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从今年1月初美国向中国光伏产品征收50%关税，再到3月总统特朗普签署对进口钢铁和铝征收高额关税的行政命令，甚至于近日来对中兴的制裁，都说明中美贸易战已经进入白热化阶段。特朗普政府逆全球化潮流而动，大行单边主义之道，到底意欲何为？中美贸易战对国际格局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如何评判现阶段的冲突？中国的长远应对该如何？大国策智库特邀专家对此进行分析。

于洪君：打赢中美贸易战

（察哈尔学会首席研究员、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中联部原副部长）

要有长期而周全的战略准备

要积极稳妥地处理好中美贸易争端，或者说有理有利有节地打赢目前的中美贸易战，我国应有长远的战略考虑，应有足够的周旋定力，就有成熟的外交智慧和谈判技艺。要从政治、经济、科技、安全、国际关系和全球治理等多个角度出发，运用多种资源和力量，统筹谋划，沉着应对，有序过招。  

首先，无论从战略上还是从策略上讲，不宜高调宣传中国不惧“贸易战”，愿意“奉陪到底”。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们的最大利益和目标是要开发好外部市场，利用好外部资源，服务于小康社会建设，实现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不是与对手“破釜沉舟”、“鱼死网破”，中断我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现在和今后相当长时期，我国还需要美国的资金、技术、经验、人才和市场，因此，综合运用各种谈判筹码和斗争手段，维持中国经贸关系稳定，在尽可能实现我国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争取双方都能接受的谈判结果，建立两国经贸关系新秩序新规则，维持两国关系“斗而不破”，应当成为我们的唯一选择。

其次，近年来我们一直主张建设开放型的世界经济，主张互利共赢合作共赢，主张共同发展与联动发展，主张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特朗普政府对我国发动贸易战的同时，也打开了全球贸易战大幕，因而得罪了包括其西方盟友在内的整个国际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失道寡助”状态。刚刚闭幕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变成“6+1”峰会，凸显特朗普“孤家寡人”的尴尬处境。在当前这场贸易战中，我们应在坚定维护自身发展利益，维护国家良好形象，维护主权和尊严的同时，高举多边主义大旗，联合世界各国共同维护贸易规则的严肃性，维护国际经贸秩序的稳定性，争取结成最广泛的反对美国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的统一战线。

第三，随着综合国力的全面增强和国际动员力的快速提升，我们应花大气力拓展与欧盟和整个欧洲的经贸关系与其他各领域务实合作，充分发挥中欧双方作为当今世界“两大市场、两大力量、两大文明”的巨大潜力，持续推进中欧间“四大伙伴”关系建设取得更多成果，使中欧关系成为超越社会制度差异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楷模。同时，我们应利用一切资源和手段，不断扩大和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关系，将中国与东盟的关系打造成不同发展水平和发展阶段的国家共建命运共同体的典范。要紧紧抓住上合组织扩员后国际力量对比新变化和地缘政治新局面对我形成的有利态势，做好中俄印三个新兴大国携手上合，与上合成员国观察员国对话伙伴国及相关国际组织广泛合作、和衷共济的大文章，进一步拓展和夯实与美国长期博弈的地缘战略空间。此外，还要认真研究和利用东北亚局势发展变化的新趋势，推动中日韩经贸关系快速发展，建立多领域合作的新规则新秩序新机制，推动构建公平正义的新型国际关系、均衡稳定的新型大国关系，在错综复杂的国际斗争中，特别是同美国旷日持久的历史性较量中，拥有更多外部资源，始终处于有利地位。

丁一凡：美已难以伤人而不自损

特朗普政府从3月底开始威胁对华进行单边的贸易制裁，随后制裁的声调越来越高，并从贸易制裁转化到了技术制裁。其实，美国这么做从中赚不到任何好处。相反，制裁中国或许会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灾难。

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里，中国和美国是一种相互依赖的关系。如果美国要制裁中国，倒霉的不仅是中国企业，还会有美国企业。如果中国经济受损，美国经济可能受损更大。

