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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贻聪:我的“外交官”之路(二)
发布时间:2020年09月22日  来源:  作者:徐贻聪  阅读:228

01


1949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及其中央政府的成立,外交部也随即“挂牌”,今年是建部70周年。建部之初,首任部长周恩来总理就明确指出,外交队伍是“文装解放军”。就是说,中国“文装解放军”的问世亦已70年。非常荣幸的是,我在这支队伍里至今“摸爬滚打”了57年,还被普遍看作为是一名比较“合格”的战士,当然应该有理由做些回顾。


既然是军人,无论是统一着装的,还是穿一般服装的,都要有爱国的觉悟,都要有勇敢的斗争精神,都要有严格的纪律要求,都要有迎接任何风浪的精神和准备。从总体上看,中国的“文装解放军”经过70年的考验,没有辜负周总理的希望和委托,出色地完成了党的重托。这支队伍的成员应该为此骄傲,也用此鞭策。


入部以后,我先后在外交人员服务局、美大司、拉美司、世界知识村社,以及驻墨西哥、尼加拉瓜、厄瓜多尔、古巴和阿根廷的使馆担任过不同职务,还在新华社巴拿马分社担任过首席记者助理,直到2001年初退休。其后,又以“外交部退休干部”的名义,在一些部属机构,诸如外交史学会、前外交官联谊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基金会等担任过理事、名誉理事,还饶有兴趣地参加过外交笔会、集邮集币协会的活动多年。


回首以往,可以用“从对外交一无所知到一个资深外交官”来形容我的生涯,以“锻炼、成长、光荣、争光”来概括我的经历。


02


古巴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美洲国家,也是在北京设立的第一个讲西班牙语的大使馆。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和直接关怀下,我国于1952年开始有了西班牙语的教学,但到1962年古巴在北京设立大使馆时,学习西班牙语的人数依然很少,我是其中之一。或许,正是这样的历史机遇,给我创造了天赐的条件,使我得以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天地,而且是经由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直接点名,让我“所学所用”,有了用武之所。由于古巴使馆的“赏识”,我得以在那里工作了8年之久,先后为他们的前三任大使担任翻译,从而有机会给包括周恩来、刘少奇、陈毅、邓小平以及谢富治、郭沫若等老一辈领导人做过翻译,成就了我的许多梦想。后来,我还曾被派为在北京第二个讲西语使馆的墨西哥大使担任过短暂的两年翻译,同样得到了许多外交方面的锻炼,为我的外交生涯奠定下了坚实的基础。还应该特别提到的一点是,在外交人员服务局,我以自己的认识和表现,在1973年“重新开始吸收党员”后被首批吸纳进共产党的队伍,并且没有预备期。


1974年,我从部属单位回到外交部直属部门,进入了美大司,参与司里对拉美国家的工作部分,首个任务是负责与中国刚建交的委内瑞拉事务。在美大司,我作为科员、处长、副司长,一直管理的都是与拉丁美洲有关的事项,有机会参与我国领导人出访的准备和陪同、外国领导人来访的安排接待、同一些国家建交的谈判,还有对所管国家情况的了解等等,从中逐步认识到了外交的真谛。其实,外交部也是一所大学校,只要有心、用心,在这所学校里可以有实践,更可以学习到理论,把自己培养成名副其实的外交里手。


1989年初,随着中国对外关系的增多和外交事务的扩大,外交部领导考虑到原来的美大司分管的范围过大,任务过重,而拉美和加勒比又是一个面积大、国家多的地区,需要加强对它的工作,指示我起草将该地区从美大司剥离出来、成立单独的“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司”的报告。这个意见很快得到中央批准,我也就成为了这个新司的首个领导班子的成员之一,但管理的事务并没有发生变化。作为新机构的主要领导成员之一,我有幸参加过许多中国和拉美之间的交往活动,得到了政策和外交方面的很多知识和经验,而且都是直接的,极为生动、具体的。


拉美司的建制和班子健全之后不久,也就在外交部从东四的旧址搬迁到朝阳门的新大楼前夕,我接到指令,赴厄瓜多尔担任大使职务,从而开始了我的驻外使节生涯。辗转数国,直到退休,导致我从未在外交部的新大楼里办过一天公,可以算作一个小小的遗憾。不过,我在驻外使节的岗位上尽心尽力地贡献了我的绵薄之力,同包括古巴的卡氏兄弟、厄瓜多尔的两位总统、阿根廷的梅内姆等拉美乃至世界的知名领导人成为了过从甚密的朋友,被三国分别推誉为促进双边关系良好发展的有功之人,不仅受到国内相关部门的肯定,还分别得到了这些国家政府颁发给外国使节的荣誉勋章,厄瓜多尔政府更打破任职时间的惯例并少见地由总统夫妇亲自出面授颁和宴请,古巴主席卡斯特罗则亲署证书,用我的名字命名一种中国黄瓜,都可认作弥补。


