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察哈尔学会副秘书长、高级研究员王冲在察哈尔学会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研讨会上的致词。
各位专家，各位同事，媒体的朋友们：
大家下午好，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察哈尔学会有幸邀请到国内研究日本问题和中日关系极具影响力的专家到场，共同探讨中日关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深感荣幸，也对各位的到来表示衷心的感谢！
作为主办方，请允许我占用一点时间，抛砖引玉，对中日关系谈一点粗浅的看法。
一、中日历史问题的博弈
1972年，尼克松访华的“越顶外交”之后，中日迅速建交。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为日本首相田中角荣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他代表日本政府对过去日本政府“给中国人民添了麻烦”表示歉意。当日本翻译说出“添了麻烦”这句话时，宴会厅里马上发出了“嗡嗡”的议论声，大家觉得这个说法太轻飘飘了。
第二天正式会谈的时候，周总理严正地向田中指出了这个措辞的问题。后来，在《中日联合声明》前言中还特意这样写明：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表示深刻的反省。
同样是在1972年的谈判过程中，中方表示放弃战争赔偿，理由是战争是日本军阀发动的，不应该让日本人民来承担。在钓鱼岛问题上，双方则搁置了归属。
这样，中日迅速建交的同时，也埋下了隐患。
及至1978年邓小平访日，气氛非常友好，谈到钓鱼岛问题时，邓小平表达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想法，还说我们这一代或许不是足够的聪明，想不出办法，问题可以交给下一代解决。
随之就是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在日本人眼里中国就是大熊猫的国度，很落后，很贫穷，但很可爱。那个时代，是《阿信》、《聪明的一休》热播的时代，是日本制造意味着优良品质的时代。
胡耀邦访日，提出邀请3000日本青年访华，从而把中日友好推上了一个高潮。负责接待3000日本青年的秘书长，就是前总书记胡锦涛。后来这些人回访中国时，我曾跟随报道，胡锦涛接见了他们。当时访华的一位日本歌星芹洋子过生日，胡锦涛亲自去送礼物。
1989年之后，日本是发达国家里面第一个和中国恢复正常关系的国家。
江泽民总书记访日，是中日关系的第一个转折点。因为韩国得到了日本的官方正式道歉，但没有给予中国，中国随之开展了一系列爱国主义宣传。
小泉纯一郎担任日本首相后，一开始还到卢沟桥的抗战纪念馆参观，但后来由于参拜靖国神社，中日陷入政冷经热状态。
安倍第一个任期，中日关系扭转，开始破冰之旅，之后一度持续改善。民主党上台后，更是提出了回归亚洲的口号。
然而好景不长。因为钓鱼岛问题，中日一度紧张对峙。因为毒饺子、中国反日游行等报道，日本对中国的亲近感直线下降；反之亦然，中国对日本的厌恶度持续攀升。有诸多调查数据为证，在此不再重复。
近几年，中日关系也进入新的一轮博弈。相较前任，安倍更加强硬，无论历史问题还是钓鱼岛争端，都摆出一副死磕的态势。中日不仅互相指责，还在世界范围内展开争取支持的竞争。
二、当前中日关系的四个特点
当下，中日关系有四个特点。
首先，中日的战略竞争态势没有变。
亚洲长期以来是中国为主导的朝贡体系，中国独大；近代以来，日本脱亚入欧，实现富国强兵，称霸亚洲，开始给亚洲带来灾难。如今，中日两强并立，双方谁都不太适应。这个态势，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
对此，中国人过于乐观，认为日本在衰退；日本人又过于悲观，过高估计了自身的衰退和中国的成长。这种思维方式的不同，极容易导致错误的认知和战略上的误判。
其次，日本的战略基石是日美同盟，而美国的策略则是重返亚洲，日本始终是美国全球战略的一个棋子。这个基本态势没变。
第三，中日两国均面临民族主义抬头的压力。
日本修宪，便是明证。安倍晋三一直主张修改宪法第九条，并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近日，安倍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舆论认为，其目的是可能是为了完成修宪。在中国，讲中日友好也面临压力，有些事情涉及日本就会有麻烦。比如说，近日东方航空公司918会员日去北海道立减500，就引发轩然大波。
第四，中日相互不信任增加。
日本，曾经给亚洲带来深重灾难，一旦废除和平宪法的关键条款，会向何处去，令人担心。而中国在崛起后，会做什么，也令外界担心。
三、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在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之际，我们该做些什么？
第一，在官方不方便高调接触的情况下，鼓励或默认民间的交流。需要保持企业家、文化界人士的密切沟通，以及国民之间，尤其是青年人的交流。所幸，中日之间，这方面基础良好，只要继续强化，就算中日关系不能做到完美，也至少可以保持和平、理性的交往。
第二，从战略上，不应把日本看作敌人，可以看作既是竞争对手，也是合作伙伴。但也不要幻想中日相互之间回到20世纪80年代相互欣赏的境地。
第三，从合作角度看，应该推进中日自贸区的建设，进而推动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甚至，筹划在不远的将来，中日韩加东盟的合作模式。这才是中日关系的未来所在，也是东亚共同谋取发展的正确道路。