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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新、张一诺:中国“第一新闻官”赵启正与中国新闻发言人制度建设
发布时间:2020年12月08日  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作者:钟新、张一诺  阅读:822

摘要:2003年,“非典”的降临给中国政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全面建立也从这一时期起步。赵启正对我国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建设历程与思想主张在当下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之时有很强的指导意义。首先,新闻发言人承担着“对内沟通公众,对外说明中国”的双重责任;其次,新闻发言人需要时刻坚定立场、澄清歪曲误解;最后,应不断完善自身能力建设,做到既“理直”又“气和”。


赵启正曾担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和全国政协发言人。在这期间,他不仅出色地完成了“向世界说明中国”的任务,被国际舆论誉为“问不倒的新闻发言人”,同时也对我国新闻发布的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设立了我国的发言人制度,拓展与公众沟通新渠道,开创外宣工作新局面。


2003年,“非典”的降临给北京市政府乃至中央政府带来了严峻的考验。疫情爆发后,卫生部连续举办了67次新闻发布会,是举办新闻发布会最密集的时期,也是我国全面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的重要标志。这次事件后,信息发布和信息公开的重要性也被不断认知。赵启正在《新闻发布概论》一书的序言中写道:2004年12月28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首次公布了62个部委75名新闻发言人及其新闻发言工作机构的通讯方式,这标志着我国政府三个层次的新闻发布体制已经基本建立,即国务院新闻办、国务院各部门和省级政府的新闻发布和发言人制度。他指出,健全的新闻发布制度有利于政务信息的公开透明,有助于政府建立起贴近群众的有效沟通渠道,它对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同时,随着我国国力日益增强,我国日趋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越来越多的外国记者和公众希望了解更多关于中国的信息,不断完善的新闻发布制度也是维护中国良好国际形象的重要保证。


当下我国的新闻发言人制度已经日趋成熟,从发言人种类上看主要包括政府新闻发言人、外交新闻发言人、社会团体新闻发言人、企业新闻发言人、文教医疗部门新闻发言人等。随着全球化程度加深、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新闻发言人制度也在面临着诸多新考验,在这个阶段,赵启正关于发言人制度建设思想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第一,“对内沟通公众,对外说明中国”的双重责任日益凸显;第二,作为中国政府形象的代表和具体体现,新闻发言人需要时刻坚定立场、澄清歪曲误解;第三,日趋复杂的形势尤其是国际形势对新闻发言人自身能力的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赵启正曾说:“新闻发言人不是人,而是一项制度。”作为“制度人”的新闻发言人在诠释公共利益、把握国际话语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也蕴含了丰富的公共外交思想。


2020年,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新一轮考验来袭。中国政府从发现不明肺炎到此后不间断地面向公众、面向世界公开信息已展现出值得称赞的公共卫生治理能力和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但在新的国际形势和历史条件下,中国仍面临诸多挑战。回顾新闻发言人制度的建立及思想主张,在当下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双重责任:对内沟通公众,对外说明中国


在《中国故事,国际表达》一书中,赵启正指出:“新闻发布兼有对中国公众的政务信息沟通和向外国媒体说明中国的双重任务。”完善的新闻发布制度对内能够提高政策透明度,加强公众与政府的沟通互动,凝聚人心,增强公信力;对外能够说明中国真实情况,消除疑惑,促成共识。


以“SARS”事件为例,中国政府以快速的反应力和应对力使这场危机转危为安。2003年的春天令很多人刻骨铭心,突如其来的疫情侵袭了中国大地,面对如此严重的疫情考验,国内有关机构起初显然措手不及,一度造成社会恐慌。当时的中国也突然成为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一些西方媒体将天灾刻画为人祸,导致中国经济和国际形象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面对危机,中国政府快速作出应对,撤销相关负责人,重新核定相关数据,举行新闻发布会,增强信息透明度。这些举措不仅稳定了国内情绪,形成了团结一心、众志成城抗击“SARS”的民族凝聚力,同时也向国际社会说明了真实的中国情况,塑造了务实果敢的政府形象。当时来中国的一位世卫组织专家领略了中国面对“SARS”危机的智慧与勇敢,本打算只在中国呆一星期的他最终在中国呆了45天。