在担任驻外大使的过程中,我曾经受命短暂地管理过外交部的另一个附属单位世界知识出版社,担任过它的党委书记、社长,还短时兼任过总编辑。我虽然对出版事业一窍不通,属于道道地地的“门外汉”,但听到此项安排“已经外交部党委讨论并在报上级备案”,便二话没说,立即“走马上任”。时间虽然不长,从1995年12月到1997年7月短短的一年半,但我边学边干,以雷厉风行和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给那里的人员和北京的出版界留下的印象还很不错。当时的《新闻出版报》曾以“大使社长”为题发表报道,肯定我的工作;出版社的人员至今都还愉快地记得当年我和他们的相处,都应该表明我的工作还算称职。


03


退休之后的十余年间,我从“政府外交”转入“公共外交”,按照外交部的交代和一个共产党人的自觉,利用知识和经验,通过口头和文字,做了一些涉及政策宣介、牵线搭桥、普及知识、推动合作等方面的事情,也还小有成功和成绩。按照新的政策和要求,关于“牵线搭桥”的部分不久前均已从名分上退出,但其他方面的事情还在力所能及地做一些,始终注意的是不能违背规定、不能违反纪律。


除了“部内”的职务,我还按照外交部的安排担任过一项“部外”的职务,就是“新华社巴拿马分社记者”,时间4年许。1979年5月,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需要扩大对外界的了解、加大与国外的合作。在此情势下,我接到任务,作为“新华社巴拿马分社首席记者助理”,去巴拿马和其他中美洲国家开展友好工作。经过约半年的准备和联系,我于当年11月底,同首席记者及他的翻译一道,经巴黎飞抵巴拿马城,开启一项全新的工作,即通过“采访”和记者的活动接触各方面人士,相继做些友好、交友、联络、沟通方面的事情。其间有约两年时间,首席记者被调往他国,新华总社只留我一人在巴拿马坚守。因此,我除自己承当的任务外,每天需要到处寻找信息来源,给总社编发消息,用老式打孔传真机或者明码电报发给总社编辑室,还要自己备餐请客,开车接送团组,故而被国内去访的团组和当地的华侨华人戏称为“八大员”(办事员,联络员,译员,驾驶员,炊事员,招待员,打字员,电报员),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每天“四脚朝天”。在那段时间里,我得以与巴拿马和中美洲其他国家的许多要人相识,同其中的一些人还成为了很好的朋友;我认识了许多华侨华人,促使他们为我国与他们所在国家的友好关系发展不断做出积极贡献,还动员他们积极协助我国在巴拿马举办的几次展览会的筹备和开放,40年后还被他们熟记;我为一些中国大的国营公司“走出去、请进来”进行联系、洽谈,帮助诸如中国纺织品公司、中国化工公司、中国远洋公司、中国银行等等,在国外设立机构穿针引线,形成协议;我还为数十个各类中国团组的出访以及这些国家相应的访华团组进行联络和安排,为他们接送,甚至担任翻译。就“记者”而言,新华总社将一个分社交给一个“外行”长达两年,应该认为他们还是放心和满意的。可以说,那几年给我的锻炼和提高独一无二,难以复制,确实是极为难得的机遇。


无论是任职于“部内”,还是受命于“部外”,我都随时以“军人”的姿态和标准要求自己,不断强化爱国情感,不断理解政策,不断体会纪律,不断向周围的榜样学习,以期充实自己,力争始终保持“来之能战,战之能胜”的状态和能力。


对于在外交部这个“文装解放军”里的工作经历和感受,我在前面说到的“自己结论”大概不需要解释。但是,还想“多余地”强调一下:确确实实地受到了锻炼,完完全全地得到了成长,感到无上的光荣和荣幸,为外交部争得了些许荣光。年纪大了,可以为这样的经历感到满意和满足,但依然不能因此“飘飘然”,还应该继续用“文装解放军”的标准要求自己,鞭策自己,保持荣誉,争取做一个“圆满的”战士。


责任编辑/唐春云 徐坤阳



作者:徐贻聪,察哈尔学会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外交部拉美司原副司长,中国前驻厄瓜多尔、古巴、阿根廷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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