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学的傅老

傅高义（Ezra F.Vogel），哈佛大学教授，《日本第一》《邓小平时代》的作者。在本书中，我还是叫他“傅老”吧。不管是写邮件还是当面交流，至今我只叫过他“Vogel-sensei”。“sensei”在日文中写作“先生”，意思是“老师”。我觉得这样最亲切。他一直叫我“Kato-san”。“san”在日文里是没有汉字的，但却是日本最常见、最普遍，又带着尊敬和亲切的称呼。

毫不夸张地说，傅老是我的恩师，在美访学三年，从头到尾，他都一如既往地帮助、照顾我。第一年在哈佛肯尼迪学院，第二年在哈佛亚洲中心，第三年到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均是傅老帮我提前联系上述研究所的相关负责人。没有他的介绍，我这个在美国没人认识的东洋人怎么可能踏进那些学术殿堂。

我到哈佛安顿好后就给傅老发了邮件，告诉他我已经平安抵达，询问最近有没有空，想过去拜访一下。他很快就把他家的地址和具体时间写给我。从此以后，我和他之间全部通过邮件联系，没有通过电话，我也不知道他家的电话以及他有没有手机。我写邮件给他，他回复惊人地快。我在哈佛度过了四个学期，在学期内，傅老和我平均每两周单独见面交流一次，都是提前约好具体时间，如4pm,Sep 30。谈话最短半个小时，最长一个半小时，平均一小时。

我后来发现，这也是美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之间不成文的规矩，见面交流，无论动机和内容是什么，一般不超过一小时。当然，若是学生找老师聊下一步计划等事宜，一刻钟到半小时也是常见的；若是老朋友之间的重聚，两三个小时，也属正常。我在美国三年中的大部分会面，要么是我到对方的办公室坐一坐，要么在外面的咖啡厅边喝咖啡边聊天，时间一般都在一个小时左右。我觉得这是一个合理且有效率的规矩，大家都很忙，时间太长等于耽误各自的事情，一个小时的认真交流可以让大家以较短的时间获得较大的收获。太长，会感到疲惫，注意力也难以集中。

和傅老单独交流，从来都是我到他家访问。他1930年出生，比我年长54岁。看上去，他的身体依然强壮，精神也很矍铄，每天跟不同的人讨论和交流（我没问过他，但据我了解，他每天至少有3—5个小时是在跟不同的人、用不同的语言交流），还在学校里主持各种讨论会，在国内参加各种会议，还参加电视节目、接受采访等。他还会到太平洋的彼岸——日本、中国等访问、参加会议、发表演讲，到中国的大学、书店里跟学生、读者进行交流。当然，他一直坚持做研究，写书。他的体力和毅力，实在是令人感叹和敬佩。究竟是什么支撑他那么拼命、退而不休地辛勤工作？我觉得原因主要有两个：首先是他对工作的热爱和激情。他对日本问题、中国问题、中日关系、中美关系、美国外交政策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持续拥有浓厚的好奇心，而且，为了找到答案，他会用一切能用的方法去探索。有一个细节我想分享一下。我们约见面时间，通常是我主动发邮件给他，列出两三个时间段，问他有没有空，然后他选定一个时间。若最近没空，他就直接回复说“最近没空”“到了下个月再给我发邮件”之类的话。不过也有他主动约我的情况，他同样会给出两三个时间段，让我选择。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还有些害怕。因为根据我在日本和中国的经验，这么大牌的学者不太可能主动找我，傅老的“异常举动”让我以为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或是要向我宣告什么事情。见面后才知道，原来是他想听听我对中日关系和中国政治，尤其是改革开放未来走向（2012年9月发生了中日之间所谓“国有化”事件，傅老一直关心此事；那段时间，中共十八大即将召开，傅老也很关注）的观点和看法。

傅老在跟我交流时就像小孩子一样，“天真烂漫”地提出各种问题，然后把我们的对话记在本子上。长期相处下来，我发现傅老穿的袜子总是有洞，有的洞还很明显，肯定穿了好长时间，但他一点儿都不在乎。我发自内心地尊敬这位长者，他集中精神做他所热衷的事情，其他的不在乎（其实，他的裤子往往也很破，早就变松了）。我从他的气质和风格能够感觉到，他有日本人的“职人”精神，也就是最近中国流行的“工匠精神”。

我第一次与傅老见面是用英文交流的。在去他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见面时用什么语言交流，傅老是从事日本研究和中国研究的学者，但我不了解他的日语和汉语水平，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一个人研究某个国家，不一定要完全精通那个国家的语言。而且，我也不知道他在语言使用方面的习惯。那就用英文吧。……但人家是大牌学者，我用英文会不会失礼？……

