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美苏双方希望和推进战后经济合作的氛围中，苏联提出了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由于苏联期待更优惠的贷款条件而美国有意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雅尔塔会议没有提出贷款问题，从而错过了历史最佳时机。杜鲁门执政后，美国的意识形态偏见和苏联对自身经济体制和国际经济形势的认知偏差，导致双方在贷款问题上长期交涉但最终未果。贷款流产成为苏联与美国主导的世界经济体系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冷战起源和战后美苏关系的变化，始终是国际学界关注较多的研究课题。人们从外交、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各个层面介入对这一主题的讨论，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关于冷战起源的经济因素，或者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出现了一些新的研究成果。不过，相对于其他层面，经济冷战起源的研究显得比较薄弱，尤其是对新出现的俄国和东欧档案的利用不足，有些问题还没有说清楚，甚至有的史实在学界尚未取得共识。
实际上，在整个冷战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美苏之间经济实力的对比和经济关系的变化，始终是一个基本的因素，尽管直到苏联解体前夕人们才真正意识到苏联经济实力脆弱的全面含义。历史已经证明，苏联发展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制度问题（特别是经济体制）。追根寻源，应该引起关注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构建的苏联与美国和西方的新型关系，已经为苏联调整和改革其经济体制创造了客观条件，而苏联领导层却没能抓住这次历史机遇。究其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首先要搞清楚的是，面对战后美苏两强不对称的特征——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经济——苏联是如何设想并处理与美国（以及西方）之间的经济关系的。这里涉及诸多问题，例如信用贷款、布雷顿森林体系、租借清算、战后赔偿、马歇尔计划、经互会、莫斯科国际贸易会议以及苏联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讨论，等等。笔者拟在学界以往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近年来开放的俄国档案，逐一讨论这些问题。本文主要考察的是战争后期和战后初期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
美国对苏贷款问题在冷战开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引起学者注意。随着档案文献的解密，这一问题到20世纪60年代末渐渐被“放在一个更加突出的地位”。特别是俄国档案开放以后，贷款问题越来越受到学者关注。尽管如此，这里仍然存在着很多有争议的看法，如苏联是否真正需要美国的贷款？美国为何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苏联未能如愿取得美国贷款造成了什么结果？这一结果与冷战起源究竟是什么关系？悬念确实存在，正如当年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所说，“这种贷款能否使苏联成为战后世界更加合理和合作的国家，将是历史上最大的‘如果’问题之一”。
一、战后美苏经济合作的政治经济基础
虽然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十月革命后的苏俄政权迟迟没有得到美国的承认，但在利益的驱动下，许多美国商人对苏联采取了“政经分离”的态度——政治上不承认而经济上保持往来。特别是在1921年列宁提出“新经济政策”的主张以后，苏联经济体制的改变和国内市场的出现，吸引了众多的美国资本家，尽管没有得到美国政府通常为对外贸易提供的便利和保护，企业家们还是积极进行对苏贸易和投资。石油大亨阿曼德·哈默就是其中最著名的一位。到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对苏贸易额比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增长了2倍，对苏出口贸易额达到最高点：1930年的1.113亿美元和1931年的1.034亿美元。
1933年11月17日，美国出于基本的政治原因在外交上承认了苏联。罗斯福总统还试图通过取消对苏联产品的特别限制、接受购买从苏联直接运来的黄金等措施推动美苏贸易。然而，由于美国国务院试图把美苏债务问题作为“一种杠杆”，以获取苏联在政治和外交上的让步，并迫使苏联遵守国际经济关系中有关财产和合同安全的准则，而苏联则坚持拒绝在美国同意延长贷款期限之前解决债务问题，双方关系再次进入紧张状态。随着美苏债务问题谈判破裂，加上苏联抛弃“新经济政策”后国内经济环境的改变，美苏经济关系陷入低谷。1934年美国国会通过的约翰逊法案禁止私人或机构向欠债国提供贷款，也是导致美苏贸易下滑的重要因素。战前，苏联唯一得到的一次美国贷款是1933年复兴信贷公司提供的400万美元（购买美国棉花），利息5%，期限一年。
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加入国际反法西斯阵营后，美苏关系急速升温。战争期间，美苏之间经济关系的表现形式主要是租借。1941年3月美国通过了“租借法案”，授权总统向“对美国国防至关重要的任何国家”“出售、转让、租用、借用或以其他方式处置”防务用品。据此，美国向英国、苏联以及中国等盟国提供了大量军事和其他物资援助，奠定了战时美英苏中四大国合作的基础。据统计，美国用于租借援助的资金达436亿美元，约占二战期间国防开支总额的14%。其中，近110亿美元提供给了苏联，约占国防开支的3.5%。美苏贸易由此大幅提升。1935年至1939年间，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所占比重不到2%，在美国进口贸易中所占比重大约1%。在战争期间，由于租借和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出口，苏联在美国出口贸易中的份额已达20%左右。
