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禹东,察哈尔学会研究员,著名作家。2010年6月毕业于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学与政治学专业。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家协会会员、山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包括散文集《狂若处子》、《带刺的莎士比亚梦》,长篇小说《夜案》、《罨》、《人间犬吠》、《失焦》。近年,他开始了对政治、国际关系领域的研究,其中中西方文化沟通,是李禹东这个青年海归作家最为关注的问题。他于2016年加入察哈尔学会研究团队。
《尸骸上的舞者 —— 一战华工100年》是李禹东为纪念一战结束一百周年和一战中付出血汗的华人劳工撰写的长文,全篇45000余字,将在“察哈尔学会”官网连载。
请下拉阅读节选十一:屈辱的模样(II)。
20.
帝国主义的思维逻辑,总是那样出奇的一致。如果你愿意回想当年的美国和加拿大,想一想它们各自的“太平洋铁路”在完工以后,它们对待那些曾付出过艰辛的、华工们的态度,想一想那一条条令人痛心的《排华法案》,你也许就不难理解,欧洲列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此刻,将表现出一种怎样的心态。
美国曾出台的《排华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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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啊,随着军官的大量返乡,部队的大规模瘦身,以及社会人员的大面积流动,在尽享胜利的狂欢中,许多事,也都必将发生根本的改变。
由于军官人数的减少,英法军方原有的华工营体系便不复存在了。人在欧洲多年,这套体系虽然时常表现得野蛮和暴虐,却是华工得以在异国他乡生存的根本、是他们坚实的后勤保障。
没有这一切,华工们手足无措。
然而,为了尽可能地将这些来自中国的劳动力吃干榨尽,英法等国的政府,却依然拒绝使华工们摆脱军队的管制。
对于欧洲列强而言,摆在眼前的,还有许多更加艰巨的工作。
就这样,在战争结束的时候,在敌人战败的时候,在头顶的炮弹、远方的坦克一齐消失的时候,在所有人都沉浸于狂欢和喜悦的时候,早已为“协约国”付出了重大牺牲的华工,却被又一次送往了“前线”。
一项与战争同样危险的工作,正在等待着他们。
一片废墟中,面对着遍地的弹壳、面对着相互缠绕的铁丝网、面对着废弃的房屋、面对着等待被填埋的战壕,还有那可能随时会爆炸的军火箱,他们开始了工作。
是啊,打扫战场——这就是他们的任务。
华工们从不曾受到过任何有关如何处理残留爆炸物的训练,然而,呈现在他们面前的这片凄凉的土地,却遍地都充斥着这份散发着火药味的恐怖。
据一位军官回忆,曾有一名华工,在清理战场时发现了一枚他不曾见过的米尔斯炸弹,他带着好奇,将这枚炸弹拿给另外两个朋友显摆,就在这时,炸弹的撞针滑了出来,三个人一同被炸成了碎片。
这样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位基督教青年会的官员讲述说,有华工将未燃尽的烟头,随手扔在一捆绳子旁,却并不知道后者是一种特制的绳状无烟炸药。还有华工想要通过撞击炸药顶部,从而取出引信,结果遭到了灭顶之灾……
战后的狂欢仿佛并不属于这些英雄。他们似乎永远都被安置在最为阴暗的角落,做着最令人恐惧的工作,却又在一次一次的壮举过后,遭到人们的冷落。
面对他们为自己所做出的种种,当时的西方人并没有对他们表示感谢。相反,当他们开始越来越变成一种欧洲社会的“隐忧”时,原本态度温和的人们,又突然皱起了眉头。
清理战场的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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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部队中,由于取消了华工营体系,华工们不得不面对越发糟糕的生活待遇。无时无刻不在思念家乡的他们,并不想要滞留于此。他们也并不明白,战争已经结束了,他们的雇主,却为何还要逼迫他们去忍受那些非人的工作。他们中很多持有老旧观念的人,常常因在打扫战场时终日触碰尸体,而频繁地做着噩梦。
而就在那危险与精神摧残的双重夹击下,在战后那属于别人的狂欢中——这些伟岸却又渺小的华工们,却陷入了一片属于思想层面的泥潭。
战火中,他们的坚强,为得是祖国的未来。
但此时此刻,他们的坚强,却再也寻不到根。
为谁而工作?为何而工作?
他们寻不到答案。
迷茫的思想造成了工作效率的下降。烦躁的情绪,使他们常常会与军官发生摩擦。除此之外,漫无目的的他们,成了赌场的常客。优良的品德正在那思想的一滩烂泥中,渐渐流失。
而另一方面,随着欧洲新一轮的人口大流动,随着军事人员的大批量返乡,即便是那些昔日仁慈的负责人,也突然一改往日的态度。法国工厂里传出了无辜虐待华工的事件;战时友善的比利时国民,却突然敌意四起,将华工当做了其战后治安恶化的替罪羊;更有甚者,在一份官方的报告中,华工居然被看做是“给战争帮了倒忙的人”,这篇报告声称,当时肆虐欧洲的西班牙流感,就是“中国人造成的”。
生活在今天的我们,都绝无可能勾勒出屈辱的模样。
因为如此这般屈辱,我们全都不曾亲历……
21.