其实，后来我每次去傅老家都会紧张，大约15 分钟的路程里，我要整理思路，梳理观点，设想场景，想着如何让今天的见面尽可能地有意义，彼此都能有所收获，前提是不失礼于他。为此，我必须多付出一点，在他面前尽量发挥。

我一般会提前10 分钟到达，在傅老家周围转来转去，继续整理思路，那段时间会特别紧张。虽然傅老很随意，很和气，但从我们第一次见面到最后一次见面，我的紧张程度丝毫没有变化。大概离约定时间还有5 分钟，我来到他家门口，继续整理思路，调整心态，深呼吸，再深呼吸，然后按门铃。我能听到他从屋子里走过来，给我开门，以很灿烂的笑容迎接我：“Hi，Kato-san，come in ！”

尽管我的年龄比傅老的孩子还小，但他一直把我看作平等的对话者。如此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学者以这样的姿态跟我这个小人物交流，我至今未见过第二人。虽然我在中国和日本也请教过不少很谦虚、很礼貌，也很关照晚辈的长者，但傅老的纯粹和他一点架子都没有的姿态还是独一无二的。当然，公平而言，这也与美国人的性格有关。在美国，人跟人交往时的心态是普遍开放的，社会地位截然不同的两个人也互相叫名字，随意握手、聊天。这种社交文化在日本和中国十分罕见。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说，真没想到（虽然这样的表达有些不礼貌）傅老的汉语和日语说得那么流利，运用得相当地道。凭我的感觉，他的日语和汉语水平相差无几，至少我是没有见过能够同时把日语和汉语说得那么好的美国学者。我们后来的交谈基本上以英语为主，这跟第一次见面时用英语交流有关。不同国家的人交流，不管他们的语言水平如何，往往会用第一次见面时使用的语言交流下去，这样最自然，否则会觉得别扭。我在哈佛肯尼迪学院访学期间结识的一位日裔女士的英文和日语均是母语水平，但她对我说：“我跟傅高义教授从来只用日语交流。因为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用的是日语，之后也没改，改过来也有些不自然，彼此觉得不好意思。”她说得很对，我有同感。

我跟傅老偶尔也用日语或汉语交流，其实，这不是自然转换的。往往是傅老提议的：“Kato-san，我下周要去日本出差，要在XX 地方用日语做演讲，我要好好练习日语”；“Kato-san，我这次到中国，要用中文接受采访，跟学生交流”。然后他就主动但很自然地用日语或汉语跟我交流。我想说的是，他那时已经82 岁了，又是大牌学者，却还像学生似的，笑着说“我要练习汉语”。

傅老的忧虑

傅老对美国大学近期培养人才的方法有些意见。他说，包括哈佛大学在内，均不够重视地域研究（regional studies）。他说，研究一个国家及其政策，必须深入到它的社会、文化、语言等，但现在的高校都过于重视量化分析，博士生要拿到博士学位，就必须从统计学等角度进行“科学分析”，学生们根本没有时间和精力去了解被研究国家的社会、文化、语言。当然，傅老没有说统计学不好或量化分析不对，但研究中国这样的国家，光靠这些技能是不够的，需要从地域研究的角度培养人才，否则美国的中国研究会出问题。傅老说，他念博士的时候不是这样的，那时的哈佛相当重视地域研究，他担任过主任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也为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现在的情况让他很担忧。其实，他的担忧，我也在哈佛攻读博士的学生中间觉察到了，有一个在普林斯顿大学拿到博士，后到哈佛肯尼迪学院做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博士后研究的美国朋友对我说：“我想将研究深入到解放军内部的文化，这些对我们了解中国军事问题很重要，但我的导师和学院非要我从统计和量化的角度研究解放军的动态。我也很无奈。”

傅老对自己的祖国——美国社会，以及自己的研究对象——中国和日本的社会是有关怀和责任意识的。“Vogel-Juku”（傅高义私塾）是一个专供在波士顿地区（以哈佛为主）学习的日本学生关注和讨论日本问题的平台。私塾的塾长当然是傅老，还有几名办事员，他们在与傅老协商的前提下敲定时间和议题，每月“开班”一到两次，每次有二三十个成员，被分成几个组（经济、安全等），先由某个组发表观点，然后所有成员进行讨论。我们一般下午5 点多的时候来到傅老家里，先吃饭，傅老提前订好寿司和比萨，还有啤酒和软饮，成员付一点餐费（不到10 美金）。我相信，每一次，傅老自己是掏了不少钱的。