在接到美国向苏联提供第一批租借物资的通知后，1941年11月4日，斯大林致电罗斯福：“对于您有关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无息贷款用以支付武器和原材料供应的决定，苏联政府不胜感激，并将其视为……对苏联的最大支持。受苏联政府委托，我对您所述的向苏联提供此种债务的条件完全赞同，即这些债务应在战争结束5年之后开始偿还，并在这5年期结束后的10年逐步还清。苏联政府准备尽一切必要的努力，向美国提供苏联所掌控的美国所需的商品和原料。”11月6日获悉了斯大林信函的内容后，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当晚给苏联驻美临时代办葛罗米柯打电话说，“不会有比这个更好的莫斯科回信了”。
美国的经济实力在战争中突飞猛进，堪称“生产奇迹”。与战前（1937-1939）工业指数相比，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增长了1.23倍，其产量相当于三个轴心国的两倍。出口贸易也急剧增加，从31.9亿美元增加到153.4亿美元。国外投资从1940年的123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168亿美元。美国的黄金储备从1938年的145.1亿美元增加到1945年的200.8亿美元，约占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量的59%。在这个基础上，美国在战争后期便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构建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战略构想，其主要内容为：以美国的政策目标和计划为基础，制定一系列基本的多边国际规则，如国际贸易领域的削减贸易壁垒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即多边自由贸易原则)等；在美国的主导下创建一系列多边的国际组织机构和国际机制（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
在美国领导人看来，一个自由贸易的、没有关税差别待遇的国际经济环境，即“门户开放”，将给世界带来和平竞争，并会使各国保持稳定、和平和民主。“一个按照公平合理和无差别待遇原则进行运转的健全完整的世界贸易体系，是世界和平和安全结构的基石”。为此，美国极力倡导国际经济合作，其中特别是与苏联的合作。早在1941年8月14日罗斯福与英国首相丘吉尔共同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除了强调放弃以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并建立一个"更广泛和永久的普遍安全体系"，还提出希望"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实现“经济进步和社会安全”。在1943年10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上，美国国务卿赫尔提交了两份备忘录，认为战后各国的恢复和重建工作“应当以合作和联合行动为基础”，并提出了在国际经济合作方面美国主张采取的具体措施：创建国际贷款机构；为在非歧视的基础上扩大国际贸易而缔结贸易总协定；调节和最后废除旨在限制个人消费品生产与贸易的措施；确立固定的国际货币兑换率和自由兑换货币，以及在资源开发、航运、空运、电讯等领域开展国际合作。1944年2月23日，罗斯福致函斯大林，再次提出战后经济合作问题，认为“迫切需要一个联合国家机构用以共同制定程序，借此研究国际经济合作的各个领域、应予以讨论的问题、讨论程序以及现有协议与拟达成协议及未来活动的协调手段”。
罗斯福本人对于战后国际经济合作的愿望十分强烈。1944年11月24日，他在向国会报告租借问题时宣称：这个“法案是一个系统性的军事供给体系。它们应该与战争一同结束，然而我们联合国家的伙伴关系应该延续，并应变得更加牢固”。1945年2月22日，罗斯福在要求国会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所发表的咨文中指出，“如果我们要以担当战争任务的同样气质来担当和平任务，我们就必须保证使和平的组织稳定地建立在国际上政治和经济合作的坚实基础上”。罗斯福指出，在经济领域里，各国的“宗旨和利益是统一的”。美国与其他联合国家所需要的“是互相符合的——扩大生产、就业、交换和消费，换言之，就是生产更多的商品，提供更多的就业，进行更多的贸易，以及大家都有更高的生活水平”。
虽然存在积极的合作愿望，然而，美国人也明白，在考虑新的世界经济秩序的时候，所谓自由贸易和多边主义的原则，是对各种自成体系的经济形式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直接挑战，这里既针对英国，也包括苏联。正如助理国务卿艾奇逊1944年12月11日在众议院战后经济政策和规划特别委员会的一个小组委员会上指出的，在“同一世界”的自由贸易必须取消关税、配额、禁运和其他人为的障碍。关于苏联，艾奇逊指出，美国必须制定“公平的贸易规则，这涉及政府的垄断和国家贸易，也包括私营企业盛行的国家与由国家管理的对外贸易之间的贸易”。
除了安全问题，经济问题——战后重建和国际经济秩序——也是苏联领导人优先考虑的重大问题之一。早在1941年12月26日，副外交人民委员洛佐夫斯基在给斯大林的报告中就提出秘密建立财政-经济委员会，负责估算苏联在战争中所遭受的损失，以便确定战败国如何在经济上对苏联做出赔偿。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很快就接受了洛佐夫斯基的建议，并于1942年1月28日做出决议，成立以莫洛托夫为主席的外交资料筹备委员会，负责收集和整理一切涉及战后安排的现行协议及有关计划和方案，其中包括“战后经济安排的设想，工业和农业原料产地的再分配计划，成立关税联盟、消灭关税壁垒、统一货币制度、建立货币集团的方案，以及关于拟订工业和农业生产的国际'计划'的设想和其他战后经济问题”。
