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于洪君，察哈尔学会国际咨询委员会委员、首席研究员，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原副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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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1910年被日本吞并以前，曾作为统一的封建王国存在近百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美苏两国约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区占领朝鲜。1945年12月，美英苏三国外长会议决定，由美苏两国共同筹划成立朝鲜临时政府，把朝鲜变成一个独立国家。但是，1948年5月，南朝鲜方面在美国策动下举行大选，成立了国民议会，7月通过大韩民国宪法，选举产生了国家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北方于8—9月间也进行了选举，正式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朝鲜从此分裂为南北两个部分。

   中国与朝鲜山水相连，两国人民的传统联系源远流长。1949年10月中朝建交时，双方领导人都确信，两国建交并加强团结合作，对双方今后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同时也是对世界和平事业的莫大贡献。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南北双方爆发战争。在这场战争中，中朝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两党两国间的密切合作，经历了血与火的严峻考验。

   当时，新中国建立和巩固人民政权的斗争相当艰巨，恢复国民经济和组织新社会的工作百业待兴。但是，美国发动对朝战争，把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国土上，直接威胁到朝鲜的独立和自由，威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威胁到远东和世界的和平。在战火已经烧到家门口，朝鲜领导人急切期望并直接请求中国出兵帮助作战的情况下，中国领导人感到，对于朝鲜所发生的事情，无论从爱国主义教育角度来说，还是从国际主义角度来说，中国都不能袖手旁观。用周恩来的话说就是：“现在不是我们要不要打的问题，而是敌人逼着我们非打不可。”中国领导人为维护本国安全和主权、保卫东北亚及世界和平与稳定，于1950年10月8日发出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的命令。

   朝鲜战争是新中国千方百计力图避免但最终不得不介入的一场大规模的区域性战争。自1950年6月美国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命令其海军进入台湾海峡时起，中国为防止局势恶化曾经作了多方面的外交努力。譬如，毛泽东主席曾警告美国：“美国对亚洲的侵略，只能引起亚洲人民广泛的和坚决的反抗。”中国政府多次谴责美国的“武装侵略”，反对联合国通过支持美国武装侵略朝鲜的决议，要求联合国制裁美国侵略并采取措施迫使美国从台湾和属于中国的其他领土撤军。中国还多次明确表示：中国人民绝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在当时特定的国际形势下，中国领导人决定派志愿军到朝鲜参战，还有一个更深邃更长远的战略考虑，这就是争取使朝鲜半岛的局势朝着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有利的方向发展。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周恩来在苏联就此事进行磋商时，毛泽东发去的指示电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种看法。但总的说来，中国抗美援朝没有私利，因此，毛泽东曾亲自下令，要求志愿军必须“全心全意地拥护朝鲜人民，拥护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拥护朝鲜人民军，拥护朝鲜劳动党，拥护朝鲜人民领袖金日成同志”，“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不拿朝鲜人民的一针一线”。

   1953年7月，在朝鲜战场上焦头烂额的美国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在这场2年零9个月的战争中，中朝两国军队共同歼灭以美国为首的十六国侵朝部队和南朝鲜军队总共109万人。中国为朝鲜提供了援助物资560万吨，开支军费60万亿人民币(旧币)，死伤志愿军36万余人。中朝两国人民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抗美援朝战争打出了中国人民的士气和新中国的国威，灭了美帝国主义的威风和侵略气势，有力地维护住了东北亚地区的战略稳定。另一方面，这场战争也增大了美国对新中国的仇恨，强化了美国控制台湾的决心，增大了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难度。但总的看，这场战争是维护正义、反对强权的英勇壮举，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壮丽诗篇，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进程建树的历史丰碑。

   朝鲜战争后，用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得到全面发展。1953年11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访华。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民族代表团与朝方代表团进行了多次会谈。双方在会谈中商　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传统友好关系，以保障两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保卫远东及世界的持久和平；愿为和平统一朝鲜而与一切相关国家合作；中国帮助朝鲜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和发展文化交流。为实现这些目标，中国决定，自朝鲜战争爆发至1953年底中国向朝方提供的一切物资和现金全部无偿赠给朝方，未来4年内，中国再向朝鲜提供8万亿元(旧币)赠款。

