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几家国外主要媒体都近乎同时大幅报道，特朗普政府正在考虑是否停止通用电气公司生产的航空发动机的对华出口许可，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正式讨论将会在2月28日的政府跨部门会议上举行。这一重磅消息，就犹如山顶又落下一块巨石，砸向刚刚稍微恢复平静的湖面，再次给中美经贸关系激起了千层浪花。这一消息虽然还有诸多未定之数，但它的出笼也进一步表明，一个月前刚刚在华盛顿签署而且还墨迹未干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只是暂时阻止了中美“关税战”的进一步升级，而 “贸易战”的另一个维度——技术战——不仅不会因此偃旗息鼓，反而会在2020年更加硝烟四起：从通信领域烧向航空领域。
航空制造是现代工业的皇冠，而航空发动机更被认为是皇冠上的那颗明珠，代表着最为尖端的工业技术实力。目前，在航空发动机领域具有系统研制能力的国家只有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和中国，它们正好构成联合国安理会的五个常任理事国，而在制造业领域首屈一指的德国和日本却都不具备研制航空发动机的系统性能力，这并非一种简单的商业与政治的巧合，而是某种国际权力格局的隐喻。而在这五国中，美国、英国、法国都具备成熟的民航发动机特别是大型客机发动机的研制体系，并得到了市场的充分检验。俄罗斯和中国研制的航空发动机主要运用于军用飞机，在大型客机的发动机方面，中俄两国一直没有主流市场认可的产品，后者更加强调安全性、舒适性和经济性，它并非前者的简单转化。
可以说，大型民航发动机和计算机芯片，这一大一小，共同构成中国工业体系的两大主要“痛点”，严重制约着中国的工业强国地位。目前，中国正在努力加快推动国产商用飞机的研制进程，以改变中国民用航空主要被波音和空客垄断的局面，但是，目前中国研制的几种主要机型均使用国外航空发动机，这既是因为我们在这方面的技术积累还很薄弱，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更快拿到国际适航证，以便打入国际市场。中国商飞已经交付使用的支线喷气式飞机ARJ21使用的是通用电气生产的CF34-10A发动机；正进入试飞取证关键阶段的C919干线飞机采用是LEAP-1C发动机，它是由法国赛峰集团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合资的CFM公司研制的；而中航工业集团正在研制的新舟700支线涡浆飞机，使用的是美国另外一家航空发动机巨头普拉特·惠特尼（简称普·惠）公司的PW150C发动机。可以说，对国外航空发动机的高度依赖，是中国民航工业最大的产业安全隐患，这一隐患在经济全球化高奏凯歌之际，会被深深埋藏，而在地缘政治压力紧绷之际，则会成为致命心腹大患。
目前世界上有四大航空发动机巨头，除了美国的通用电气和普惠之外，另外两家都在欧洲，分别是英国的罗尔斯·罗伊斯公司（简称罗罗，又称劳斯莱斯）和法国的赛峰集团，它们共同构成了波音和空客在世界航空市场上争抢拼杀的关键供应链基础。由于中国尚不能自主研制大型商用航空发动机，中国商飞在与波音和空客竞逐蓝天之时，就会显得底气严重不足。不过，就犹如华为有“鸿蒙”和“海思”作为备胎，中国民航工业也并非完全没有未雨绸缪。2016年，脱胎于中航工业民用航空发动机事业部的中国航空发动机集团（简称中国航发）正式成立，很大程度上肩负起了保卫中国民航制造产业链安全这个重大使命。目前中国航发自主研制的大型客机发动机CJ-1000A（又称长江1000A）已经到了关键时刻，它致力于为C919 使用的LEAP发动机提供另外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不过，CJ-1000A发动机要得到商业上的全面检验，可能还需要一段路程要走。
正是这一关键节骨眼上，2019年特朗普政府发动针对华为的技术战以来，业内就有专业人士隐隐担心，如果美国切断对中国的航空发动机的供应，无疑将会引爆中美技术战的另外一个关键战场，只是没想到这场“新战役”这么快就已经枪弹上膛。
其实，在国际航空技术领域中，向来都是刀光剑影、谍影重重，而不是田园牧歌、请客吃饭。俄罗斯正在研制并于2018年完成首飞的大型客机MС-21 有多个零部件向全球采购，其中就包括发动机，2019年1月以来，美国对俄罗斯实行了新一轮制裁，禁止美国公司以及使用美国技术的国外公司比如日本东丽向俄罗斯公司供应复合材料，而俄罗斯依靠这些材料生产MC-21的机翼。尽管到目前为止，美国还没有阻止俄罗斯接收普惠集团的PW1400G型发动机用于飞机测试，但俄罗斯已将国产PD-14型发动机作为备份方案，以应对供应链断裂的最坏情况。
中美航空发动机之战在2019年即有征兆。乌克兰航空发动机巨头——马达西奇公司因为资金匮乏濒临破产，一直在寻求国际买家。马达西奇建于1907年，许多军用飞机、巡航导弹和直升机的发动机来出自马达西奇，一度被认为是苏联航空工业的“动力沙皇”。乌克兰方面一直将中国作为最好的潜在买家。2019年8月28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公然出面阻止中资企业收购，推动乌克兰反垄断委员会否决收购案，还警告乌克兰称将工厂出售给中国投资者“会带来危险”。