因此,及时、有效的新闻发布是引导国内外舆论的有力方式,既要保证给外媒提供足够的信息,也要重视国内媒体的需求。赵启正2005年接受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专访时提到,要区分“丑事”和“突发事件”两个概念。突发事件不一定是丑事,但却是令人痛苦的或是造成巨大损失的,比如疫情、地震、海啸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要遮遮掩掩,而要及时地告诉家属和公众。有时越是遮掩越会适得其反,发言人只发布目前掌握的信息也好于三缄其口,尽早发布便会掌握主动权。


坚定立场:讲好中国故事,改善中国形象,澄清歪曲误解


对外宣传工作不到位,会造成文明与文明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自说自话”,相互不理解乃至产生隔阂与误解,而地理上的距离、文化传统的差异又加剧了隔阂。长时间以来,人们更加习惯于向世界“宣传”中国,赵启正则倡导推广“说明”中国,以免在翻译的过程中被误解。英文的“宣传(propaganda)”与中文的“宣传”含义相去甚远。“说明”是基于中国的真实情况,进行真诚的交流。中国正处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和历史机遇期,作为一个始终坚持“和平崛起”的大国,我们要避免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对于“中国威胁论”“傲慢的大国”等错误的论调做出有力的回应,让世界听到并且相信中国的声音,改善中国国际形象,澄清歪曲误解。


1999年5月25日,美国国会众议院特别委员会抛出一份敏感文件:《考克斯报告》(全称《考克斯报告——关于美国国家安全以及对华军事及商业关系的报告》),污蔑中国窃取美国导弹、核弹和卫星等军事技术,危害美国国家安全。有专家分析,美国该举动是为了转移国际舆论视线,此前5月7日,北约的美国轰炸机击中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当场造成三名中国记者死亡、多人受伤,在国际社会受到强烈谴责。而《考克斯报告》却把舆论的焦点转移到中国身上。《考克斯报告》抛出后第六天,赵启正以国新办主任的名义召开了第一次新闻发布会,7月15日召开了第二次新闻发布会。赵启正发挥核物理专业背景的优势,掷地有声地作出回应,以大量事实反驳,澄清事实真相,考克斯最终自取其辱。美国《时代》周刊把《考克斯报告》评为1999年“十大国际丑闻”之一。


类似的案例有很多,例如1998年赵启正在“面向21世纪的世界人权”国际研讨会闭幕式上的讲话“把你们的见解留下,把我们的友谊带走”,向世界介绍了中国为保障人权所做的不懈努力,谴责了以意识形态化的眼光看待人权的固化思维。中国日益强大,面对的质疑声音与日俱增,有些来源于不了解真实的中国,而有些则是长久以来把握国际话语权的西方媒体的刻板成见或刻意抹黑和歪曲。赵启正说,新闻发布是解读我国真实情况和外交政策的重要界面,目前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形象比想象中的低很多,这与国际传播能力、意识形态分歧、媒体报道偏见等因素密切相关。讲好中国故事,正确地、及时地讲好中国故事在当下格外重要。记者和各个岗位的发言人作为这一任务的主要践行者,要“内知国情,外知世界”,不断拓宽知识面,用最恰当的语言讲最有说服力的中国故事。


能力建设:发言人的硬实力与软实力


国家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作为国家代表的发言人也是如此,不仅要业务能力过硬,还要散发魅力,让更多的外国人愿意主动了解、喜欢中国。


硬实力:知识背景、调研能力、简明扼要、心理建设


发言人的业务能力十分关键,是否有充分的知识背景支撑、扎实的调研能力以及面对记者简明扼要归纳概括问题的能力,决定了发布会的效果好坏。赵启正说,发言人是不允许出错的角色。所谓“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一场发布会的成功离不开背后的努力和付出。