   访问结束时，两国签署了经济文化合作协定等一系列文件，双方高度评价中朝之间“牢不可破”的友谊。金日成在庆祝协定签字的讲话中说：中国人民在朝鲜最困难时期给了朝鲜人民以血肉援助，现在恢复经济时期又给予巨大援助，将成为鼓舞我们走向新胜利的力量源泉．毛泽东在宴请朝鲜代表团时说：中国与朝鲜是互相帮助的，“没有朝鲜人民的英勇斗争，中国是不会安全的”。因而，朝鲜战争的“胜利是共同取得的”，“是国际性的”。他还谈到，朝鲜“处在第一道防线，我们是处在第二道防线，是个后方，因此，他们打了胜仗，就是对我们的帮助；他们恢复了经济，也就是对我们的帮助”。

  此后，中国一直将朝鲜视为维护本国和东北亚地区安全的战略屏障。中朝两国关系被比喻为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关系。双方在各个层面的友好交往，就像“走亲戚”一样频繁。例如，1954年朝鲜一个代表团访华，成员多达420人，在华逗留长达43天，参观7个城市55家工厂。当年秋天，金日成来华参加新中国国庆活动。1955年，中国副主席朱德访朝，参加朝鲜“8·15”解放10周年庆典。1956年4月，中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聂荣臻率中共代表团出席朝鲜劳动党三大。同年秋，朝鲜次帅崔庸健来华参加中共八大。两国领导人频繁互访，增进了相互间的理解和信任，为不断巩固、发展和丰富两国关系，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活力。

   1957年11月，毛泽东主席利用在莫斯科参加国际会议之机，向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提出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全部撤出朝鲜的问题，双方进行了初步讨论。1958年2月，朝鲜提出了一切外国军队全部撤离朝鲜的建议，得到中国政府的坚决支持。中国派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到平壤具体商讨相关事宜。双方在会谈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将于1958年底以前全部撤离朝鲜，朝鲜方面对此表示完全同意。声明同时还特别指出：“中国人民和朝鲜人民有着休戚相关的利益，帝国主义对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任何侵犯，中国人民过去没有，今后也绝对不会置之不理。”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分三期全部撤离朝鲜，只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中留下代表，目的是要与朝鲜人民军代表一道，监督停火协议的执行。但是，美国没有理会朝鲜的建议，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仍然留在半岛南部，并且还不时地制造紧张局势。

   美军拒绝撤离朝鲜，使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始终面临威胁，中朝两国决定以缔约方式加强双方的传统友谊，以共同保卫两国人民的和平建设，维护东北亚地区的稳定。1961年7月，朝鲜领导人金日成来华，双方就缔约问题交换了意见。经过谈判，中朝两国于7月11日签署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中方十分重视这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文件。在朝鲜驻华使馆为此举行的庆祝宴会上，周恩来发表了题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朝鲜人民和平统一祖国》讲话。他盛赞这部条约“以法律的形式把我们两国人民用鲜血结成的战斗友谊加以肯定”，认为“这个条约对于全面发展两国友好合作关系，保障两国共同安全和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都将发挥出极其重要的作用”。同年9月10日，该条约正式生效。

   中朝签署友好条约后，两国在各个领域中的交往与合作进一步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相互支持和配合的力度也进一步加大。但此时正值中苏关系恶化，国际共运发生分裂，由于对苏联的认识不同，中朝之间出现了一些分歧。虽然如此，双方仍保持着高层接触的传统。1964年新中国建国15周年时，崔庸健率朝鲜党政代表团来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中国领导人全体出面会见朝鲜客人。双方的传统友谊至少在外界看来是坚不可摧的。

   1966年中国开始了“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迅速泛滥，中朝关系变得复杂起来，两党两国关系急剧降温，领导人之间的正常交往和各个领域的合作基本中断。尽管如此，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事关朝鲜安全和主权，事关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问题上，中国仍一如既往地站在朝鲜一边。例如，1968年1月，美国武装间谍船普韦布洛号被朝鲜人民军俘获，朝美关系骤然紧张。中国政府毫不犹豫地发表声明，旗帜鲜明地支持朝鲜的正义行动。这件事为中朝两国重新靠拢并恢复传统关系创造了重要前提。