可以说，国际民用航空工业的新一轮“战火”已经在熊熊燃烧，美国在航空技术领域频频出招，从根本上反映的是美国日益加大的技术危机感。
最近一年多，先后爆发两起波音737MAX飞机空难，这暴露了波音一系列质量问题。中国民航局率先停运这种机型，并很快得到众多国家的响应，MAX飞机最终在全球停飞，而美国和其盟友加拿大是最后宣布停飞的国家。受此影响，2019年，波音飞机的交付量只有375架，其订单也创历史新低，不得不关闭多条总装线，开始了大规模的裁员，并背负了巨额的财务压力。而其战略竞争对手空中客车则乘势大幅跃进，全年交付量达到863架的历史新高，而且新订单纷至沓来，各条生产线都开足马力应对交付压力。
一度被誉为美国制造“皇后”的波音正在遭遇近几十年来最大的危机时刻，其在民用航空工业的霸主地位正在被空客无情碾压；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商飞也将在2021年正式交付C919，加入到大型客机的市场竞争中来，这无疑将进一步撼动波音的地位。
拥有百年历史的波音，是美国工业的王牌，它对于美国的高端制造具有无比重要的实质意义和象征意义。波音之于美国，就犹如丰田之于日本，西门子之于德国，无论是美国政府还是美国社会恐怕都不能接受波音的“坠落”。特朗普政府在航空发动机领域蠢蠢欲动，其意图不言自明，通过打击正处于研制关键阶段的中国商飞，来确保波音在世界民航制造的主宰地位不受威胁。不仅如此，美国政府对空客也毫不手软，哪怕欧盟是其重要的政治盟友和技术伙伴。2019年10月18日美国对价值75亿美元欧盟输美产品加征关税，其中就包括对欧盟大型民用飞机加征10%的关税。最近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又宣布，将于2020年3月18日起将从欧盟进口的飞机关税从10%上调至15%。美国的行为再次表明，在战略性产业和关键性技术领域，世界从来都不是平的，自由贸易只是神话而不是现实。
特朗普政府正跃跃欲试的航空发动机之战，必将引发全球航空工业体系的轩然大波。首先，通用电气将面临十分艰难的选择。多年来，作为美国老牌制造业企业，通用电气与中国有着十分密切的合作关系，中国既是通用电气最重要的海外市场，也是其全球化供应链的最重要海外来源地之一。特朗普的禁令如果成为现实，必将引发中国的反制措施，而通用电气无疑将会遭受断臂之痛。除了通用电气的发动机，中国商飞的C919是一个高度全球化的产品，它的机电系统来自美国的霍尼韦尔，航电系统则来自美国的柯林斯。毫无疑问，这两家美国工业巨头也会因此而遭遇巨大的池鱼之灾。至于波音飞机，它一直将中国市场作为其最重要的海外开拓市场，未来二十年，中国需要购买6000架飞机，价值上万亿美元，中国断不可能在美国对中国商飞痛下杀手的情况下，还大规模采购波音飞机，而很难想象如果波音败退中国市场还能称霸全球。因此，这必然又是一场“血拼”。
如果说华为的美国供应商是信息革命的产物，代表了美国的新兴产业力量，正是它们的极力动员，促使了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多次暂缓对华为出口禁令的实施；那么上述四大企业都是美国电气革命的产物，是美国强悍工业文明的象征，在美国民众的历史记忆中具有重要地位，在美国的政治体系中也同样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它们能否听任特朗普第二轮技术战落地，同样值得观察。
但不管如何，继在关键供应链条上打压华为之后，特朗普政府又打算在民航发动机的问题上蓄势待发，接二连三的残酷事实表明，技术之战正在成为21世纪大国角力的最主要方式，技术霸凌主义和技术沙文主义已经成为横亘在中国崛起道路上的一道关键沟壑。而在地缘政治和大国竞争的紧张压力下，全球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断裂危机，技术的全球化将让位于技术民族主义，中美技术脱钩仍然在以巨大的惯性向前行进。这绝非全球经济体系的福音。
面对滚滚而来的技术战的轰鸣声，中国尚在襁褓之中的民航工业可谓无路可逃，只能起而迎战。一方面，中国必须发愤图强，加紧推动国产航空发动机的研制进程，以及其他关键机载设备和系统的开发，培育和构建更加安全的航空产业链条；另一方面，以中国商飞为代表的飞机制造商也需要适时调整技术路线，全面加强与欧洲的产业合作，包括航空发动机的合作，以在欧美之间的产业竞争和外交裂缝中寻找我们的机会。
责任编辑/张玲 徐坤阳
作者：李巍，察哈尔学会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来源：财新网，2020-02-17
原文链接：http://opinion.caixin.com/2020-02-17/101516514.html?cxw=Android&Sfrom=Wechat&originReferrer=Androidsha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