在精心和全面准备战后安排事宜的同时，苏联对美国提出的国际经济合作问题也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在1943年莫斯科会议期间，美国战时生产总局局长纳尔逊访问苏联。在其逗留的10天里，“与他接触的所有苏联官员都表现出极端的热诚和非凡的合作”。10月16日，在与纳尔逊进行的一个半小时的单独谈话中，斯大林对美国的产品，特别是苏联是否能够赊购美国货物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甚至提出了一个初步的货单。斯大林赞同纳尔逊关于美国商人与苏联政府商谈两国在和平时期贸易计划的建议，并提出应成立美苏联合委员会讨论这一问题。或许是为了消除美国人对过去债务问题的记忆，斯大林还几次提到，苏联政府一定会履行义务，绝不会只是“象征性地”付款。
苏联表现出来的与美国开展经济合作的热情并非心血来潮。1944年1月11日，从伦敦归来3个月的原驻英国大使迈斯基向莫洛托夫递交了一份关于《未来和平的最佳基本原则》的长篇报告，其中讲述了他对处理战后美苏经济关系的深层思考。迈斯基指出，战后“国际政治领域中的决定权将掌握在苏联、美国和英国手中，而事态发展的进程在极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这三大国之间相互关系的性质”。美国是“最有活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迅猛增长的生产实力将导致不可避免的经济扩张。美国的这种“扩张”势头首先冲击的是正在衰落的英国，而英国将力图用和平的方式同美国进行艰苦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美苏之间没有领土纠纷，“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基本上不涉及我们”，相反，美国“会希望苏联至少保持中立”。至于英国，在其与美国的斗争中，“应当越来越向苏联靠近”。因此，只要战后的欧洲没有爆发无产阶级革命，那么，“无论从战后经济恢复的需要出发，还是从必须维护和平出发，苏联都希望同美国和英国维持良好的关系，因为要达到上述目的，同这两个国家的合作是必不可少的。”说到经济关系，迈斯基认为，美英“这两个大国在未来的国际商品流通领域里必然要发挥极其重大的作用”，而特别重要的是，它们“在一定的条件下可以成为对苏联战后恢复国民经济给予援助的十分重要的来源”。所以，苏联必须在“战争气氛”的影响下，立即着手与美英进行会谈，要求美英（特别是美国）从对盟国义务的认识出发，保证在战后5-10年的时间内，通过租借法案的方式，向苏联提供对其重建至关重要的商品，而其他较为次要的商品则根据长期贷款的原则提供。
迈斯基的分析可谓精细、周全、深入，所提措施也很到位。对此，斯大林心知肚明。在1944年3月10日答复上述罗斯福2月23日来电时，斯大林写道：“毫无疑问，……在经济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并值得关注。我认为，现在完全适宜建立一个联合国家的机构，用以研究这些问题，以制定研究根据莫斯科会议和德黑兰会议的决议开展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的各种条件和程序。”这无疑也对美国起到了推动作用，总统收到信后交给国务卿赫尔，并附言：“我们接下来做些什么？”
1944年6月美国商会会长约翰斯顿对莫斯科和乌拉尔地区的访问，显然是美苏双方有意推动经济合作的举措。6月27日凌晨4点，斯大林会见了约翰斯顿，并同他进行了2个小时饶有兴趣的谈话。斯大林赞扬美国在战前和战争期间向苏联工业提供的援助，并说苏联所有大型工业企业中约有三分之二是在美国帮助或技术援助下建造的，还表示欢迎美国在商品销售方式方面提供帮助。斯大林说，战后苏联进口的主要是工业设备和机械，而不是消费品。不过，这些设备的一部分将用于生产消费品。出口在苏联经济中绝不会发挥很大作用，除非为了进口。苏联可以从美国订购数十亿美元的货物，如果了解美国的需要，苏联可以向美国出口原料和消费品。最后，斯大林还对美国的大选表示关心：苏联担心一旦共和党上台会影响当前的美苏关系，特别是影响已经签署的经济协议的实施。约翰斯顿表示，罗斯福继续当选的机会很大，无论如何，他本人会尽一切努力发展美苏之间的经济合作，并使苏联得到长期贷款。据美国驻苏联大使哈里曼在一旁观察，斯大林态度“和蔼可亲”，显然很喜欢这位商会会长和他所说的话。约翰斯顿也深受感动，回到美国后不久给斯大林发去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他还在杂志上发表文章称：战后的苏联，“即使不是我们最大的客户，至少也是我们最热切的客户”。
尽管存在种种分歧和矛盾，但直到1945年初，盟国之间的关系总体说来还是十分融洽的，美苏战后经济合作的前景也颇为乐观。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苏联提出了为战后重建而要求美国提供长期信用贷款的问题。
二、苏联对贷款的期望与美国的反应
苏联的战后重建的确面临极大困难，四年的战争给苏联带来了极其重大的损失。关于苏联在战争中的损失有不同的估计，据俄国档案披露的数字，战后赔偿委员会主席迈斯基1944年提供的“直接物质损失”为7000-8000亿卢布（约合1320-1500亿美元），这“超过了整个英国或德国的国家财富，相当于整个美国国家财富的三分之一”。其中固定资产的损失，据美国国务院财政金融司司长科拉多1945年1月的估算为160亿美元，约占战前总资产的四分之一，此外还有库存资产损失40亿美元。1943年11月，哈里曼向国务院报告说，据他观察，“苏联政府认为重建问题是他们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和经济问题。”
