在应对大国竞争方面的政策、机制和手段。宾夕法尼亚大学拜登外交和全球接触中心执行主任迈克·卡彭特称，在大国竞争问题上，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和实践之间存在很大差距，特朗普政府的“单打独斗”极大削弱了美国的优势地位；拜登将会制定自己的战略，大国竞争仍将是“首要焦点”，而拜登在执行相关战略方面将会更加有力。

第三，在地缘政治方面，特朗普政府大力推进“自由和开放的印太战略”，不断扩展和夯实美日印澳“四国机制”，以“太平洋威慑倡议”等为抓手，持续强化美国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力量。在大中东地区，特朗普政府总体上采取“战略收缩”，如加快从阿富汗撤军，试图通过打造“阿拉伯版北约”减少美国的安全负担，推动以色列、沙特等地区国家共同加大对伊朗的施压，《亚伯拉罕和平协定》的签署被认为是特朗普任内最重要的外交政策成就之一。

延续“低成本维霸”思路

拜登上台后，美国在地缘战略上仍会延续“低成本维霸”的思路。“印太战略”的标签可能会从“自由和开放”换为“安全和繁荣”，但其政策实质不会改变，美国或将更加重视“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济政策，同时也会设法进一步发挥东盟和欧洲国家的作用。拜登团队将寻求减少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推动美国和伊朗紧张关系的有限缓和，在强化执行条款等基础之上重返“伊朗核协议”，并借此促进美欧关系的修复。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东项目主任乔恩·奥尔特曼认为，拜登政府重视气候变化问题，需帮助中东国家成功实现能源转型。

总之，拜登执政并不意味着美国外交政策将回归奥巴马等民主党人此前所青睐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路线。未来几年，拜登政府可能很难开启一个属于自己的新时代，而是要面对“后特朗普时代”的延续，“没有特朗普的特朗普主义”将继续对美国外交政策施加重要影响。

作者简介：赵明昊，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CSCAP）中国国家委员会委员

文章来源：环球网，2021-1-14

责任编辑：徐坤阳、方柔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