吃完饭，聊聊天，6 点左右正式开始。先由负责当天议题的小组做一个报告，然后进行开放式讨论，直到8 点。地点就在我和傅老每次见面的房间里，有的坐在椅子上，有的坐在地上。讨论过程中，傅老随时提问、发言、总结。对于我们日本人（背景五花八门，当官的最多，还有企业家、国际组织工作者、学者、记者等）来说，能够与这位《日本第一》的作者进行面对面交流，了解美国知名学者对日本内政、外交的真实想法，着实难能可贵。而且，我们这些参加讨论的人也通过“傅高义私塾”有了私交，那往往是一辈子的缘分，我们通常会在“下课”后到哈佛广场的John Harvard 酒吧继续喝，继续聊，大概聊到11 点。多亏了傅老！

其实，我真的没有想到，到哈佛大学以后能够认识那些活跃在各自领域的祖国同胞，并通过真诚的交流建立了信任关系。对我来说，不管以后在什么地方、以什么样的身份从事哪方面的工作，在哈佛期间建立的人脉是一辈子的财富。我离开哈佛已有两年多，与在“傅高义私塾”结交的同胞一直有联系，每次见面都会讨论“国家大事”，我感到很幸福。我们日本人之间经常聊傅老，大家比较统一的评价是：傅高义先生是充满人格魅力的教育家。当然，傅老也想通过办“私塾”来了解日本各领域的人对当下日本问题的看法，每次活动中，傅老都是记笔记最多的人，他是抱着学习和研究的态度“参加”私塾的。傅老在自己感兴趣的领域里始终抱有强烈的好奇心和可怕的饥饿感。据说，傅老也为在哈佛等大学学习的中国学生提供类似交流和讨论的平台。我很理解他同时研究中国问题和日本问题所遇到的各种难处，为解决这些难处，他应该也需要运用各种各样的策略。

傅老非常关心日中关系。我刚到哈佛不久，日本与中国之间发生了所谓“国有化”事件，日中关系陷入了明显的低潮。中国国内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日游行”。那段时间，我经常跟傅老一起探讨日中之间应如何重建信任，改善外交关系。我记得很清楚，傅老一直认为日本与中国之间缺乏“渠道（pipeline）”——突发事件发生以后，两国之间能够进行有效、及时的沟通，并把沟通转换为解决问题的渠道。在他看来，两国之间这种渠道是欠缺的，即使有，也起不到应有的效果，无法推动问题的解决。而且，傅老关心的不仅是当下的欠缺，他指出，渠道是需要跨越领域、世代培育的，“日中关系想要长期健康发展，两国需要培养年轻一代之间的沟通渠道。Kato-san，这方面你要好好努力，多跟中国的年轻一代建立信任关系——那种任何时候都可以坦诚交流的关系”。我觉得，这正是他对日中关系的关心和责任意识。

现在回过头来看，从2012 年9 月至2014 年8 月期间，傅老和我的交流中，保守估计，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内容跟如何建立健康的日中关系有关。在2016 年下半年的一封邮件中，傅老向我介绍了他最近的研究。他正在写一本从奈良时代到今天的日中关系史。“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学习，恐怕还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再过几年，他都要90 岁了。我真不知道用什么词汇来形容傅老的求知精神。

有一次，傅老主动约我会面，他告诉我明天即将到东京担任美国驻日本大使的卡罗琳· 肯尼迪（Caroline Kennedy，也是前总统约翰· 肯尼迪的女儿）会到他家，商量到东京开展工作的事情。“我想给她一个有意义的建议，而且，我认为，她应该不仅为美国和日本之间，也应该为日中关系的改善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Kato-san，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或建议？”

曾在美国政府担任过负责东亚问题官员的傅老在决策圈内依然保持着独特的影响力，许多国家，尤其是美国、日本、中国的决策者经常向他寻求建议。

我听完问题，想了想，从中美日关系和女性外交的角度谈了一点自己的看法。我不知道傅老后来怎么评价我的想法，也不知道他对肯尼迪大使说了什么。这么重要的事情也向我这个缺乏知识和经验的晚辈咨询，说明傅老的心态是开放的，姿态是谦卑的，状态是务实的。回家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希望自己将来也能成为像他那样的“老人”。

作者：加藤嘉一，察哈尔学会国际传播委员会委员、辽宁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客座教授

来源：微信公众号：经济观察报书评，2017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