苏联领导层很早就认识到，取得国外提供的长期贷款是战后经济重建最重要的条件和前提。1943年7月，针对美国提出的建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第一副外交人民委员维辛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指出，美国试图建立的稳定基金“根本无法解决我们尤其关心的提供长期贷款的问题”。在强调必须修改美国草案中对苏联不利的那些条款后，维辛斯基认为，“苏联参加稳定基金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才有可能，那就是基金将被赋予长期信贷的国际组织职能，或者在其建立的同时便将组建联合国长期信贷银行”。对此，外贸人民委员米高扬也有同感：无论是美国提出的稳定基金组织，还是英国主张的外汇清算同盟，对于苏联而言其意义都是有限的，因为它们可以提供的只是用于维持支付平衡的贷款和实质上带有短期性质的信贷，“而苏联此时实际需要的乃是长期性贷款”。不过，米高扬也指出，这两个组织都有贷款利率较低（仅1%）的价格优势，可以成为苏联的信贷来源，况且也是苏联参与战后国际组织的形式之一。
苏联人很快但隐晦地向美国传达这个想法。1943年11月5日，在与刚到任的哈里曼大使的会谈中，米高扬对租借物资有可能成为“主要用于战后重建的物资”这一话题表现出极大兴趣。他说，苏联对重建铁路系统、冶金厂、煤矿和发电站所急需的设备和材料的需求正在增加，而且还会不断增加。米高扬还提出，在最近美苏达成的第三个租借协议中已经列入一些项目，但“肯定需要提出更多的要求”，价值3亿美元的额外订单是不够的。哈里曼解释说，从法律上讲，租借法案规定只能供应与战争性质直接有关的设备和材料。不过，总统和华盛顿有关方面倾向于对该法案做出“一个合理而宽泛的解释”。接着哈里曼提出，或许可以开始讨论为苏联重建“提供贷款和财政援助”的问题。对此，米高扬回答说，对比英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设备，苏联人更喜欢美国设备，因为它们质量好且标准化程度高，但苏联的订单取决于贷款条件和货物价格。苏联的确非常需要美国的贷款，但是正如迈斯基在报告中所说的，此时莫斯科考虑更多的是“按尽可能优惠的条件获得援助，能以租借法案的形式给予供应最为理想”。
根据俄国学者波波夫的研究，无论是出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的考虑，当时苏联领导人非常重视外部资源对于苏联经济恢复所起的作用，但对美国货物的大规模订单只能等待相应的贷款到来，在此之前，需要关心的是“根据租借法案灵活地调整与美国的结算业务”。毕竟当时租借物资也是苏联国民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据统计，1945年苏联国家预算收入总计2980亿卢布，其中租借法案收益310亿卢布，占10.4%。或许正是出于这种考虑，在美英苏三巨头第一次聚会讨论战时和战后诸多重大议题的德黑兰会议上，苏联没有提出战后重建和贷款问题。在一次与罗斯福的会谈中，斯大林只是在罗斯福谈到战后美苏将保持密切的贸易关系时提到，“如果美国人向我们提供装备，我们可以供应他们原料”。尽管知道租借限于战争时期，此时苏联人还是期望通过条件优惠而手续简单的租借方式取得尽可能多的外部资源。
德黑兰会议以后，随着战争接近胜利的尾声，苏联越来越关注战后重建问题，对于长期贷款的要求也日益强烈。1943年12月7日，外贸人民委员会的专家向米高扬提交了一份关于国际货币基金的指示草案，草案指出，美国“只有向苏联政府提供大规模长期政府贷款”，才能得到恢复苏联经济所需要的大量美国工业产品订单。在对复兴银行（世界银行）方案的修改意见中，则需要包括如下内容：“大部分领土被占领的国家，应该拥有不经一般程序即获得长期贷款的权利，贷款数额无论如何不少于缴纳额的150%。”维辛斯基也认为，只要美国同意苏联的修改意见，苏联可以接受美国关于稳定基金的计划，“因为我们的主要利益在于获得长期贷款，而这一需求可以通过该银行（指复兴银行——引者）完成”。莫洛托夫在12月31日与哈里曼的会谈中，主动提出了美国在苏联经济恢复中提供援助的问题。哈里曼表示，根据《租借法案》，美国政府只能提供战争所需的物资，因此必须找到其他方法来满足苏联的重建需要。具体来说就是：（1）美国政府机构有可能向苏联政府提供贷款，以购买用于重建的美国设备和产品；（2）希望苏联政府告知最迫切需要的设备和物资清单以及交货时间；（3）邀请美国专家来苏联帮助进行规划。哈里曼向国务卿报告说，莫洛托夫对此表现出强烈的兴趣，通过他的问题和评论表明，他理解并赞同我概述的方法，莫斯科高度重视美苏在经济领域“最紧密的合作”。苏联当然非常需要贷款，但关键是条件。
1944年2月1日，米高扬试探性地向美国大使提出了苏联所需要的贷款及其条件：第一期10亿美元，利息0.5%，期限25年，从第16年开始以年均等额分期偿还。苏联人考虑的主要是条件问题，与（战前）苏联从德国、英国和瑞典得到的贷款的条件——额度少（不足1亿美元）、期限短（5年）、年利高（5.5%-6%）——相比，米高扬的要价的确是惊人的。不过，此时美国人考虑的主要是法律问题。
对于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问题，美国当时并没有明确和一致的政策。国务院接到报告后通知哈里曼，财政部的建议与驻苏使馆基本一致，即应在莫斯科进行帮助苏联战后重建的讨论。总统特别助理霍普金斯正在考虑以租借形式提供3亿美元商品的问题，也有人认为，与苏联的谈判应通过定期的外交渠道进行，并应成为美苏整体关系的组成部分。国务院的初步考虑是，“在消除某些法律限制之前”，目前美国不能为战后贸易的贷款问题做出任何明确的安排。因此，在与苏联当局讨论信用贷款时，使馆只能泛泛而谈。所谓“法律限制”，首先是指1934年1月11日美国参议院通过的约翰逊法案规定，禁止向拖欠美国政府或公民债务的国家提供贷款。而在1933年11月的苏美建交谈判中，双方未能就债务问题（苏俄政府拒绝支付临时政府拖欠的美国债务和实行国有化时没收的美国资产）达成协议。其次是2月8日国务卿通知哈里曼，总统已经批准了如下行动程序：继续向苏联政府表明美国政府将尽可能协助苏联战后重建的愿望，并要求苏联政府尽快提供所需物资数量和类型的准确信息；美国正在研究如何解决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遇到的法律限制问题（指约翰逊法案和租借法案），以及美国进出口银行贷款授权的最高限额问题；美国将成立一个由各部门代表组成的专门委员会，以研究和协调在两国谈判中所产生的一切问题。
