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评社北京11月1日电（实习记者 柴昕彤）10月27日晚，“国政学人：名家学术讲堂第一期”邀请到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海洋发展研究院院长庞中英就全球治理议题开讲。庞中英在讲座中谈及全球治理的工作原理与对已有全球治理研究的反思。
“全球治理在哪里？WTO、WHO等国际组织的活动能否算作全球治理？”讲座开始之初，庞中英如此问道。他强调，全球治理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他亦赞同美国学者关于全球治理内容的说法：Known Knowns，Known Unknowns，Unknown Unknowns，and Unknown Knows in the Study of Global Governance.
接着，庞中英介绍了两位研究全球治理的学者的著作。2018年，最早研究全球治理的两位学者Thomas G.Weiss和Rorden Wilkinson出版了《重新思考全球治理》一书。早在2013年，他们两位就在《国际研究季刊》（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发表了《重新思考全球治理：复杂性、权威、权力和改变》（Rethinking Global Governance？Complexity，Authority，Power，Change）一文。他特别提到和强调了“复杂性”一词，“复杂性”是全球治理的显着特点，值得思考。而理解“全球问题”需要从具体的地方开始，从关心的事情开始。
庞中英表示，现在有很多人认为全球治理的秩序是由美国制定和主导的“美国规则”，应该对此进行改朝换代。其实，这一秩序应该被叫做“自由秩序”或者“西方的自由秩序”，这一秩序持续多年，但是关于它是否走向终结了抑或是应该制造“更加公正、合理、均衡、人道”的新秩序的问题，我们可以参照类比20世纪70年代的“新国际经济秩序”，以史为鉴寻找破局之法。
在全球治理的研究过程中，要不要进行比较研究和调查，国家行动者（过去翻译为“国家行为体”）对全球治理的真实态度和政策是什么呢？庞中英认为，比较研究很重要，不同的国家对全球治理的参与程度和具体政策各有不同，并且会随着时间而改变。
谈及“世界政府”的概念之时，庞中英提出联合国和联合国体系不是“世界政府”，但是，有的国际组织胜似“世界政府”。“世界政府”是一个源远流长的思想和实践。在“全球治理时代”，尽管精心设计“国际”的各种东西，避免“世界政府”，“世界政府”居然部分获得实践。一系列“世界”打头的现存的（the existing）国际组织告诉深刻的悖论（paradox）或者问题（puzzle）或者困境（dilemma）。这些悖论、问题、困境、构成国际组织“改革”他们的理由。全球治理从理论上不是世界政府，但全球治理的有的实践比世界政府还具有颠覆性。约瑟夫·奈的一段话，界定了全球治理。“没有统治的治理”，却走向了一个极端。全球治理并没有挑战民族国家的主权。
那么在联合国主导下的四十年气候变化治理是典型的全球治理吗？庞中英认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尤其是1992年6月以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178个国家的1.5万名代表与会，其中118个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大会。会议通过了《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又称《地球宪章》）《21世纪行动议程》《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保护生物多样性公约》等一系列文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提出。这样的“全球治理”运动，确实能找到19世纪欧洲协调的影子。
海洋领域的全球治理的发展历程又如何？庞中英介绍说，1958年、1960年和1973－1982年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通过了1958年《领海与毗连区公约》、《公海公约》、《捕鱼与养护生物资源公约》和《大陆架公约》、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UNCLOS）等全球海洋治理的核心法律制度。大多数联合国成员国加入UNCLOS。美国没有。但美国和UNCLOS的关系复杂。在联合国主持下，又先后通过了1994年《公约第十一部分执行协定》和1995年《鱼类种群协定》两份《海洋法公约》的执行协定。联合国主持UNCLOS“第三执行协定”的制定工作，即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续利用问题政府间谈判（BBNJ），为全球海洋治理制定新规则。自了2004年起，该问题先后经过了联大特设工作组（2004－2015年）和预备委员会（2016－2017年）两个阶段。2017年12月24日联大第72／249号决议决定2018年至2020年召开政府间会议，就海洋生物多样性国际保护问题拟定一份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文书。
庞中英说，对于当今的全球治理，我们能提出、能研究什么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会发生全球治理的倒退？或者为什么现在的局面是“全球治理的危机”？用“全球治理的失败”、“全球治理的危机”甚至“全球治理的终结”等为题做研究文章的有多少？Google一下？冷战结束后的一段时间到底真的“全球治理”发生了或者存在吗？ 这些问题都值得深思和研究。而“下一代全球治理”更是需要在这些思考和研究之上寻求出路。
最后，庞教授强调未来的全球治理应该跳出意识形态的束缚，打破西方世界在过去30年中确立的理论范式，以例如“艾滋病治理”的具体领域为切入口，各参与行为体拿出具有自身特色的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没有被人们普遍接受，中国参与全球治理需要提出具体的“中国方案”。
责任编辑/唐春云 徐坤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