美国一些智库的研究报告指出，特朗普政府的这种做法无疑是一种自杀式的方法。因为如果特朗普要对中国对美出口大幅提高关税，美国相关企业的成本会迅速上升，物价会跟着上扬，前一阵子特朗普政府减税的好处也会被抵消。还有一些研究报告表明，如果中国采取贸易报复措施，美国2000多个县会被打成筛子，因为它们对中国市场的依赖很大。贸易战会使美国的企业遭受重创，反过来会影响到投资者对美国企业股票的信任，会导致许多美国企业股票价格跳水，随即会引起美国资本市场的恐慌，就可能转化为经济衰退。

可惜的是，特朗普政府是一个根本不听劝的政府。政府里剩下的官员都是一些比较极端激进的人物，这些极端的人物中还有一些当年参与了美国与日本的贸易战，而且希望通过贸易战压垮日本的办法来对付中国。

然而，特朗普政府中的这些极端激进人物忽视了中国与日本的两大不同：一个是当今的世界经济是一种全球化的经济，所以美国已经无法在不损害自己的情况下损害中国;另外一个就是中国的体量，中国的消费市场比美国大，工业体系也比美国更完备。在这种背景下，想用打贸易战的方法搞垮中国，那有点痴人说梦。

经济全球化本来是一个通过合作实现共赢的游戏，但特朗普政府却不明白这个道理。若美国政府沿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会毁掉美国经济，更别说让美国再度伟大了。

刘鸣：不排除今后中小规模贸易战可能，中国应有更多开放型安排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中美经过三次经贸磋商，双方大致已经摸清对方的底牌。中国能够进口美国商品的数量与品种都有限度，主要还是天然气，汽车，农产品，其价值都非常有限，无法在金额上满足美国的目标。而中国所需要的其他高科技商品，美国则限制对华出口。

另外，中国的国际收支顺差已经大幅下降。一旦相关商品根据新一轮开放举措降低关税，来自其他发达经济体，如欧盟、日本的商品同样会大举进入中国市场，中国贸易顺差对经济增长率的贡献将进一步下降。所以中国面临的压力也很大，不可能单方面只向美国商品开放。

从特朗普这方面来看，他知道要两年内达到增加对中国2000多亿美元的出口也是不可能的，在美国有限的可选择的商品范围内，他也许只能接受两年内增加700-800多亿美元的对华出口。他对于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贸易不平衡格局的结果肯定是不满意的，但他没有更多行之有效、损害最小的筹码来迫使中国单方面大幅度进口美国商品。

由于美国经济面趋好及全球价值链的不变因素，今后，美从中国进口的商品可能还会增加，一定程度上会抵消对华商品出口的增长幅度。这样中美贸易摩擦从中长期来看还会进一步加剧。

特朗普政府经贸团队对中美这种因经济结构差异与全球化造成的问题是心知肚明的，但他们不愿正视这种现实，为了从战略上抑制中国在经济与高技术上追上美国，他们将不懈违反经济规律，通过持续施压中国政府，意图改变中国发展战略，减少宏观经济政策干预，削弱中国以国家资本主义为核心的经济竞争力。

美国政府与国会还会在国内法律与战略上制定各种新的障碍性规定，限制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合作。中美的经济博弈与竞争是长期的，有时会非常尖锐，不排除今后发生中小规模的贸易战，但中美在经济全球化与全球价值链中的相互依赖格局是难以逆转的。

中国应该进一步扩大经济开放，特别是在中美服务贸易方面，中国应该有更多的开放型安排。我国以中央政府为领导的宏观经济管理体制与政策不应彻底改变，但在管理手段与形态上需要逐步弱化政府的直接扶植、干预功能，更多发挥社会的调控功能。在努力通过进口减少对美的贸易顺差方面，我们需要充分计算中国国内的产业、市场消化的能力，不能盲目接受美国方面所提出的进口数额，也要考虑到来自欧盟与日本的相关压力，否则，我们在WTO内也会受到他们的挤压。

马晓野：在喧闹中冷静思考

中美贸易纠纷

目前中美关系接近交叉路口，中美经贸关系面临重大调整。在趋近历史选择时点的当口，我们可能需要冷静下来，在重大的战略问题选择问题上，应该力避思维陷入媒体模式，在快速变化的情况面前，更应避免乱了方寸。