然而，将近一年的贷款交涉没有任何进展，却呈现出一种混乱局面，美苏双方内部都存在不同的主张。在苏联内部，米高扬与约翰斯顿谈判后于6月拿出的具体贷款方案，遭到了苏联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的反对，莫洛托夫则没有明确表态，因为他不知道“风会往哪个方向刮”。美国内部分歧意见更大，财政部长摩根索全力支持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建议的金额高达50-100亿美元，甚至同意取消利息。商务部负责官员罗普斯也认为，美国在一项慷慨的长期信贷政策中的受益将与苏联一样多，而国务院和对外经济管理局则完全拒绝这种可能性。受到孤立主义和保守势力的影响，反对意见在政府和社会上都普遍存在。这场争论甚至在美国的媒体上反映出来，一些报纸杂志刊登了各不相同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战后长期大额贷款问题的谈判自然不会取得进展，而是进入了“休眠状态”。美国对苏联的援助在1944年仍然以租借的方式继续进行。3月18日，苏联与美国签订了第三次租借协议。毕竟，战争还在进行中。
刚刚进入1945年，事情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1月1日，摩根索致函罗斯福说，财政部一直在制定一项计划，以期在苏联重建期间向其提供全面援助。这“不是考虑增加租借或任何形式的救济，而是一种对美国和俄国都将产生长远利益的安排”。摩根索还说，他从驻苏使馆那里了解到，“俄国人不愿采取主动，但欢迎我们提出一项建设性计划”。因此建议，美国应该“现在就站出来，向俄国人提出在重建期间援助他们的具体计划”。然而，没等华盛顿采取行动，苏联就“挺身而出”了。1月3日，莫洛托夫以外交照会的形式向哈里曼提交了苏联关于长期贷款的方案：额度60亿美元，期限30年，年息2.25%，从第9年末开始偿还。此外，对于战争结束前的订货，要求美国在价格上给予苏联20%的折扣。莫洛托夫强调，苏联政府非常希望“在长期贷款的基础上发展苏美经济关系”，苏联这样做是为了帮助美国在过渡时期和战后所面临的经济问题；这一方案的提出，也是考虑到美国活动家多次表示，希望在战后得到大量的苏联订货。哈里曼后来回忆说，这是一份“惊人的荒诞无稽的书面照会”，是“他生平所遇到的最奇特的要求”。莫洛托夫之所以采取如此姿态提出问题，一方面是出于谈判策略，更主要的是在当时苏联人的理念中有一种盲目的自信：战后美国将进入经济危机，资本过剩和大量失业会迫使美国求助于苏联。
与米高扬一年前的试探不同，这是苏联政府第一次正式向美国提出贷款要求，白宫必须认真对待并做出官方回应。对于苏联照会，哈里曼首先提出，对其不寻常的性质和不合理的条款应该“完全置之不理”，但他“感觉到一种暗示”，即美苏“友好关系的发展将取决于慷慨的信贷”。因此必须向莫斯科表明，美国愿意合作，全心全意地帮助苏联解决重大的重建问题。美国应该尽其所能“通过信贷帮助苏联发展健全的经济”，并且已经到了提出具体政策的时候。另一方面也要让俄国人明白，这一切“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为此，“美国政府应保留对所发放的任何信贷的控制权，以便保留政治优势”。国务院在向总统转交哈里曼的意见时强调了三点：（1）协助苏联经济发展符合我们的利益；（2）俄国人应该理解，我们在这方面的合作将取决于他们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3）对长期信用贷款的讨论应与当前的租借谈判完全分开。
不过，财政部的意见完全不同，摩根索于1月10日向罗斯福提交的贷款方案，甚至比苏联方案所要求的还要优惠：为期35年的100亿美元贷款，年息2%。摩根索强调，苏联完全有能力偿还这笔贷款，而且这样做将为美国在战后制造6000万人的就业机会。“国务院各部门对这一方案表示强烈反对，理由是：在国会取消法律限制之前不可能向苏联提供战后贷款；大规模贷款是解决美苏一系列政治经济问题“唯一的具体谈判杠杆”，现在放弃在战术上是有害的；对于如此大量的贷款，苏联的偿还能力存在问题。商务部的看法大体相同，只是口气缓和一些。罗斯福本人非常支持对苏联战后重建提供经济援助，也表现出对贷款问题的“浓厚兴趣”。不过，贷款面临的国内法律问题是绕不过去的障碍，在这个问题解决之前，只能在租借方面想办法。罗斯福在给国务卿的备忘录中说：“俄国仍然是击败德国的主要因素。因此，我们必须继续支持苏联。”目前已经要求苏联对涵盖1945年7月1日至1946年6月30日的第五个租借协议做出陈述。希望国务院在现有资源的限制下，尽一切努力满足这些要求。在签署第五个协议之前，要“尽一切努力继续向苏联提供充分和不间断的物资。”至于战后贷款问题，正如加迪斯指出的，罗斯福也倾向于以此作为美国与苏联打交道的一种“外交工具”。与国务院和哈里曼等人不同的是，他不愿意在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使用这种手段。所以，罗斯福不主张在即将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提出战后贷款问题：“在得到我们想要的东西之前，我们要有所保留，不要给他们任何资金上的承诺，这是非常重要的。”
1945年1月27日，美国对苏联的照会做出了正式答复：关于莫洛托夫提出的战后贷款安排问题，“本政府目前正在研究提供战后长期贷款的方式和方法，但颁布相关立法以及决定相应拨款额度尚需时日。在这些步骤完成之前，我们无法在纯粹的战后贷款问题上达成任何明确的协议。战后的长期贷款是我们两国战后关系的重要内容，本政府对此深信不疑。在完成必要的立法程序期间，我们希望苏联将所有可能的信息都发给我们，包括苏联政府准备提出的偿还条款以及贷款需求的数量和范围。就目前而言，苏联政府从我国获取财政支持的唯一合法途径依然是租借法案中的条款。”
雅尔塔会议果然没有涉及长期贷款的话题，莫洛托夫只是在2月5日三国外长的午餐会上提到，苏联希望从美国得到长期贷款，而斯退丁纽斯回答说，美国愿意随时在莫斯科或华盛顿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在雅尔塔也没有提战后贷款问题，只是在2月8日与罗斯福单独会谈时说，希望美国把一些剩余航运物资卖给苏联。总统说，这需要对立法进行一些修改，以使战后美国和英国不需要的过剩物资可以不加任何利息地以信贷方式进行转移。斯大林马上赞扬说，租借法案是一项了不起的发明，对战争胜利做出了非凡的贡献。在同日的三巨头会议上，斯大林再次高度评价说，“租借是总统在组建反希特勒联盟方面最显著和最重要的成就之一”。显然，斯大林从法律方面领会和理解了罗斯福的立场，因而专注于通过租借方式取得经济援助。当然，雅尔塔会议讨论最多的对德索赔问题，实际上也是构成苏联战后重建的主要外部资源之一，斯大林或许是担心此时提出贷款问题不仅无效，还会干扰关于苏联必争的重要资源问题的讨论。贷款条件肯定也在莫斯科的考虑之中。1944年12月米高扬建议不接受10亿克朗（约2.38亿美元）的瑞典贷款，其理由就是条件不好（3.5%的利率、25%用现金支付等）。还有学者提出了其他可能的原因。无论如何，这次最重要的三巨头第二次聚会再次避开了贷款问题。
