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进入新时代，表明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这给世界上那些希望加快发展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过去5年的中国外交，可归纳为五个亮点：一是落实“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二是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三是积极运筹大国关系；四是稳定和改善周边关系；五是迅速提升保护海外利益的能力。

目前，中国的海外能源供应已经形成多渠道、全方位网络，更多的石油和天然气来自俄罗斯以及中亚。现在北京的雾霾已经明显减少，重要原因就是用上了来自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取代了燃煤。所有管道投入使用后，整个中国的雾霾问题将全面缓解。

现在，我们来看看世界各地过去一年的发展态势。

欧亚地区：2017年欧亚地区形势基本平稳。影响地区安全形势的主要变量起伏不大，各国政治、经济向好过渡，成为平抑各种安全威胁因素的重要条件。但是，在全球和周边地缘政治格局大动荡、大调整的背景下，一些原有变量发展趋势值得关注。同时，又有一些新的变量出现，并加入了对未来欧亚地区形势走向的综合影响力中。

俄罗斯在叙利亚的两年军事行动收效显著。一方面，保住了俄罗斯在叙利亚塔尔图斯和拉塔基亚的海空军基地，维持了从沙俄帝国-苏联时代继承下来的地缘政治遗产，使俄罗斯深入地中海的军事支点能在今后与美国-北约的战略博弈中继续发挥作用。

俄罗斯力推“欧亚经济联盟”务实发展，继正式条约于2015年生效后，2017年在规则、标准、机制等重要方面取得进一步成果，在能源、商贸、金融、海关等方面签署一系列协定，并以“欧亚经济联盟”名义在亚太、欧洲、美洲拓展市场，大大缓解了乌克兰危机以来遭受制裁严重打击的经济困境。

中亚地区：中亚各国民族国家政体建设和社会发展模式转型进入关键期。一方面，由于政治制度的不断完善，中亚各国抗风险能力逐渐构建起来；另一方面，由于转型时期内外矛盾的积累和苏联解体后持续的能量释放，引发个别国家社会动荡的隐患一直存在。

东北亚：当前，东北亚局势由于三大因素的影响而处于复杂的胶着状态，并在这种胶着中酝酿着巨变。这三大因素分别是美国因素、中等强国因素、朝鲜因素。

中美关系是冷战后亚太地区的核心关系。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战略将中国从冷战后期的“战略平衡合作者”改为“战略防范对象”，实行“接触+遏制”战略。美国的战略思维一直建立在硬实力绝对优势和软实力充足自信的基础上。

但自奥巴马时期开始，一是因为中美两国硬实力差距逐步缩小，二是因为美国的软实力自信逐步动摇，奥巴马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希望通过集中优势兵力于亚太，利用硬实力调动盟友力量，形成软硬一体的遏制力。

而如今的特朗普时期，美国开始出现末日感。一是对中国将在不远的将来从经济总量上超过美国有紧迫感，二是感到在军事力量上正从绝对优势变为相对优势，三是在软实力上感到“美国价值观”正失去感召力。因此，在新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美国开始明确地将中国指为“战略竞争者”，而在外交政策中则提出“印太战略”，鼓励盟友对华采取“遏制”行动。

南亚地区：南亚国家政局维持基本稳定，大国控局能力较强，小国处于转型期。经济上，地区各国内部需求强劲、低油价、基础设施支出增加、宏观政策支持、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攀升等因素，使得地区整体经济保持较高增长。安全方面，南亚总体形势严峻，仍是全球暴恐活动高发区。

外交方面，从特朗普2017年抛出南亚新战略，到安倍力推“亚非自由经济走廊”，南亚在域外国家的外交布局中愈发重要。凭借独特的地缘位置、巨大的市场空间、蓬勃的经济势头，印度在复杂微妙的大国角力中赢得某些青睐。莫迪积极推行“超越地区视野、追求大国地位，大国总体平衡、对美外交为首，营造周边安全、对华份量加重，拓展更多伙伴、域外国家优先，推广印度制造、服务国内经济”的外交政策，国际和地区影响力明显提升。

中东地区：2017年，中东地区先后经历特朗普“限穆令”、土耳其修宪公投、卡塔尔断交风波、特朗普威胁退出伊朗核协议、沙特反腐行动、埃及恐袭事件、俄罗斯从叙利亚撤军、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伊朗反政府示威等事件。

在叙利亚政府的努力以及包括伊朗和俄罗斯等地区大国和域外大国在内的外部势力的支持下，叙利亚政府渡过最艰难时期，巴沙尔政权得以继续存在。在各方猛烈打击下，特别是在叙利亚政府军和俄罗斯部队联合攻击下，发端于中东地区的“伊斯兰国”节节败退，全线崩溃。

非洲地区：2017年非洲稳步求发展，经济增长重获动力，但面临经济、社会、政治、国际关系等多重挑战。

2016年非洲经济增速创20年来最低水平，2017年非洲经济受益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拉动、一体化的推进，进入“弱复苏”轨道，呈现平稳发展态势。

联合国预计2017年非洲经济增速达3%。若除去占据非洲经济总量半壁河山的尼日利亚和南非，撒哈拉以南地区其他经济体2017年增速预计为4.4%，高于全球经济3.6%的平均水平。

非洲54个国家发展的异质性更加突出，尼日利亚、埃及、南非、阿尔及利亚、安哥拉五大经济体增长预期较好，但面临诸多严峻挑战。

经济层面，非洲货币贬值、通胀高企、增长低迷，需要推动经济多元化发展；社会层面，急需采取措施，为青年创造教育和就业机会；政治层面，政府公信力下降和暴恐活动猖獗，需要改革以加强执行力和影响力。

2017年大国对非政策的差异化明显。欧美发达国家对非合作处于低潮，而日韩及其他新兴大国如印度和土耳其，正逐渐将中国确立为追赶、效仿、竞争目标。

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其“经济挂帅、美国优先”原则给非洲经济带来流动性紧缩、经济和安全援助减少、贸易保护上升等方面的影响。

日本对冲中国在非影响力的企图明显。安倍承诺，日本将在未来3年对非投资约300亿美元，并承诺为非洲实施人才培养计划。

欧洲地区：经过一系列危机冲击后，欧洲逐步站稳脚跟，2017年形势总体上趋于稳定。

首先是欧洲的经济和社会情况趋稳，这证明欧债危机已经结束，其引发的问题正逐步消化。

其次，欧洲共同防务2017年得到较好发展。经过多年停滞后，近两年欧盟内外形势的重大变化迫使成员国重新审视安全和防务领域的一体化问题，连续推出多项新举措。防务领域运用“多速欧洲”理念，极大克服了欧洲共同防务建设的制度性约束，为未来深化防务合作打开了更大空间。

第三，从2017年情况看，欧盟国家内部在威胁认知、优先需求、一体化发展方向等多方面的差异依然体现得非常充分。中东欧国家对俄罗斯的威胁十分担忧，南欧国家更多关注中东和北非地区动荡，德国对来自其他大国的竞争尤其敏感。在推进一体化发展方面，波兰等中东欧国家存在依靠美国和深化欧洲共同防务之间的矛盾，南欧、北欧国家与法德之间有分歧，而法国和德国在具体路径选择上的立场不一致。

察哈尔学会高级研究员成锡忠综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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