为了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列强一面要将有效劳动力吃干榨尽,派他们从事危险的战场清理工作。而另一面,面对一些被闲置的华工,他们却马不停蹄地开始策划起一场大规模遣返行动来。
而残酷的是,在1918年11月1日启程的第一艘邮轮上,第一批被英方遣送回国的365名华工,居然全部都是病患。
众所周知,在当时的运输条件下,使带病的人进行一场横跨东西的长途旅行,这是极为不道德的做法。在颠簸的海面、和简陋的医疗环境中,他们的身体状况和精神状况,都根本不可能承受这趟超远距离行程中,所造成的消耗。
英国人的算盘打得很精。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无非出于自身对经济利益的考量。战争结束了,他们不再需要什么人力了。鉴于此,他们从纯粹的资本主义思想出发,决定迅速辞退华工医院里的员工,以此来缩减开支。而想要这样做,将那些中国病号赶回国,就成了最为必要的手段。
这一行动,一直不间断地持续至1919年3月——直到所有病患全部回国,才最终结束。对于他们虚弱的身体,是否敌得过狭窄的船舱、和狂暴的海浪,没有人在意。
而这样的行为,也最终造成了共25人因疾病造成的死亡,以及另外2人因精神崩溃而跳海自杀的惨剧。
可对于这些,在沉浸于胜利喜悦之中的英国政府和军方内部,却同样没有人在意。
是啊,诚如前文所述——来自帝国主义的欺压,从来不曾改变。
而在那即将到来的、全新的时代浪潮中,却总有些因素,正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从远渡重洋、到衣锦还乡,当邮轮缓缓靠岸,当那些穿越了生死、饱受过煎熬的小伙子们重新把双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时,他们早已改头换面。
他们昔日的理想,也许即便是在此刻,都并没有成为现实。他们也绝不可能,通过给洋人出卖体力,而换得全家人的腰缠万贯。
然而,他们问心无愧。他们深知,此时此刻,他们的阅历、他们的见识,还有他们在勤工俭学的、留学生们的帮助下,所获取的知识,就是他们最为宝贵的财富。
不止于此——对于整个民族而言,那同样是一笔重要的财富。
1919年,归国华工,自发在祖国的各地行动了起来。
他们彼此组织在一起,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批现代意义上的工会。随后,这样的工会,便迅速向全国蔓延,直到遍地开花。据统计,仅在这一年的广州一地,这类工会组织,已经快速发展到了130个之多。
在所有这些工会中,有一些严格的规章制度如“严禁吸食鸦片、严禁喝酒、严禁嫖娼和赌博”——则成为它们共有的铁律。
他们不再只是普通的体力劳动者。
他们的存在,将在时代的更迭中,掀起一波又一波猛烈的巨浪……
同是那个1919年。
让我们把目光重新转向那场正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宫内,进行的肮脏表演。
在几轮激烈的辩论过后,在受到西方领导人表面上的赞许过后,4月22日,杰出的中国外交家顾维钧、与中方代表团团长陆征祥一行,出现在美方代表威尔逊总统的公寓内。
在这里,除威尔逊总统本人外,他们还同时见到了英国首相劳合·乔治,以及法国总理克莱蒙梭。
1919巴黎和会召开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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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一天的会面,顾维钧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描述道:
我们受到了诚挚欢迎,可是我们注意到,威尔逊、劳合·乔治和克里孟梭(克莱蒙梭)表情严肃,这是一个不祥之兆。
而事情的发展,正如他所料。在接下来的文字中,他这样写道:
他(威尔逊)说,法国和日本早有协议在先,在和会上支持日本关于山东问题的要求……现在提出的这个解决方案,最高会议希望能被中国接受……然后,他便讲述这一方案:日本将获有胶州租借地和中德条约所规定的全部权利,然后再由日本把租借地归还中国,但归还之后仍享有全部经济权利,包括胶济铁路在内。
而英国首相劳合·乔治则语带威胁地声称,若无法接受这一决定,那么等待中国的,恐怕就只有早先签署的中日“二十一条”了。
“二十一条”,是中国在日本人以武力逼迫的情形下,被迫签订的条约,从法理上看,它根本就是非法无效的。
如此便不难理解,劳合·乔治先生在此时所讲的这段话中,是怎样的别有用心。
在顾维钧的坚持下,中方对上述的两种观点,全部予以了拒绝。
不论在历史的长河中,北洋军阀政府做了多少坏事、为自己留下了多少骂名,也不论他们对外何其软弱、对内又何其蛮横——在这场弱肉强食的巴黎和会中,那些代表中国而出行的代表团成员们所表现出的气节,却值得我们肯定。
然而,现实却是残酷的。
即便中国方面严肃地表达了自己的立场,那些曾在1900年时,手拉着手,一齐出现在侵华战争中的帝国主义列强们,却再次沆瀣一气,联手导演了历史上的又一幕肮脏丑剧。
4月30日,巴黎和会做出最终裁决。裁决的内容,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于日本,并列入对德和约。
弱小的中国——为协约国做出巨大贡献、付出了重大牺牲的中国,却又一次遭到了列强的出卖。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梁承露 顾心阳
图文编辑/康巳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