罗斯福的确有意尽快排除美国关于贷款问题的立法障碍，雅尔塔会议刚结束，总统就强烈要求国会立即通过布雷顿森林协议，要求美国马上响应建立国际银行的建议，其理由之一就是国际银行将对成员国“重建和开发计划的外汇需要提供可靠的贷款或对这种贷款提供保证”。准备提交国会通过的还有扩大和加强1934年贸易法、缔结关于降低贸易壁垒的国际协定、修改进出口银行章程以及废除约翰逊法案等。然而，病魔缠身的罗斯福未能看到这些结果，更没有机会处理战后对苏贷款的问题——他在两个月后病逝了。罗斯福应该后悔他做出的在雅尔塔会议不讨论对苏贷款问题的决定。无论如何，世界三巨头会议的决议会对以后事情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即使战后贷款问题无法看到直接和明确的结果，一个意向性的文件也会约束继任总统的行事方向和范围。事实是，担任副总统仅83天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权力后不久，与罗斯福的对苏外交路线便渐行渐远了。
三、美国拒绝贷款与苏联的强硬态度
哈里·杜鲁门是民主党内的右翼，其对苏联的思想和主张都属“鹰派”。就在德国进攻苏联后不久，据后来成为苏联外交部部长的葛罗米柯说，当时作为参议员的杜鲁门宣称，应该“先让两国尽可能地互相残杀”，美国再施以援手。另一方面，欧洲战事临近结束、苏联在处理波兰和东欧事务中的强硬态度以及罗斯福的去世，使美国国内受到压抑的孤立主义和反苏情绪迅速蔓延，尤其在国务院和国会。这种政治氛围无疑进一步助长了美国对苏政策中把经济援助作为外交工具的倾向。1945年4月23日杜鲁门与莫洛托夫会谈时的讲话，可能并非如他所回忆的那样粗鲁、无礼，但确是强硬和冷漠的。5月10日杜鲁门草率地批准“立即停止”对苏联的租借援助，确属经验不足（没考虑到对日作战），也非刻意针对苏联（英国接到了同样的通知），而且在莫斯科抗议后立即收回了成命。不过，这些无知举动也表明了其下意识中对苏联的不满情绪。无论如何，在对日作战结束以后，经历了几个月的反复试探和磋商，美国对苏联的租借贷款走到了尽头，关于信用贷款的谈判也无果而终。
尽管雅尔塔会议没有涉及贷款问题，但美国总要给苏联一个答复，所以政府内部的讨论仍在继续。4月11日，哈里曼建议，“应该尽一切努力从国会获得贷款授权”，尽快“主动与苏联政府进行谈判”。但必须表明，这种合作“取决于苏联政府在其他事务上对等合作的态度。”4月19日，金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主任科拉多建议：在“政治条件”有利的前提下，与苏联开始由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10亿美元贷款的谈判，但利率不应接受苏联提出的2.25%的特殊要求；考虑将来部分通过世界银行向苏联提供长期贷款的可行性。5月9日，斯退丁纽斯提交了将向总统报告的有关租借物资的原则意见：对西方盟友的援助应优先于苏联；开始削减对苏联的租借物资；给予苏联的对日作战物资继续大力推进；在租借及类似问题上对苏态度要坚定，同时避免任何威胁暗示或政治谈判的迹象。
在6月11日与米高扬的会谈中，美国驻苏代办佩奇通知并再次强调：根据美国法律规定，战争结束后租借就将停止；美国政府正在考虑战后贷款问题，但必须得到国会的授权。这个难题已经拖延了一年多，现在总算开始解决了。1945年7月，杜鲁门要求国会将进出口银行的贷款权限从7亿美元增加到35亿美元，并提出如果能按照租借协定中的3-C条款达成一项贷款协议，其中的10亿美元将专门拨给苏联（据金融和发展政策办公室的设想，通过进出口银行提供的贷款总计28-33亿美元），以后可能还需要10亿或20亿美元。《进出口银行法》经众议院和参议院通过后，于1945年7月31日开始实施。这样，限制向苏联贷款的一个法律障碍（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已经消除，而采用租借贷款形式则可以规避约翰逊法案。但与此同时，美国越来越倾向于对贷款问题实施政治干预，正如新任国务卿贝尔纳斯所说，美国政府已经意识到将进出口银行的计划与“美国外交政策框架相联系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参与了世界银行重大贷款政策的制定及与特定国家的每一步信贷谈判。
在为波茨坦会议准备的经济问题清单中，国务院在苏联项下列出的第一条就是信用贷款问题。由于史料不足，目前尚不清楚波茨坦会议为何也没有讨论美国对苏贷款问题。不过，哈里曼还是在8月9日通知苏联政府，美国进出口银行准备向苏联提供贷款。于是，在美国的苏联政府采购委员会主席鲁登科正式提出，苏联政府同意以贷款的方式采购约4亿美元的美国剩余租借物资，还希望通过华盛顿进出口银行获得一笔10亿美元的信贷，期限30年，从第9年末开始还贷，年利率2.375%。此外，苏联还要求美方在目前合同价格的基础上给予10%的折扣。显然，苏联已经从原来的提案退缩，基本上接受了美国的经济条件。然而，这时美国的要价却大大提高，特别是附加了许多政治条件。