在中美经贸关系上，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1、重新审视中美经贸关系与地缘政治格局的关系

二战后，有两个重大事件彻底改变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并深度改变了人们的地缘政治思维。这两件事一个是柏林墙的倒塌，另一个是9.11恐怖袭击。中美经贸摩擦如果发展成为全面贸易战，会不会是第三个彻底改变人们地缘政治的思维以及对世界的看法的大事件？想一想，中美经贸冲突似乎还真具备这样的“潜力”。

2、政经作用关系的重新认识

中美政治关系几十年来一直不稳定，时好时坏，但是经贸往来却在八十年代末期与政治关系低谷的情况徊异，逆势快速增长，而且在九十年代初系列双边谈判之后，借助于制度性安排保持了长期稳定的发展。

经济贸易关系被观察中美关系的学者和官员视为双边关系的“压舱石”，后来又加上了“推进器”的称谓。目前看来，适度区隔政治与经济的做法，有可能会走入历史，或者会面临较大幅度的调整。

当前中美经贸关系并不稳定。兰德公司曾预测，中美双边关系可能受经贸冲突的影响被拖入新的冷战格局，经贸关系是双边外交关系的压舱石的说法就很不准确了。它的作用是game changer，是个不定向的推进器。

3、特朗普的变与不变

特朗普的政策行动有难以预测的变的特点，也有相对不变的一面。战术、谈判节奏、贸易报复工具使用的具体做法上，似乎超出人们的意料。但是，战略目标中重要的一项：商业规制环境的“对等”没有变，今后也不会变。双方可以集注于对方战略性的诉求，下大功夫处理。

4、同一屋檐下

中美两国就像一对争吵中的情侣。作为相互经济联系很紧密的数一数二的大国，随着经济互相渗透的不断加深，矛盾肯定越来越多。这次贸易谈判中，双方是选择离婚，搞两个并行市场？还是选择签订一个婚内协议，在同一个屋檐下继续过下去？亦或是在同一个屋檐下离婚？平心而论，哪一个选项都不易。

陈甬军：如何通过“一带一路”

促进中美经贸关系正常发展

第一，对“一带一路”的宣传要准确定位。建议在该倡议提出后的第二个五年，把它作为一个国际合作计划、一个国际商业模式进行宣传推进。重点突出经济合作。

第二，要高度关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经济效益和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成本控制。在第一个阶段，中国国企走出去，更多的是完成国家任务，不够注重成本效益核算。“一带一路”不是经济援助，不是出于政治目的，也不是中国版“马歇尔计划”，我们是和平发展，经济效益很重要。

第三，适时进行中国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推动经济结构调整。现在对企业进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更新，可以为下一轮经济高涨提供物质准备。固定资产更新可以是原样更新，也可以是以革新的形式来进行。在目前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的条件下，必须采用后一种方式。

第四，要积极推动美国企业按照前面分析的模式参与“一带一路”项目建设。中国企业可以从与美国企业的合作中学到很多东西，利用“干中学”的效应提高技术水平和管理效率。同时，在建设中运用美国的电子产品和机械产品，进行贸易平衡。

第五，要积极寻找机会参与美国国内基础设施项目的建设。我们可雇用美国的工人，采用美国的机械设备，和美国企业合作建设。这样，我们的建设能力、标准就得到了运用，同时又缓和了美国的贸易逆差，加强了和美国的经济联系，从而可以合作共赢。这是我的一个构想。这样也可以加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合作，进一步促进中美贸易关系发展。

第六，关于中美贸易差额，也提一个建议。中国商务部或者民间团体可以有意识地做一些美国产品的海外采购业务，这样既可满足国内消费需要，同时又可争取有500亿-600亿转移到美国产品的采购上。这样，两边的贸易差额可以进一步缩小。

朱锋：中美贸易争议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学特聘教授）

难以避免地将会长期化

中美贸易战背后更加深层的因素，是特朗普政府和美国精英对未来美中关系走势的政治、安全与战略考虑，显示的是美国在美中经贸关系等问题上不会再给所谓中国“占便宜”、“钻空子”等显著的心态和策略变化。这是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规则设计、目标设定与战略实施已出现重大调整的结果。