例如,赵启正为政协新闻发布会上一个多小时答记者问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会前)需要做两种功课,就像高中生要高考,平时要用功,每天看国际、国内重要新闻和评论。在发布会前三个星期,我有一个小组,包括一些我们政协的同志,我的六位博士生,还有一位副教授,每天白天、晚上,集中精力做调研和准备。”


此外,经验丰富的发言人也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和强大的心理建设。赵启正对新华社记者说,新闻发言人使命庄严、责任重大、压力重重。新闻发布会的效果就是对内政务公开、透明,扩大公众知情权;对外向世界说明中国的真实情况,解疑释惑。因此,答记者问是一场新闻发布会的关键环节。赵启正强调,碰到尖锐问题不能回避,过分强调回答技巧也是不对的。发言人应当正面应对,接起外国记者“抛出的球”,比起“无可奉告”,更应该说清事实。赵启正任发言人时从不会在发布会前给记者提前布置问题,他认为,尖锐的问题才恰恰是最需要新闻发言人回答的,发言人要有责任感和担当的能力。


实力:广结朋友、真挚沟通、散发魅力


发言人的软实力即是一种吸引力和魅力,具备这样素质的发言人的沟通往往会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赵启正无疑是兼具个性与亲和力的。李希光评价他:“赵启正在发表公共演讲时,他的立场毫无疑问是政府的,但是他的思维方式和使用的语言却是新闻记者式的。他在演讲中很少使用行话、套话等远离听众的语言。这在表面上看是文风问题,实际上表现了赵启正作为一名高官的朴实和诚实的态度。”


第一,真挚沟通,理直气和。赵启正说,比“理直气壮”更高的境界是“理直气和”,即自信加从容,“不管是国际间的对话还是个人之间的交流,说道理一定要有依据,有了依据,心底踏实,娓娓道来,并不会因此缺少气势,反而能更显出表达的语言背后的巨大‘潜能’。”比起“技巧”,赵启正更喜欢“真挚”,他说:“真挚是深度沟通的前提。”当前新型冠状病毒肆虐全球的情况下,作为国家代言人的新闻发言人更应该体现出共情与关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在此刻尤为凸显。发言人并不是一种支配、对立的角色,过于强势或咄咄逼人反而会取得不良效果,与他国的对话也需要秉承着和平的友人心态,这样才能吸引更多的人主动了解中国。


第二,广结挚友,润物无声。在多年外交实践中,赵启正也收获了许多珍贵的友谊,先后与基辛格、阿拉法特、叶利钦等展开深入对话。虽然他是很多人眼中“问不倒的发言人”,但赵启正也十分注重与国际友人交往间的关爱与真诚。例如,他与日本TBS电视会长砂原幸雄结下友谊,砂原幸雄先生说:“我会把我们的这份友谊作为一生的财富认真对待。”建立在友谊基础上的对话更加深入,能够触及问题的核心。赵启正与奈斯比特夫妇结下深厚的友谊,并详尽地解析了对“中国模式”的不同见解,深入地探讨中西方之间的隔阂和交流不畅的原因。《对话:中国模式》中提到,他们并不避讳敏感问题,例如西藏问题,约翰·奈斯比特也真诚地指出中国并没有讲好西藏故事,才给了西方错误解读、歪曲的空间。因为友谊坚固,所以直言不讳;因为发自内心地认可“中国模式”,因此真诚地希望中国被世界认可。奈斯比特夫妇的《中国大趋势》一书,精辟地提出了“中国新社会的八大支柱”理论,并坚信“中国模式”将以难以置信的力量影响世界。作为友人、作为中国代言人的赵启正在其中的推动力量不可忽视。


赵启正为我国新闻发布、公共外交工作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他建立、推动了我国新闻发言人制度,于内于外都有着积极意义。同时作为一名杰出的发言人,他用亲身经历为当前我国新闻发布工作、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借鉴。



作者简介:钟新,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张一诺,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硕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公共外交季刊》, 2020年02期

责任编辑:方柔尹、徐坤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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