1945年9月，以密西西比州众议员科尔默为首的国会众议员代表团和参议员佩珀访问苏联，关于贷款问题，美国提出了很多政治条件，如提供包括军事工业在内的国民经济情况，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保证东欧地区的言论和迁徙自由等。根据哈里曼的记录，在9月14日分别与科尔默和佩珀会谈时，斯大林抱怨说，苏联曾提出60亿美元的贷款要求，但至今没有得到美方的答复；苏美在贷款利率上有些分歧，而价格将是一个更大的难题。斯大林详细讲述了苏联战后重建所需要的援助项目，并说苏联可以用谷物、肉类、原材料和黄金偿还美国贷款。斯大林还强调，必须先在原则上就贷款问题做出决定，再由专家们讨论细节问题。会谈结束后，斯大林私下拉住凯南说：“告诉你的伙伴们，不要为那些东欧国家担心。我们的军队会离开那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这最后一句“多余的话”，明显是为了打消国会议员们的政治顾虑。参议员佩珀在9月21日与维辛斯基会谈时讲到，美国人民了解战争给苏联带来的巨大损失，但社会上确实存在对苏联“批评”的声音，认为苏联想无偿地从美国得到贷款。佩珀还特意提到，美国希望苏联对周边弱小国家继续推行友好政策，避免给人造成苏联想要割占这些国家领土的印象。显然，美国已经越来越倾向于把贷款作为推行其外交政策的手段和迫使苏联改变对东欧政策的杠杆，尽管苏联一再表示出对贷款的强烈要求。这一轮谈判几乎也是无果而终。根据俄国档案，10月15日美苏签订了一项协定，美国同意向苏联支付一笔贷款，用于支付战后剩余的按照租借法案供应的设备和材料。不过金额只有苏联对于租借贷款要求的一半：这批设备和材料的价值2.4亿美元，如果去掉美国尚未提供的物资和供应不配套的设备，仅剩2亿美元。
此后，美国的态度更加强硬。以科尔默为首的美国国会关于战后经济政策和计划特别委员会于11月提出的报告指出，与苏联进行经济合作的前提条件有六点：必须保证援助不得用于军事目的；苏联应该“全面和坦率地披露”他们的生产统计数据；苏联必须从东欧撤出其占领军；苏联必须披露与东欧国家贸易条约的条款；苏联不得从东欧榨取救济物资；在向东欧国家提供任何贷款之前，美国的财产必须得到保护。此外还提到许多与“门户开放”有关的事项。这实际上等于宣布关闭了向苏联提供贷款的闸门。贝尔纳斯承认，对于苏联提出的10亿美元的贷款要求，美国政府没有做进一步的讨论，“国务院一直奉行不鼓励积极讨论的政策，目前此事处于休眠状态”。面对美国的态度和立场，11月15日迈斯基在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警告说，租借和贷款就是美国的帝国主义“扩张手段”。
当然，与此同时，在美国也有一些不同声音。副国务卿艾奇逊认为，美苏之间的根本利益不会发生冲突。商务部长华莱士指出，那些对我们的盟友产生怀疑并在国家之间制造敌意的人是美国的敌人。美苏友好全国委员会前主席拉蒙特则呼吁，苏联新的五年计划证明了其“和平意图，这对美国企业来说也是一个机会”。驻苏大使哈里曼也感到，到目前为止的美国对苏经济政策增加了苏联对美国的误解，助长了苏联“采取单边行动的倾向”，甚至还可能促成“他们对红军占领或解放的国家的贪婪政策”。苏联还是需要贷款的，只是不能忍受美国以政治条件进行要挟。斯大林在1946年1月23日接见即将离任的哈里曼时明确表示，苏联准备与美国开始关于贷款问题的谈判，但是不会接受美国众议院代表团访苏（1945年9月）回国时提出的条件，并宣称，苏联政府根本不会考虑那些“侮辱性的”条件。
除了政治要求，美国拖延解决贷款问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促使苏联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苏联虽然派代表出席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也签署了协议书，但是直到1945年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最后期限，苏联都没有宣布参加这一组织。美国最初的想法是构建一个稳定的国际金融贸易体系，这没有苏联的参加自然不行。于是，美国决定对苏联放宽期限，并于1946年1月初通知驻苏使馆，美国已向苏联提出参加3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理事会的邀请。国务院认为，目前还没有证据表明苏联不再争取贷款和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有一点很清楚，“如果苏联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当然很难向苏联提供重建贷款”。此外，如上所述，斯大林已经明确讲过，苏联希望先在原则上确定贷款问题，再讨论细节和其他问题，美国则反复要求苏方提供库存清单等材料，并在2月21日提出，美国要求在贷款谈判中同时解决所有悬而未决的经济问题，希望苏联政府早日答复。
1946年3月15日，苏联在复照中提出，同意在贷款谈判中与美国讨论如下问题：（1）美国给予苏联长期政府贷款的数额和条件；（2）签署苏美贸易和通航条约：（3）落实美国关于扩大世界贸易和就业协议第七条的办法；（4）签署结束租借和清算的协议。苏联政府认为，将任何其他问题与信用贷款问题的讨论联系起来是不合适的，在上述问题解决之后，苏联愿意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问题。4月10日，美国新任驻苏大使史密斯拜会副外长李维诺夫时提到，苏联会得到贷款，但需要“某种条件”。4月18日美国在照会中答复，同意先讨论苏联提出的贷款和租借问题，但同时还必须讨论美国提出的其他经济问题。谈判应于5月15日在华盛顿举行。照会还表示，美国对苏联派观察员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理事会第一次会议表示欢迎，并希望苏联利用参加这次会议的机会加入该机构。然而，会谈尚未开始，甚至还没有接到苏联的答复，在美国国家咨询委员会会议上就有人提出将准备贷给苏联的10亿美元挪为他用的问题，理由是与苏联的贷款谈判已经一年多了，这次是否会有结果是令人怀疑的，尤其是苏联不可能在贸易政策、东欧和中国东北等一系列问题上做出让步。此后不久，美国新闻报道中便传出美国政府可能不再向苏联提供10亿美元的消息，当诺维科夫询问时，美方解释说，进出口银行的贷款额度确实告罄，但总统正在要求国会再为银行批准12.5亿美元的额度。
