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揭晓，77岁的拜登险胜特朗普。美国大选受到国际社会高度关注，各国将目光投向候选人，内心有着各自的考量。有分析指出，在认定国际竞争对手方面，拜登把俄罗斯与中国加以区分，分别定义为美国的“主要威胁”和“主要竞争者”，并声称要与中国“健康地竞争”。
外界认为中美关系可能重回竞合关系轨道，并将“有限度”地改善。然而，拜登的言语存在细微的出入，拜登的决策力和个性就一定胜出特朗普，从而给中美关系走向带来曙光吗？
拜登的决策力未必胜过特朗普
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拜登警告全球暗潮涌动的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承诺胜选后，会带领美国重回多边主义，修复与盟友的关系，使美国对外政策稳定。对于拜登，观其言，还得看其行。
拜登做出的决策前后不一，不可预料，使其饱受众人非议。拜登作为议员在美国参议院工作36年，后来成为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但身居高位的他仍然遭受诟病。他在参议院对外交政策的投票记录反映出他的外交决策前后矛盾。
军事上，他支持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但现在却称其为错误，而拜登赞扬其本人在2011年美国15万军队撤离伊拉克决策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贸易政策问题上，民主党执政时期，拜登曾较大程度地支持自由贸易协定，但共和党上台后他却一改初衷，反对自由贸易协定。
例如，2000年拜登支持中国加入世贸，但在2006年共和党执政时期，他却反对《中美洲自由贸易协定》。他在1993年当选参议院期间，曾投票支持《北美自贸协定》，并一直捍卫自己的决定，前年，为增加新的劳工权利条款，转而支持特朗普重新与加拿大和墨西哥谈判，最终三国签订了《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就外交政绩而言，拜登对特朗普并没有炫耀的资本。
此外，拜登从理性上未必就强过特朗普。罗伯特·盖茨在2006年到2011年期间担任美国国防部长，期间与担任副总统的拜登共事过。他曾在其回忆录中写道，“过去四年，拜登几乎在所有重大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议题中决策错误”，声称“拜登本人具有高度个人化倾向，生性浮躁且缺乏务实精神，与特朗普一样不靠谱”。
拜登对华战略基调依旧强硬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将60%的军力指向亚太，其“亚太再平衡战略”对华已然趋于强硬，而特朗普将中国的定性更加直接。早在2017年，特朗普政府公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明确指出中国对美国的所谓威胁，认为“中国寻求在印太地区取代美国”。
2019年6月1日公布的《印太战略报告》，将中国列入所谓“修正主义国家”，提出美中之间是战略竞争关系。美国政府公布的多份安全文件中已经认定，“中国的持续崛起给国际秩序带来了严重冲击”。
从拜登在竞选过程中的言论和今年民主党公布的党纲上可以看出，拜登不会改变特朗普时期对中国战略竞争的基调。曾为奥巴马政府工作、现效力于拜登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杰克·沙利文以及在奥巴马执政时期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在2019年《外交事务》杂志上，曾经就美国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进行了评论，认为“应该以更加冷静的头脑放弃过去对中国的幻想”，在一系列问题上使用更强硬的手段。这一点似乎与美国国内政治大环境相契合。
那些持有所谓中国滥用贸易实践者认为，中国在新技术和人权记录领域努力越过美国。这一观点与拜登将中国崛起描述为“严峻挑战”之言相互印证。
拜登虽不会公开承认，但言语中肯定了特朗普的对华战略基调，拜登曾言，“美国确实需要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如果中国有办法，它将继续抢夺美国和美国公司的技术和知识产权，它还将继续使用补贴，使国有企业获得不公平的优势，以协助他们支配未来的技术和产业。”
作为民主党派政府，拜登的上台预示着长期以来美国对华接触战略可能走向终结。拜登新政府会重新审视奥巴马时期有关美中关系的一些基本假设，对中国实行某种制衡战略。美国大选期间，杰克·沙利文给予特朗普“变向的褒奖”，认为“特朗普对美国外交政策的诊断不乏优点，只不过给出的处方不成功”。
对美国而言，这位站在拜登阵营中的高级顾问对特朗普平衡中国之举给出了中肯的评价，只是不满意其实现方式。这一评论勾勒出了拜登对华的战略基调和可能的应对方案。
拜登对华战略预判
拜登将采纳特朗普对“中国威胁”的“诊断”，推行所谓的恢复主义，继续实践对中国的压制。总体上，拜登在上台之后，会试图实现美国全球领导权回归和改善与中国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国家的关系。
具体而言，拜登会比特朗普时期采取更加有效的反制措施，与盟友紧密合作，共同对北京施压。拜登很有可能实施一项软制衡战略。它不以贸易战为特征，但是会表现在与美国与亚洲和欧洲盟友之间的合作，作用于所谓改变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强迫技术转让和工业补贴”以及中国持续的“强占”南海举动等方面。经济上，拜登欲通过发展与亚洲国家的强有力贸易关系，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战略困难重重。拜登在其公布的经济计划中，希望把关键产业链带回美国并且提高美国的生产力。那么，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难有起色。
鉴于中国刚刚签署的RCEP给美国造成的压力，他会重新考虑被特朗普抛弃的TPP谈判，拉拢东南亚国家，但由于民主党不在国会中占有优势，会给其推动美国重返多边贸易协定造成阻碍；海上安全方面，美国新上任总统拜登可能对特朗普时期提出的印太战略改弦更张，通过在亚太地区军事存在以及加强与澳大利亚、印尼、日本和南韩的伙伴关系，“恢复”美国太平洋强权地位。
形式上看，拜登可能会抛弃“印太战略”的提法，不会过于突显印度在美国亚太军事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在南海问题方面，拜登执政后，美国会持明确立场，为东南亚声索国提供能力建设帮助，通过加强与南海声索国和盟友的军事安全关系，发挥美国海上警卫队在南海的作用，维持前沿存在，实现所谓“航行自由”。
当然，考虑到美国疫情肆虐背景下拜登外交决策过程的以往记录、因高龄带来的任职周期以及相关政策在美国国内推动时遭遇的阻力，美国新政府对华战略仍然充满变数。
作者：范斯聪，察哈尔学会研究员、武汉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国家领土主权与海洋权益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来源：直新闻，2020-1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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