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持续不断的大规模示威抗议运动是对特朗普总统执政能力的又一次考验。非洲裔美国人乔治·弗洛伊德之死点燃了人们对美国警察暴力执法与该国“系统性种族主义”的怒火，而这场示威抗议之所以在短短十余天内演变为1968年马丁·路德·金牧师遇刺以来美国国内最严重的内乱，特朗普本人的确难辞其咎。

首先，面对这场悲剧，特朗普未能给予受害者应有的同情，他仅与弗洛伊德家人进行了十分短暂的通话，而后者根本没有得到表达不满和诉求的机会。其次，特朗普不愿态度鲜明地谴责这一“谋杀”背后的种族主义问题，他深知自己的选民基本盘是中下层白人，他对“白人至上主义”的认同是发自内心的。第三，面对愤怒的示威抗议民众，特朗普没有尽力抚慰，反而不断用激烈言辞“火上浇油”，甚至试图通过煽动仇恨和对抗谋取政治利益。

引起更大争议的是，在已经部署数万国民警卫队队员的情况下，特朗普要求美国军队对示威抗议民众进行镇压。此举遭到国防部长埃斯珀等军方领导人的明确反对，他们不希望军队将美国民众当作敌人，更不愿军队沦为一种“政治工具”。无疑，对于美国民主体制而言，军队保持“非政治性”至为关键。不容忽视的是，美军内部其实也存在种族主义问题。据统计，美军19%的现役士兵是非洲裔美国人，但他们只占军官数量的9%。针对士兵使用“邦联旗”等带有种族主义色彩的行为，美国海军陆战队近日发布了禁令，足见这类问题的严重性。

如今，越来越多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不仅仅是种族主义问题引发的乱局，而是一场民主和宪政层面的危机。特朗普对总统权力的滥用、国会对白宫缺乏有力的制衡以及一种“非自由主义民主”的浮现，让很多美国人感到忧心。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瑟夫·拜登指责特朗普制造分裂和仇恨，宣称“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国家的灵魂，我们必须打败他”。纽约州长安德鲁·科莫对特朗普试图动用军队平息示威嗤之以鼻，并直言特朗普已经成为“美国生活方式”面临的最大威胁。

特朗普的做法在共和党内也引发了前所未有的批评浪潮。前总统小布什等众多共和党人公开表达了不满和忧心，呼吁“是时候反思美国的系统性失败了”。正如共和党资深政治人士、前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所言，特朗普是对民主的威胁，总统的所作所为已经偏离了美国宪法。鲍威尔明确表示他将在今年的美国大选中投票支持拜登。此外，曾在特朗普政府担任国防部长的詹姆斯·马蒂斯以异常强烈的口吻斥责特朗普“是我有生之年见到的第一位不试图团结美国人民的总统，甚至连假装尝试一下都不愿意，相反，他还要分裂我们”。

除了要面对来自美国国内的批评，特朗普的做法在国际社会也引发众怒。英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韩国等国都有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反对种族主义恶行，对美国的示威抗议运动进行道义支持。白宫对弗洛伊德之死的错误应对加剧了美欧之间不断扩大的价值观隔阂，欧盟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德国总理默克尔则委婉地批评了特朗普“极具争议性的政治风格”。联合国人权事务官员和专家认为弗洛伊德之死是“现代种族恐怖私刑”。弗洛伊德家人和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等民权组织都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此展开调查，即便美国已经在2018年宣布退出该组织。

国际社会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还来自于其对弱者的霸凌主义，而这是基于白人和西方的优越感。特朗普曾公开称非洲国家是“粪坑国家”，他还多次针对女性出言不逊，并对穆斯林、非法移民及其子女等采取饱受批评的政策举措。弗洛伊德之死令整个非洲大陆陷入愤怒，非盟委员会主席穆萨·法基·穆罕默德敦促美国政府“加大力度确保消除一切种族歧视”。为了转移矛盾，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奥布莱恩指责津巴布韦是美国国内骚乱的“幕后黑手”，然而这种做法只带来对特朗普政府的更多嘲讽。

总之，特朗普对弗洛伊德之死及其引发的大规模示威抗议的应对十分拙劣，如同他对美国疫情的不当处理一样，其执政能力的低下已是无可辩驳。2016年他可以借助煽动对抗和分裂走进白宫，但如今，对特朗普的这一政治策略，人们已经出现了“审丑疲劳”。无论是疫情还是这次内乱，美国普通民众为特朗普的“治理之弊”付出了巨大的生命和财产代价。

值得强调的是，特朗普政府还试图在国际事务上煽动对抗和分裂，尤其是不遗余力地对中国进行打压。这种加剧大国关系紧张、逼迫他国“选边站队”的做法势必让更多国家民众付出代价。特朗普以及白宫高官们应当做出反省，搞对抗绝不是解决美国内外挑战的良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