中美贸易争端将会长期化。特朗普“美国优先”的施政目标在美国的对外经贸战略上已全面启动。特朗普政府利用国内法机制、频频发动关税报复，采取单边主义手段想要迫使对手屈服的做法，已经给国际自由贸易制度造成了冷战结束以来的最大打击。这一战略的本质不仅是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更是美国竭力想要改变双边和多边自由贸易规则、让美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的经贸关系重新洗牌、打造美国利益和目标优先条件下世界贸易制度的新格局。

应对世界自由贸易体系的“战国时代”和特朗普政府不会罢休的贸易战威胁，中国的应对需要着眼于长远、从体制调整和变革入手，从自身的改革和变革着眼。可以肯定地说，在世界经贸规则和制度实践领域，中国可以“搭便车”的时代结束了。此外，我们必须看到，在激烈的国际竞争面前，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的自我定位和“厉害了、我的国”这样的自我标榜之间必然存在着难以避免的内在紧张关系，客观上已经成为别人频频攻击中国的“把柄”。

薄智跃：中国应当如何对付

一个不靠谱的特朗普

1、不靠谱的特朗普

2017年4月在与习近平主席会面时，特朗普总统曾经表示，如果中国愿意在朝鲜问题上帮忙，美国愿意在对中贸易上让步。但是，就在美国公开承认中国在朝鲜问题上提供了重要帮助之后不到一个月，特朗普却突然宣布对中国进行贸易战。

2、靠谱的特朗普

对于美国人来说，特朗普作为美国总统又很靠谱。他坚持“美国第一”，以美国利益为核心。首先，他把美中贸易不平衡的责任完全推到中国一方，把美国打扮成美中贸易不平衡的受害者。其次，他要求中国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减少对美顺差。其三，他采取一系列措施保护美国的知识产权，打压中国的科技崛起。他在贸易战中提出的每一招都是对美国有利的。

3、如何对付不靠谱的特朗普

核心在于，三不要、三要。

什么是三不要？第一，不要随着特朗普走。特朗普善于变脸，中国政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天天跟着他变来变去；第二，不要害怕特朗普。第三，不要跟他撕破脸。特朗普脸皮厚，但也需要尊重。

更重要的是三要。第一，要敢于跟特朗普叫板。中国光靠环球时报的冷嘲热讽是不够的。中国领导人应当有一个唱白脸的，敢于并且善于公开跟美国叫板。第二，要把贸易谈判的基点放在中国人民利益上。第三，要保持战略定力。中国应当坚信，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崛起、科技崛起、军事崛起是完全可以实现的。但是，不应当把自己的长远战略当做目前的现实，更没有必要为了争取话语权一天到晚到处宣讲“厉害了，我的国！”

陆钢：中国应建立自己主导的

国际货币及相应的国际市场

这次中美贸易战中，美国明显占据上风，而中国处处被动，究其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实行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往深处想，是中国对外政策结构中政治与经济两元矛盾无法调和的结果。在全球分工体系与价值链分配体系中，中国基本上处于中低端水平。在这个层次往上提升相当困难，既要自身具备强大的竞争能力，也要获得控制世界体系核心决策层的默认，以便不在上升通道上设置障碍。这就需要中国与现存国际体系的“大佬”保持微妙的平衡关系，而不是以简单粗陋的方式显示自己的肌肉，让“大佬”感到不爽，以至于在贸易投资和技术等领域绝地反击，自己毫无还手之力。