   1969年9月，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崔庸健出访越南后途经北京，就改善中朝两党两国关系问题与周恩来总理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表达了愿意改善关系的良好意向。当时，中国特别警惕苏联倡导的“亚洲集体安全体系”，朝方就此明确告诉中方，朝鲜不支持这个建议。这一表态为双方加强互信，共谋合作创造了良好气氛。这一年，中国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一片混乱中迎来了建国20周年，没有邀请任何外国代表团来华参加国庆，但对朝鲜，中方采取了区别对待的做法。9月30日下午，中方突然通知朝方，决定单独邀请其代表团访华，朝方立即接受了邀请。当晚１１时，朝鲜高级代表团专机降落在北京机场，受到中方极高规格的礼遇．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上与崔庸健团长进行了友好交谈。针对当时美国与日本加紧靠拢、朝鲜对此深感忧虑这一特殊情况，毛泽东对崔庸健表示：美国同日本、南朝鲜、台湾拉得很紧，目标不仅是朝鲜，同时还有中国，“所以我们两国要靠紧，”“咱们关系不同，应该搞好关系”，“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毛泽东与崔庸健的亲切谈话，为中朝两党两国重新加强高层领导人的直接交往创造了良好气氛。1970年1月，毛泽东批准了周恩来访问朝鲜的计划。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又专门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1970年4月，周恩来总理在时隔12年后第一次访问朝鲜。访问期间，周恩来与金日成进行了四次共16小时的会谈。双方相互通报了1965年以来各自国内的情况，就两国关系、东北亚局势和国际形势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广泛谅解和共识，发表了充满团结战斗精神的联合公报。双方都认为，这次访问为进一步加强和发展中朝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基础上的传统友谊和合作作出了新贡献。

在朝访问期间，周恩来多次申明：“共同的利害和安危，把我们两国人民联系在一起，团结在一起。面对美日反动派新的侵略和战争威胁，中朝两国人民必须紧密团结，加强战备，共同对敌。”他还郑重宣布：中国政府和人民将一如既往，为巩固和发展中朝两国的战斗友谊和团结而努力。此后，中国多次表态，支持朝鲜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各项政策和主张，包括在高丽联邦框架内实现民族统一的建议。

1971年7月和1972年3月，周恩来又先后两次对朝鲜进行了内部访问。第一次访问是为了向朝方通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华的情况，第二次是为了通报中国接待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情况。朝鲜第一副首相金一，也曾专程来华，通报朝方对中国即将接待尼克松的看法和朝鲜关于半岛问题的最新立场，希望中方在中美高级会晤时予以转达。两国的相互信任和理解进一步加强。

   当时，亚洲地区形势仍相当紧张，美国不断扩大在越南的军事行动，全面加强了同日本的军事合作，日本军国主义势力迅速抬头，亚洲邻国，特别是中国和朝鲜深感不安。朝中两国都把反对美国在亚洲的侵略政策，反对美国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当作国际斗争的一个重要任务。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利用与美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向美方转达了朝鲜关于和平解决半岛问题的政策和主张。由于中方的努力，尼克松访华后双方在《上海公报》中专门载明：中国“坚决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1971年4月12日提出的朝鲜和平统一的八点方案和取消‘联合国韩国统一复兴委员会’的主张”。

   1972年，金日成就国家统一问题提出了自主、和平统一、民族大团结三项原则，促成南北对话并共同发表了《联合声明》，中国对此表示积极支持。1973年11月，由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争取，联合国大会就半岛局势通过了有利于朝鲜的决议。1975年，中国又联合阿尔及利亚等43国，推动联合国通过了《在朝鲜把停战转变为持久和平、为促进朝鲜自主和平统一创造有利条件》的决议。中方始终注意朝鲜的安全，在国际事务中一贯坚持原则立场、捍卫中朝两国共同利益的做法，得到了朝鲜方面的肯定和赞赏。

   1975年4月，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共和国主席金日成率党政代表团正式访华。这是金日成1961年以来对中国进行的第一次正式友好访问，也是金日成1972年出任国家主席后首次出访国外。当时，印度支那3国反对美国侵略的斗争取得重大胜利，越南人民通过武装斗争实现了国家统一。在这一背景下，国际社会对金日成访华意图议论纷纷，西方有人甚至断言，金日成此访目的是要说服中国支持武力统一半岛。中朝两国领导人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了意见，取得了完全一致的看法。在半岛问题上，中方坚持一贯立场，重申继续支持朝鲜方面提出的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双方在联合公报中确认：中朝两党两国之间的“战斗友谊和革命团结”“日益巩固和发展”，“这种友谊和团结完全符合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1976年中国“文化大革命”结束，但毛泽东、周恩来和金日成等老一辈革命家共同开创的中朝友好事业后继有人，不断向前发展。1978年9月，邓小平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朝鲜，就中国现代化建设、世界战争与和平、巩固和发展两国关系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换了意见和看法。中朝关系此后一直保持着总体稳定并持续发展的传统势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