苏联不想放弃这次机会，5月17日诺维科夫通知美国，苏联政府准备开始贷款等问题谈判，至于与此没有直接关系的其他经济问题，也准备在谈判期间初步交换意见。然而，此时苏联内部出了问题。据米高扬回忆，苏联5月17日的照会既未经斯大林审阅，也没有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而只是由米高扬和莫洛托夫批准的。斯大林对此提出了严厉批评，其错误在对美国做出了重大让步。5月23日，米高扬、维辛斯基等人根据5月18日政治局会议的决议，起草了关于贷款谈判的指示，主要内容如下：（1）首先声明苏联代表团授权谈判的只是苏联照会中提到的4个问题，把美国照会中提到的"其他问题"作为贷款谈判的条件会被视为拒绝向苏联提供贷款，因此这些问题应该在贷款额度和条件以及租借清算达成协议之后进行讨论；（2）关于10亿美元的贷款，苏联政府接受美国的提议（但贷款年息须降为2%）；（3）努力与美国签署租借结束和清算协议；（4）批准苏美友好贸易和航运条约草案；（5）在促进国际贸易的问题上，苏联政府不反对同联合国其他成员国政府合作，但这种合作的范围应该不与苏联经济的基础相矛盾，其中包括不与国家对对外贸易的垄断相矛盾；（6）上述协议和条约顺利签署后，可以听取美方对其他问题的陈述，并告知将进行研究；（7）如果美国政府同意我们的建议，并签署了贷款协议、租借清算协议，代表团应该表示，苏联愿意成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和开发银行的成员，也愿意成为联合国粮食组织的成员。
上述态度强硬、用词尖锐的文件显然是为苏联代表团进行贷款谈判准备的，但是，尽管斯大林认为苏联那个照会已经做出了无法容忍的重大让步，美国却并未接受苏方5月17日的建议。6月13日诺维科夫收到一份照会，美国在照会中仍然坚持先前提出的同时进行“其他问题”的谈判，并再次重申，希望苏联就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问题表达意见，而这将有助于顺利完成对金融和经济问题的讨论。对此，7月9日，米高扬向斯大林提交了答复草稿，其内容与以前的文件相比没有什么变化，只是调整了一下讨论问题的顺序。但是，似乎苏联并没有向美国提交这个答复照会。7月18日在总统新闻发布会上答复有关“是否根本就不存在提前为苏联申请贷款的计划”这一问题时，杜鲁门痛快而简捷地答道：“我不知道。我从来没有听说过。”7月下旬《纽约时报》连续公开报道：美国没有承诺向苏联贷款；关于对苏贷款问题的讨论，从未超过“初步阶段”。
以后，虽然苏联还对贷款抱有一线希望，但美苏之间再也没有就战后重建的贷款问题进行讨论，实际上，正式的贷款谈判也从来没有举行。
四、几点结论和思考
从战争结束到1947年7月宣布马歇尔计划前，以租借贷款和信用贷款两种方式，美国对外贷款有几十亿美元。苏联是最早提出贷款要求的，但最后只得到区区2亿美元的剩余租借物资贷款。相比之下，英国1945年9月开始与美国讨论贷款问题，谈判（也很艰苦）的结果，得到了37.5亿美元的贷款，利息2%（如果算上5年的付息宽限期，实际为1.63%），此外作为租借“收尾”计划追加的贷款，还有6.5亿美元。得到美国贷款（美元）的欧洲国家还有法国（19亿）、意大利（5.13亿）、波兰（2.251亿）、丹麦（2.72亿）和希腊（1.61亿）。除希腊外，贷款额度都比苏联多。即使远在亚洲的中国，得到的美国贷款也比苏联多得多：至1947年6月30日，中国政府仅得到的租借贷款就有约7.8亿美元，还有1亿多信用贷款。事情怎么会是如此结局？从本文对历史过程的梳理可以看出：
第一，罗斯福主政美国时期，美苏双方都对战后的合作（包括经济合作）充满热情和希望，尽管苏联有些疑虑，但还是积极响应美国建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的建议，希望在保证苏联经济安全的前提下获取经济实惠。如果不是罗斯福突然去世，美国对苏联的贷款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便会提上议事日程，并很有可能得到顺利解决。
第二，为实现战后经济重建的宏大目标，取得美国提供的长期大额信用贷款是苏联最重要的外部资源。对这一点，克里姆林宫和各级官员都有共识。但是，受到政治经济学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期待美国战后爆发经济危机，以此为自己创造最佳贷款条件，导致苏联不愿主动也未能及时正式提出合理的贷款要求。这也是雅尔塔会议未能讨论美苏贷款问题的主要原因之一。尽管罗斯福不愿在会上提出这个问题，但如果斯大林主动提出，罗斯福也不太可能回避。
第三，美国对外贷款的法律障碍是一个问题，但它不是针对苏联一个国家的，尽管美国政府一开始就向苏方提出了这个问题。结果，美国的法律问题解决或规避后，其他国家都得到了贷款，唯独苏联除外。所以，法律限制不是苏联未能得到贷款的原因。
第四，具有右翼倾向的杜鲁门接管白宫、战后美国孤立主义和保守主义情绪蔓延、对苏联某些政治举措(主要是波兰和东欧问题）日益不满，这些意识形态偏见导致美国政府愈来愈倾向于把经济援助（主要是贷款）作为一种外交工具和杠杆，而主张“政经分离”的苏联政府对此无论如何是不能接受的。在这方面，苏联的立场在客观上具有合理性，否则美国主张的国际经济合作和世界经济一体化在逻辑上就说不过去。 第五，苏联领导人最大的问题在于认知偏差，就是没有看到战后世界经济走向一体化的大趋势，不愿承认美国的经济实力必然导致其主导未来世界经济的现实，更没有意识到苏联自身经济体制存在的弊端，而这种体制不经过逐渐的调整和改革就无法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事实上，加入国际货币组织和贸易组织后，解决贷款问题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第六，贷款问题对于苏联战后重建的重要性，必然导致贷款流产后果的严重性。在最后的谈判和交涉中，美国把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作为对苏贷款的前提之一，而苏联则把实现贷款作为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主要条件，形成僵局。如果把战后苏联经济走向封闭看作一个历史过程，那么美国对苏贷款流产就是美苏经济关系恶化、苏联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切割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如此看来，经济摩擦和纠葛是冷战起源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责任编辑/康巳鋆 顾心阳
图文编辑/吴皓玥
作者：沈志华，察哈尔学会冲突与和解研究中心主任，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终身教授、国际冷战史中心主任
来源：《俄罗斯研究》201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