如果再往深处想就会发现，中国国民财富增长的源头完全受制于美国。美国拥有国际货币和国际市场，因而在国际秩序上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当今世界，所谓国民财富就是国际货币即美元，而国际货币只能从国际市场即美国市场上获取。因而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存在某种单向的依赖，显示了中国对美经济关系中的脆弱性。若要改变这种现状需要有一个转型期。在转型期内，中国除了与美国保持正常的双边贸易关系，政治上保持低调，避免过分刺激美国之外别无良策。从长远看中国如何改变目前的被动局面呢？这需要中国掌握国民财富增长的源泉，即建立自己主导的国际货币以及相应的国际市场。人民币国际化必须要与国内发展模式转型相结合，从出口导向型模式转向面向市场经济型模式。这意味着中国要减少对美元和美国市场的依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经营国内市场上。中国需要按照国际规范建设国内市场，充分发挥民营企业的主导作用，对外进一步开放，以实现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的转型，在此基础上把人民币建设成为一种新型的国际货币。这样才能保持中美贸易关系的结构性平衡，中国也不会害怕美国的任何制裁。

杨文静：特朗普对华贸易战

背后逻辑及中国的应对

美国对华贸易战有其深厚的、特朗普“美国优先”对外政策的浓厚思想背景。而这一保护主义加孤立主义的思潮绝非特朗普独创，而是长期以来美国经济空心化、制造业海外流失、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政府赤字高起、财政积重难返等结构性问题不断发酵的背景下寻求改变的结果。其背后的逻辑是，通过多种经济强制措施迫使别国主动削减对美贸易盈余，特别是排在最前面的德国、中国、日本、韩国等，从而为美国农业、能源、汽车等产品寻找更大市场，平衡赤字；通过强调原产地规则、提高别国环保、劳工标准，以及给在美企业减税，提高美国制造业与工人的国际竞争力，使更多企业赴美或返美投资，以实现“雇佣更多美国人”竞选承诺。

可以说，美国对华贸易战也渗透着这些考量。首先，中国是对美第二大国际收支顺差国，仅次于德国，是美国改造的主要目标之一。这也说明为什么特朗普不喜欢德国，反对欧盟，以及对日本、韩国、加拿大、墨西哥等盟友“反目”的原因。其次，中国是美国家安全防范的重点对象，特朗普政府国家安全战略已经鲜明地说明了这一点。换言之，对华贸易战不仅出于经济利益本身，也是应对美国视野中21世纪最大战略挑战的结果。美国对华贸易战不仅要实现贸易的平衡，更批评和聚焦中国所谓“国有企业补贴”、“强制技术转让”以及“一带一路”造成的“掠夺性经济”等国际经济规则问题，实际上反映出的是对中国主导国际经济以及美国主导能力下降的担忧。第三，特朗普本人利用高要价迫使对方就范、将经济与安全互为筹码等冒险倾向与交易性人格使其更易于利用贸易战等强硬手法挤压经济好处，这不仅适用于中国，也针对其盟友，尽管在共同对华方面美国有与盟友合作的战略需求，但从特朗普本人的逻辑看，“美国优先”是凌驾于一切别国之上的，包括盟友。

鉴此，美对华贸易战有其结构性的内在原因，也有特朗普本人价值观与个性偏好影响。对于中美贸易暂时达成的协议，美国依然放风表示不满，其理由一是美国国内生产能力有限，难以满足中方要求通过购买而解决赤字问题的做法；其二，美国更为关注的国企、技术转让、国家主导性创新以及以“输出产能和债务”为特征的“一带一路”等问题则远未触及和解决。而后者才是事关中美长远竞争与国力较量的核心问题。而从中方看，目前中国能够给予的让步主要是购买美国农产品、能源等，中兴事件折射出的乃是美国对中国国企行为表达不满并试图监控与塑造的第一步。未来，特朗普不仅要中国更多“买、买、买”，也会软硬兼施迫使中国在经济制度上做出让步和改变。

对中国而言，一是需认清特朗普对外经贸政策的本质，也需看到其局限性与国际社会的反弹。特朗普想从全球化形成的国际产业链着手扭转乾坤，动的是世界的奶酪，欧盟、日本、加拿大等盟友的强烈反弹中可见一斑。二是仅从购买美国产品着眼解决中美经贸的结构性问题不会令美国满意，未来中国在结构性变革上恐怕要面临更多压力，而这只能通过更深度的改革开放才能解决。三是需平衡好经济与战略利益，防止“一带一路”造成美过度的战略反弹。

责任编辑/张玲 顾心阳

图文编辑/马延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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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大国策智库，2018-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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